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不僅是名詞，而且是動詞，即以「文」「化」人，所謂人文教化。在高度發展的物質化社會，現代人和現代文明面臨著新的時代危機。
中國文化何以化人？文化在現代文明行程中到底有何意義？本期對話學者是東南大學人文社科資深教授樊和平。
樊和平（筆名樊浩）1978被東南大學哲學師資班錄取，1992年破格晉升為當時中國最年輕的哲學倫理學教授。回眸40多年學術行程的軌跡，樊和平從碩士學位論文提出「倫理精神」的概念開始，都在孜孜追尋一個共同的主題：「走向倫理精神」。迄今為止，已經完成了「中國倫理精神三部曲」、「道德形而上學三部曲」等14部獨立著作，獨立發表學術論文近三百篇。
談及當下時代面臨的最大風險，樊和平認為，最大的風險是精神風險和文化風險。全球化如果導致文化同質化，它的文明風險要比經濟風險大得多。
「我們需要一種文化建構，把自己的安頓下來，解決人如何達到永恒、達到不朽的終極問題。倫理道德就是中華文化提供的獨特智慧和為人類做出的獨特文明貢獻。在中國，倫理道德具有非常重要的文明史和文明形態的意義，它是文明的核心構造。中國文化傳統上是一種倫理性文化，我們持續二十年的調查發現，現代中國文化依然是一種倫理型文化。」
他指出，倫理道德在建構中華文明新形態中的意義被大大低估了。我們習慣於把倫理道德只當成是社會風尚和公民道德，這是一種短視。中華文明有兩大獨特氣派，一是與西方「country」文明相對應的「國家」文明形態，二是「有倫理，不宗教」的文化氣派。這兩大特質都與倫理道德深切相關。
在本次訪談中，樊和平探討了當前時代面臨的精神危機，以及不同的文化如何安頓人類的精神世界，並對中國文化的傳承和創新提供了自己獨特的見解。
以下為對話精編：
搜狐智庫：在您看來，這個時代我們面臨的最大風險是什麽？
樊和平： 現在這個時代最大的風險，我覺得還是文化風險、精神風險。
20世紀20年代，雅斯貝斯在【時代精神的狀況】中發出預警：世界正經歷極大的變化，以往幾千年中任何巨大變化都不能與之相比。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包含著巨大的風險，也包含著巨大的可能性。如果不能勝任我們所面臨的任務，那麽這種精神狀況就預示著人類的失敗。在他看來，最的風險就是精神上失家園；這種風險不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風險，而是整個人類的風險，如果我們不能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精神狀況，那將是「人類的失敗」。
一百年之後，美國華人歷史學家許倬雲先生在【中國文化的精神】中也預警：二十一世紀的世界，似乎正與過去人類的歷史脫節，我們的進步，似乎是搭上了死亡列車，正飛速地奔向淪陷。世界的進步搭上「死亡列車」，這趟死亡列車就是西方中心主義的文明列車。
從世界範圍考察，雅斯貝斯所說的「巨大風險」，許倬雲所說的「死亡列車」的加速器，就是全球化。全球化是一個不可阻擋的趨勢。但全球化如果導致同質化，將帶來災難性的文明後果。在文化上，全球化所導致的同質化，其文明風險要比經濟風險大得多，因為文化與物質產品不同，它不只是用來供人消費的，如果文化僅僅是滿足消費，將會走向文化消費主義。一方面，文化與人的生活和生命之間保持某種緊張，讓人超越自己的本能狀態，達到一種倫理狀態、文化狀態，即所謂的人文教化；另一方面，按照丹尼爾·貝爾的觀點，文化的重要功能是為了幫助人們超越生存困境，因而在超越性中具有某種「救贖」的意義。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中，貝爾說：文化是為人的生命過程提供解釋系統，以對付生存困境的一種努力。文化以「解釋系統」即意義世界的創造，使人類超越「生命過程」中的「生存困境」，所謂大痛苦產生大文化。
比如，人最大的困境是什麽？就是死亡。人有生就有死，人是一個必定要死亡的動物，而且也可能是唯一意識到自己必定要死亡的動物，人的生命的真諦是向死而生。如何對待死亡，如何超越死亡，於是便誕生一門學問叫「人生觀」。人生觀的本質就是人死觀，如果沒有死亡，也許人類永遠不會那麽嚴肅地思考如何「生」的問題。
