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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人的文學夢:或能改變命運,但不能改變艱辛

2024-08-20辟謠

在一次皮村文學小組的討論中,一位工友發言說,希望透過文學改變命運。他說,自從當上文學小組期刊編輯後,別人對他的眼光和稱謂都比從前更尊敬些。

因文字成為「文化名人」的範雨素卻迎面潑了盆冷水,直言文學改變不了命運,僅僅是「一種比打麻將之類更好的習慣」。

這一場景,被非虛構作家袁淩記錄在他的新書【我的皮村兄妹】中。實際上,這樣的對話,在皮村「最成功」的兩位寫作者——範雨素和陳年喜身上,發生過多次,也呈現出一種奇特的矛盾感:

一方面,他們是皮村僅有的兩位「出圈」寫作者,是「打工文學」的代表,用文學「改變命運」的案例;另一方面,二人卻一次又一次直率地告訴後來者們,「腳踏實地一點」。

文學真的可以改變命運嗎?

2017年來到皮村、觀察記錄工友們的生活長達7年的袁淩沈思片刻,回答道:「它也許能改變命運,但它不能改變你命運的艱辛。」

「我不能忍受在鄉下坐井觀天的枯燥日子,來到了北京。我要看看大世界。那年我20歲。」

七年前,範雨素因一篇【我是範雨素】在網路爆紅。這篇文章讓生活在北京皮村的育兒嫂範雨素成為新聞人物,也讓人知道了這裏的皮村文學小組。

成名那日,範雨素抓著一只用了十多年的舊手機,在窄小的房間裏來回踱步,接收著從全國各地蜂擁而至的訊息;但成名後,她的生活卻並沒有太大的改變:當家政工,幫人遛狗,以及參加皮村文學活動。實在困難了,也向其他皮村工友借一兩千塊錢渡難關。」

袁淩(左)與範雨素

範雨素告訴袁淩,自己去別人家裏做鐘點工,並沒有人知道她是範雨素,也不知道她寫過影響那麽巨大的文章。有客戶蠻不講理,在她上工時踹了她一腳。她與之對簿公堂,最終也只能不了了之。

去年,範雨素出版了自己的長篇自傳體小說【久別重逢】,講一位名叫範菊人的女主角,堅信自己的血液中流淌著帝王將相的骨氣,為了尋找催生靈獸而北上漂泊的故事。有記者為此書兩次前去采訪範雨素,註意到她都穿著同一件舊羽絨服,衣服下擺上有難以洗去的漬痕。

皮村的清晨

因【炸裂誌】【活著就是沖天一喊】聞名的詩人陳年喜,在範雨素出名之後,已回到陜西商洛老家。孤獨時,他會給仍在皮村的朋友打電話,詢問大家的近況。在皮村工友之家裏,陳年喜感到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他認同工友之家的理念,但又覺得實在太超前。他曾和一個前來皮村做義工的大學生聯床夜話幾晚,結果由最初的互相爭辯,到後來的無話可說。

也因為如此,他沒有參加過皮村文學小組學習,覺得是自娛自樂,沒有太大意義。他建議那些懷有文藝夢想的皮村工友接地氣一點,先活下來。

「作為一個自稱為‘見了村支書就要發抖’的農民,他知道現實是什麽樣的,也覺察出普通工人‘抱團取暖’的想法和誌願者們高揚的社會理想有落差。」袁淩說,對於已然邁入「成名」階梯的範雨素和陳年喜而言,文學給予了他們一些「名氣」,但並沒有產生多少收入。

袁淩分享,另一位打工文學寫作者巫霞,開始寫作後逐漸脫離打工者的分身,但又沒能真正進入主流,後來生活一直非常艱辛,「範雨素和陳年喜不斷強調‘文學不能改變命運’,一定程度上是在自我警醒——雖然別人叫我‘作家’,但我依然是一位勞動者,仍然要辛辛苦苦地生存。」

人們似乎總是願意看見自己想看到的。在其他工友眼中,範雨素與陳年喜的成功,是「打工人終於實作文學夢」的典型案例。他們是皮村的「名人」「領袖人物」,【新工人文學】創辦後,每期的卷首語都是由範雨素撰寫。

不少打工者本對文學、藝術感到遙不可及,但想到「範雨素也和自己一樣,心中就沒有那麽膽怯了」。更多的工人趕來皮村,聽北大、北師大等等高校的老師與袁淩這樣的寫作者們講文學課。

袁淩說,這裏的文學課,並沒有因為他們的受教育水平而「照顧」他們,而是具有真正的藝術性,「平時大家怎麽上課的,就講什麽內容。」平日裏,他們是家政工、保安、零工;閑暇時,他們在皮村討論詩詞,聽「契訶夫」。

文學小組成員、家政工林巧珍畫的皮村文學課

這裏似乎是一個文學烏托邦,但拂去表面夢幻般的流光,有時也能瞥見文學夢下冰冷的現實——比如【我的皮村兄妹】出版後,袁淩和工友在皮村村口擺了個攤,幾位工人大哥路過,說自己不認識字,「不喜歡看書,喜歡看美女。」

