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小規模粗放式簡單並列，走向大規模精細化自適應並列——
智能化時代的並列作戰
■袁 藝 龔 輝
引 言
並列作業作為一種提高工作效率的基本途徑，經常被人們自覺不自覺地運用到社會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軍事領域，多種作戰行動同步展開、同時打擊多個目標等並列作戰自古以來就是一種重要的制勝理念。智能化時代，作戰空間更加拓展、作戰手段更加豐富、作戰分工更加細致、指揮控制能力大大提升，為組織實施大規模復雜並列作戰創造了條件，並列作戰在智能化戰爭中將煥發新的活力、釋放更大威力。
並列作戰的提質升級支撐聯合作戰不斷發展演進
在軍事領域，並列作戰是提升作戰效率的有效手段。例如，將作戰流程劃分為作戰準備和作戰實施兩大階段，上級透過下達預先號令，讓部隊提前轉入臨戰狀態，這樣簡單的並列處理可以整體提升部隊的反應速度。隨著作戰形態的演變，特別是進入聯合作戰時代，並列作戰日益復雜並提質升級，推動聯合作戰水平持續發展提升。
並列作戰層次由戰略級向戰役級延伸。二戰中，德國閃擊蘇聯，德軍北、中、南3個集團軍群分別從列寧格勒、莫斯科、基輔三大方向同步發起進攻，是典型的戰略級並列作戰。伊拉克戰爭中，美軍並列實施超地平線登陸、大縱深機降和武裝傘降、地面推進越點突擊、特種作戰定點清除等一系列戰役行動，便是典型的戰役級並列作戰，其大大加快了戰爭行程。
並列作戰顆粒度由概略化向精細化發展。二戰，美軍在太平洋奪島作戰時，為協調艦炮和航空兵火力，將目標島嶼劃分為上百個區域並逐一編號，艦炮和飛機按預先分配編號區域實施粗放式並列火力突擊。越南戰爭，美空軍航空兵和海軍航空兵聯合實施轟炸，為便於空域管理和指揮控制，兩個軍種仍透過劃區方式分別轟炸各自負責區內目標。海灣戰爭，美軍首次成立統一的空中作戰中心，統籌運用各軍種的航空兵，改變了「分區包幹」的並列作戰方式，精細化程度得到很大提高。
並列作戰由打擊軍事目標向同時打擊軍民目標轉變。美軍的「五環目標理論」，將目標分為指揮控制環、生產設施環、基礎設施環、民眾心理環、野戰部隊環，改變了傳統由外而裏、由遠及近的層層遞進式打擊方式，強調運用多種手段並列打擊對手全縱深內目標，以此加快作戰行程。美軍的戰略癱瘓論、快速決定性作戰等理論，都把並列打擊對手軍事與民用戰略目標作為重要制勝途徑。
並列作戰組織實施由簡單向復雜發展。並列作戰在為對手制造多重困境的同時，也會給自身帶來復雜性的挑戰。例如，在較小的時空範圍內多軍種並列作戰，易造成時域頻域空域沖突，對指揮控制提出了更高要求。可以說，聯合作戰的發展史，就是不斷解決各軍種並列作戰日趨復雜帶來的實際問題，不斷提高並列作戰能力水平的過程。
智能化時代並列作戰將呈現大規模精細化自適應特點
智能化時代，多種因素交織將進一步放大並列作戰的復雜度。一是跨域並列作戰樣式增多。隨著戰場空間的持續拓展，各作戰域之間聯動更加緊密，出現了諸如空中平台引導海軍導彈打擊陸上目標等一系列跨域行動，太空、網絡等新域行動與陸、海、空等傳統作戰域行動並列日趨常態化，相隔成百上千公裏不同作戰域不同功能的作戰平台，實施大空間跨度的並列作戰逐步成為現實。二是參與並列作戰的平台數量增多。功能集中、成本高昂的大型平台發展日益受限，大量中小型廉價無人平台投入戰場，參與並列作戰的平台數量規模持續擴張，數據鏈終端數量將呈現爆發式增長。三是並列作戰的顆粒度變小。在分布式作戰的推動下，作戰平台與自身載荷功能解耦，將自身偵察、打擊、指控等載荷釋放出來，並進入統一的作戰資源池，某一平台的載荷隨時可根據作戰需要與其他平台的載荷動態構成殺傷鏈，聯合作戰協同層次由平台級細化下沈至載荷級，導致並列作戰中需要指揮控制的節點數量成倍增加。