於是，各個民族、各個不同的文化圈為解決這一終極問題、終極困境提供了不同的智慧，基督教提供一種智慧，中國儒家文化提供了另一種智慧。宗教具備一個共同的特點，它設計了一個彼岸，讓人在彼岸世界到達上帝那裏，到佛祖那裏，由此就可以不生不死了。上帝和佛祖都是具有永恒意義的終極實體，佛教的所謂涅槃，就是不生不死的境界，這是出世的宗教型文化智慧。而中國文化設計和發展了另一種智慧，這就是入世的倫理型文化智慧，它讓人在世俗的此岸就能達到不朽。對精英們來說，立德立言立功是三條通向不朽之路，所謂「三不朽」；對普羅大眾來說，有子女的血脈傳承，就能不朽，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無後」之所以成為最大不孝，就是因為它斷絕了父母和祖先的通往不朽之路，因而「孝」是中國文化中讓人達到不朽的基本路徑，由此「孝」便成為「道」。用現代科學技術的話語表達，「有後」就是基因傳承，人在基因傳承中實作不朽。
由此可見，對於人生的那些大痛苦，不同的文化提供各種不同的方案，讓人們來對付這些生存困境。如果全球化走向同質化，全球只有一個文化，即便美國人的價值觀和文化智慧再好，即便它能解決80%的問題，但還有20%的問題解決不了，這時候就會導致全球性災難甚至文明的淪陷。一個簡單的事實是，文化就是人的精神體質，就像人的生理體質一樣，假設某種疾病如新冠在全球流行，而人類只是一種體質，那麽在漫長歷史行程中只要遭遇一種不具備免疫力的病毒，人類所遭遇的將是淪陷性的風險。
所以，如果我們只有一種文化智慧，如果全球文化是是同質的，人類文明總會有一天遇到滅頂之災，我們無計可施。所以全球化不能是同質化，全球化必須要文化多樣性、文明多樣性。
搜狐智庫：人類的精神文明面臨哪些問 題？
樊和平：我們這個時代最缺少的是精神，這是一個高度物質化的時代，現代文明最大的問題就是「沒精神」。
這是一個被哲學家們反復論證的問題，也是為我們持續二十多年所進行的四輪全國調查所發現和揭示的問題。世界的物質化產生的所謂「單向度」的人是「沒精神」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全球化行程中西方理性主義影響產生的「沒精神」。市場經濟的洗禮，我們高度發展了「點石成金」能力，但另一種能力卻式微了，這就是「點石成‘精’」，理性僭越了精神。
這個問題也許很復雜，以一個簡單事實說明吧。很長時期以來，我一直提倡要重讀【西遊記】，感覺我們把【西遊記】讀歪了，讀淺了，我們必須追問一個問題：【西遊記】到底是喜劇，還是悲劇？是文學著作，還是哲學著作？我認為，【西遊記】的主題本質上是一場悲劇，不是喜劇；它不是文學著作，而是哲學著作。
我們已經習慣於把它當成喜劇來讀，它的悲劇「悲」在哪裏？大唐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頂峰，但是就在大唐這個封建社會的頂峰，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已經貧困到沒有辦法安頓自己的程度，乃至於皇帝必須要派一個和尚到印度請外來的佛教，坐上中國人意識形態的寶座。這不是悲劇是什麽？如果我們今天還把【西遊記】當成喜劇來讀，就太淺薄了，沒有真正讀懂。把悲劇當成喜劇讀，會導致更大的悲劇。
唐僧西天取經，在文化開放的意義上是喜劇；但其深層原因卻是中國文化自身的失落。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智庫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然而儒學在漢代被成為經學之後，逐漸被當作謀取功名利祿的工具，宏大高遠的理論建構，讓位於就事論事的應時之策。正如余敦康先生所說，孔孟古典儒學的道統其實在漢代就失傳了，因為孔孟儒學的精髓是「內聖外王」之道，漢代經學，「外王」的事功壓過精神世界建構的「內聖」，於是一旦社會動蕩，「內聖」通往「外王」的功利之路堵塞，就會出現安身立命基地動搖的危機。魏晉玄學是一次，隋唐佛學是更嚴重的一次。唐朝形成儒道佛三教割據的局面，精神世界三足鼎立，事實上形成精神世界的「三國」，其情勢之嚴峻幾乎可以與漢以後政治上的三國割據時代相比。當時中國人的安身立命出問題了，難以找到安身立命的基地了。中國本土文化的儒家和道家已經不能滿足需求，於是請來外來的佛教。我們現在把佛教引入當成是一種文化開放，這當然沒錯，但如果忽視甚至無視它背後的深層原因，就會把中國文明史上一次巨大的歷史悲劇、文化悲劇錯當成喜劇，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並沒有真正讀懂【西遊記】。
