封面新聞記者 劉葉 攝影 雷遠東
7月22日下午，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三星堆研究院學術院長、蜀道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孫華，在阿來書房帶來名人大講堂「蜀道文化季」的第四講——【蜀道的三重意義——以蜀道與茶馬古道關系為中心】。講座現場，孫華先解釋了「蜀道」和「茶馬古道」的含義，同時圍繞蜀道的開辟時間、開辟意義和修建特色等內容進行解讀。
孫華回答青年傳習誌願者提問
講座結束後，四名青年傳習誌願者帶著問題向孫華教授請教。
四川博物院收藏了一件宋孝宗寫給四川的抗金名將虞允文的手詔，是國家一級文物。川博工作人員呂靜的提問從這件手詔說起：「在南宋時期，孝宗是一個主張北伐的皇帝，他為何把虞允文這麽重要的大臣放在四川？是不是能說明當時川陜戰區在全國占有非常重要地位？另外，古蜀道在川陜地區統治中是否也發揮重要作用？」
呂靜
孫華著重講解了南宋時期川陜地區的軍事布局。南宋的四川，尤其是利州路面積較廣，給南宋保護長江上遊門戶提供了緩沖地帶。南宋在此地設定重重防線，連綿的堡寨、縱橫交錯的地網、三支大軍均在此地防止金兵入境。「除此之外，為了保命，百姓一到戰爭時期，要到山上建立山城，把自己的人員、財產帶到山城裏面，形成城寨結合的保護體系。」正是依靠此類體系，南宋將金兵牢牢擋在秦嶺以北。
「南宋為了防止地方或大臣，尤其是武臣反叛，朝廷將官僚的權力進行分割，互相牽制。戰爭時期需要快速決斷，調動各方力量，互相牽制的權力設定就不靈了。」孫華介紹，宋孝宗在北伐時期設定了權力相對集中的安撫使以及後來安撫制置使，都是特殊時期強化集權統治，便於應付瞬息萬變戰場形勢的一種舉措。
「雄關古道 經緯中華—大蜀道上的天地人與中國精神」特展即將在川博亮相，作為此次特展的執行策展人之一，甘雅雲帶著問題從川博趕來聽講座。「考古學證據表明，蜀道的形成可能在商周之際，您覺得在這個時期以及更早之前，四川地區的交通情況可能是什麽情況？您覺得蜀道在民族融合上起到什麽樣的作用？」
甘雅雲
「我們推測蜀道開辟年代最早是商周之際，這是有道理的。」孫華說。隨著周人在關中西部崛起以後，古代中國政治中心從河南轉移到陜西關中地區，這時候透過長江三峽進行交通已不再方便，在此背景下，蜀道的開通成為一種可能，也有相關證據。但具體開辟於什麽時期暫無考據，所以推測蜀道的開通為商末周初。
「隨著經濟文化交流的頻繁，道路的開通必然會帶來民族融合的加速。」關於蜀道在民族融合上的作用，孫華以此開篇。兩晉時期，中原動蕩，陜甘一帶的人們透過蜀道進入四川，與當地人既發生融合，也發生沖突，在碰撞融合中，部份四川人還東遷長江中遊。「當時四川的人少了，耕地多了，雲貴高原的一些族群便進入四川，促使四川發生第一次民族融合。這個變化和蜀道是分不開的。」
畢業於東北師範大學的「準研究生」袁靜，關註古蜀道對四川的發展有何意義。孫華從蜀道的歷史價值和當下價值說起。「蜀道的歷史價值可能更多是一種精神上的，因為我們開辟這樣艱險的道路，把不同區域連線起來，促進了國家統一和發展，對我們當今有一種激勵作用。」另外，在孫華看來，蜀道當下的價值可以和綠道、步道相比較，「我們可以把古蜀道保護好，把它變成最好的步行歷史廊道和景觀廊道。」
袁靜
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的學生王嘉，暑假正在四川進行實踐。她感興趣的是：「宋元明清，全國中心從西安轉移，此時蜀道在全國的作用和發展情況是怎樣的？」
王嘉
孫華回答，宋代以前的國家首都主要在西安一帶，然而隨著宋朝都城東遷到汴梁，道路格局發生了變化，透過運河到長江，利用長江水道到四川，成了一條新途徑，不過蜀道仍然是當時的交通大動脈。「從那以後出入四川有兩個途徑，一個以水路為主，透過三峽；一個以蜀道為主，翻越秦嶺巴山。但由於蜀道的作用被水路分擔了一部份，所以在唐代以後這些道路逐漸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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