未來作戰中，可根據打擊目標特性，在分布式的作戰資源池中優選組合各種功能節點，臨機動態調整並列方式，形成「多目標—多傳感器—多射手」的多殺傷鏈並列打擊模式，將並列作戰由小規模粗放式簡單並列的初級階段，推向大規模精細化自適應並列的高級階段，以更加顯著的體系湧現效應產生更強戰鬥力。由於作戰體系中的節點數量規模成倍提升，大量節點並列運作帶來的組合爆炸，對指揮控制將構成極大挑戰，復雜程度遠超當前人類技術水平處理能力極限。智能化時代，組織實施大規模精細化自適應並列作戰，僅靠人工作業將難以完成，「人類指揮、機器控制」的人機協作指揮控制方式或將成為最優解。
智能化時代並列作戰要求將「偽序列」最佳化為「真並列」
根據平行計算理論，一項任務中只要有5%的內容不能分解成可並列的子任務，則無論同時使用多少算力，其效率提升都不會超過原來的20倍。因此，盡可能地將作戰活動分解成可並列的子活動，是提升並列作戰能力水平的關鍵。作戰活動中，有的序列關系是無法改變的「真序列」。例如：兩種活動順次發生存在資訊依存關系，如上級不下達命令，部隊就不能擅自行動；兩種活動順次發生存在資源依存關系，如戰機不加油，就不能升空等。然而，作戰活動中也存在著大量「偽序列」，可在資訊科技和智能技術的支撐下，透過最佳化設計指揮流程和行動流程將其變成「真並列」。以空中打擊為例，美軍在海灣戰爭時，飛機出發前要透過軟碟傳送打擊目標資訊，伊拉克戰爭中則是在戰機升空後再接收打擊目標資訊，戰機升空與目標確認兩種活動的並列，顯著增強了作戰的靈活性快速性。智能化時代的並列作戰要求透過「內部挖潛」，最大限度地找出這些隱藏的「偽序列」並最佳化為「真並列」，不斷提升各類作戰活動的並列程度。
例如，以並列作戰理念最佳化殺傷鏈。閉合時間是衡量殺傷鏈優劣的關鍵指標。按照序列思路最佳化殺傷鏈，是透過壓縮殺傷鏈每一個環節時間來縮短總時間，如高超聲速導彈可以縮短打擊環節時間。而按照並列思路，把殺傷鏈各環節中的「偽序列」環節找出來，運用新的技術戰術手段，對其進行並列處理，可進一步大幅縮短閉合時間。如通常情況下，導彈在註入目指資訊前不能發射，導彈飛行時間是殺傷鏈閉合時間結構中不可壓縮的部份。而運用相關技術，配合作戰流程的最佳化，可在發射後再即時註入目指資訊，實作邊發射導彈、邊定位目標的並列打擊模式，從而將一大段導彈飛行時間「剔除」出殺傷鏈閉合時間，而且打擊距離越遠，效果提升越明顯。
再例如，以並列作戰理念最佳化指揮流程。傳統意義上的指揮控制模式，其實質是運用並列作業思路，使下級盡量擺脫對上級指揮的資訊依賴，從而提升指揮效率。運用智能化手段，改變傳統計劃方式，打破時空限制，可以將指揮流程中的「偽序列」活動找出來進行並列最佳化，最大限度地將分級序列作業轉變為多級並列同步作業，使各級「OODA」迴圈周期並列運轉，分散部署的各級各類指揮機構密切協作、同步計劃，從而進一步縮短決策周期、贏得決策優勢。
來源： 中國軍網-解放軍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