並不是所有在皮村寫作的人,都能成為範雨素和陳年喜。

一直以來,小海都在為「一舉成名」而四處奔波:參加【中國達人秀】,讀自己寫的打油古體詩,卻連參加海選的資格都沒有;送外賣混進娛樂公司總部,要求跳過海選直接參加【中國好聲音】,再次被拒,後去海選,剛唱了兩句就被評委打住……

他買了一把藍色吉他,決心要追逐汪峰與鮑伯·迪倫,還請袁淩為他寫了六個大字——「彈出一條生路」——貼在墻上。但幾年過去,他依然只能彈出幾段單獨的和弦。

直到來到皮村,「範雨素在這裏火了」,小海終於下定決心停止漂泊。他認為,皮村很有可能是他去往夢想的通道。

小海戴著撿來的頭套

在皮村,小海是公認的詩人,範雨素當面預言他「會成名」。這讓小海大受鼓舞。他寫下的143首詩,印了厚厚一大冊;還演起了話劇,袁淩多次坐在長椅上觀看他的表演,小海反戴鴨舌帽,足蹬運動鞋,聲音高亢,肢體語言豐富且滿含激情。

然而,他的作品卻從未登上外界的文學雜誌。【北京文學】的執行主編師力斌評價他的詩過於自我中心,希望他寫一組以皮村為題的詩。

小海卻覺得,他已經沒有耐心等待。他告訴袁淩,自己「心靜不下來,看不了書,寫不了長的東西,只是焦慮」「心裏總像有什麽在燒」。

小海詩歌商店的招牌

在皮村的日子裏,他與範雨素、陳年喜關系很好。隨著兩位好友相繼成名,小海重新感到迷茫。

「小海的詩是比較直接的,接近生命的本質。」袁淩認為,但這樣的詩並不適合新媒體平台,又難以進入主流詩歌圈。於是,「小海,你咋還不火?」成為工友們對小海的玩笑,也是小海內心的陣痛。

「文學需要機遇。」袁淩說。更為重要的是,當絢麗的聚光燈照在範雨素和陳年喜身上,總是容易讓人忽略背後千萬個寫了一輩子仍然寂寂無名的寫作者。

網路上,關於皮村的爭議有很多,一些人為此感動,也有一些批評者認為,工友們是「文學藝術受害者」,應該趁早放棄「不切實際的想法」,將更多精力放在改善生活上。

現實裏,皮村文學相關活動也面臨困境:先是工友之家創辦的同心學校關閉,打工博物館被拆除,一些小組成員先後離開北京,一些文學活動被迫遷移到網上……袁淩已經意識到,皮村文學小組的現狀不會永遠持續下去。但他認為,「人人都有夢想的權利,普通人心裏也有一個文學夢。」

打工博物館在被拆除,袁淩說這是「哥斯拉巨獸一樣的挖掘機」

袁淩在皮村,有時也勸他們先安定生活——當一位他認為「空談太多,寫作太少」的工友再次感嘆「這輩子成功是不可能成功了」時,毫不客氣地評價「(你)太容易厭倦……我倒情願你做廚師、賣房產或者種地」。但當他們表現出真的很在乎文學時,袁淩又會為他們提建議改文章,「有機會就幫幫他們」。

他不認為文學是一種「不顧及生活的夢想」,而許多皮村文學小組成員的最可貴之處,就在於在追求文學的同時,並沒有放棄勞動。比如家政工寒雪,雇主搬到天津後,就趁著下戶時間從天津寶坻坐高鐵到北京南站,再換地鐵公交去皮村,房間沒有暖氣,寒雪只能在臟得發硬的被子下縮一夜,第二日一早再匆忙趕回雇主家;還有同為家政工的林巧珍,為兒子存下了彩禮錢,還要回去帶孫子。

林巧珍、範雨素和袁淩在冰面上玩耍

「他們是靠勞動自己掙錢吃飯的人。」袁淩並不認為文學於他們是奢侈的夢想,他說,如果非要逼他們放棄文學,那就太慘了。

在寫作的體裁上,袁淩更多建議他們用非虛構的方式把生活經歷記錄下來——一方面源於他對皮村工友們寫作情況的清晰認知,另一方面源於他對圖書市場的判斷。在他看來,很多工友的寫作,還只是在「習作」階段,但每一個人都有著或傳奇或苦難的個人故事,「市場會考慮到經驗的稀缺性而對他們降低要求;但如果寫小說或詩,是達不到(市場)標準的。寫非虛構‘現實’一些。」

袁淩說自己是一個「極度悲觀」的人,對於皮村文學小組的未來,「可能慢慢就消失了,走散了」,「有些人可能一輩子也沒有(被看見的)機會了」。他把【我的皮村兄妹】翻到最後一頁,附錄上特意列上了【皮村文學小組成員一覽】的姓名表格,最後一欄中,名叫「趙新亞」的月嫂,只來得及留下寥寥數語:「2021年生重病回鄉,已失聯。」

「她還活著嗎?我不知道。」袁淩能做的,就是把這些皮村兄妹們的故事記錄下來。

就像是工友之家的那句標語:「沒有我們的文化,就沒有我們的歷史;沒有我們的歷史,就沒有我們的將來。」

紅星新聞記者 毛渝川 任宏偉 編輯 李潔 圖據出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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