如果我們今天對這個問題不保持必要清醒，還會重蹈悲劇。我們需要一場精神上的自覺，以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來建構時代精神和民族精神。如果我們不能建構一個豐滿的、有高度、有深度的精神世界，【西遊記】的悲劇還會重演。
可以進行一種歷史現象學的文化想象：在唐代這個中國封建社會的頂峰，中國人坐在經濟乃至世界經濟的寶座；但是在精神上，中國人沒辦法主宰自己的精神世界，需要派一個和尚不遠萬裏來到印度，請來外來的佛教坐上中國人精神世界寶座。這不是文化悲劇嗎？
所以我說【西遊記】是一部悲劇，而不是喜劇。現在我們這些學者應該保持必要的清醒，不能把它當成一個喜劇來讀。現在存在把經典娛樂化的傾向，讀【西遊記】是尋找樂趣，放【西遊記】的電視就是為了把小孩哄得不哭。因為它帶有喜劇色彩，其實這只是它的形式，應當更關註的它的悲劇性。
【西遊記】中還隱藏了很多文化密碼，比如科技和倫理的關系問題。人們常常憤憤不平，認為在唐僧率師徒西天取經的過程中，最沒有本事的就是唐僧，其他人都立了大功，但最後成大佛的恰恰是唐僧。其實，唐僧就是信念的化身，西天取經的過程，也是唐僧以執著信念點化改造眾弟子的過程。我常常與學生在課堂上討論，為什麽【西遊記】中的各種「精」包括白骨精，雖然作惡多端，但最後都打不死？原因很簡單，因為它們本身是道的化身，是道成肉身，是普遍物。而道是不會死、不能死的。所以必須要把【西遊記】當成一本哲學著作來讀，而不僅僅是一個娛樂化的文學著作。由此，我們民族的精神境界，民族的文化素質才會真正提高。
也許，正因為它的悲劇性和哲學性，【西遊記】才成為一部不朽的經典，甚至被一些人認為應當居四大文學名著之首。
搜狐智庫：如何看待倫理道德、宗教在中華文明形態中的關系 ？
樊和平： 宗教也好，倫理也好，儒釋道也好，本質上都是解決人的生命和生活的安頓問題。但是各個民族、各個文化選擇了不同的道路，世界上3/4的人有宗教，1/4的中國人不相信宗教，但是他活得很安詳。這就涉及到一個問題，在世界大格局當中，中國文化最大的貢獻是什麽？就是如何來傳承創新的中華文明形態。
必須進行一種哲學辯證：中華文明不是沒有宗教，而是在有宗教的文化選項的背景下拒絕走向宗教的道路。 這一點很重要，這就是中國文化氣派。缺乏宗教傳統而沒有走向宗教的道路，這是可能是一種文化缺陷甚至文化貧困；有宗教而拒絕走向宗教的道路，這就叫文化氣派。中國文化的獨特氣派是：有倫理，不宗教。
現在很多人尤其西方人批評中國沒有宗教，我覺得這是非常無知的。中國文化一開始就是有宗教的，有原始的祖先崇拜；後來有本土的道教；更重要的事實是，可能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都沒有像中國這樣，以國家的力量大規模引進一個外來宗教即佛教。
然而到現在為止，按照我們進行了持續近二十年的四輪全國調查，八輪江蘇調查，中國有宗教信仰的人數大概在8%~11%之間。如果說宗教對人的生命和生活是重要的，但中國人的信教比例卻不高，只能說在中國文化當中有一種文化替代。
這樣的文化替代是什麽？就是倫理道德！我們現在對倫理道德在建構中華文明新形態當中的意義大大的低估了。我們把倫理道德只當成是社會風尚和公民道德，這是一種短視。
從古到今，倫理道德在中華文明體系和中華民族發展中的地位，不只公民道德和社會風尚，而是一種文明形態，是文明的內核。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說，中國文化以道德代宗教，倫理有宗教之用。西方人有宗教，伊斯蘭有宗教，印度人有宗教，不能說中國沒有宗教就不那麽主流。中國文化為人類文明提供了另一種獨特的智慧，這就是倫理道德。倫理道德是中華文明為人類文明做出的獨特貢獻之一，所謂「禮義之邦」，就是倫理道德之邦，其要義是以倫理道德立邦，以倫理道德興邦，這也就梁漱溟所說的「以倫理為本位」，「以倫理組織社會」。其實，梁漱溟說中國以倫理道德為宗教的文化替代也不恰當，「文化替代」只是一個不得已而為之的說法，因為它是以宗教為文化參照和話語背景的。
宗教之所以需要，倫理道德之所以需要，根本原因是我們需要有一種文化智慧和文化建構，把自己安頓下來，解決一個人如何達到永恒、達到不朽的終極問題。倫理道德就是中國人解決的方案，它探索和開辟了如何達到永恒、達到不朽的世俗而超越的另一條道路。
所以在中國，倫理道德具有非常重要的文明史和文明形態的意義，它是文明的核心構造。我們二十多年持續調查得出的一個最重要的結論是：中國文化傳統上是一種倫理型文化，現代中國文化依然是一個倫理型文化。什麽時候中華文明形態發生根本變化了？如果說我們大部份人選擇走向一條宗教道路，文明形態就變化了，由此中華文明就面臨巨大的文化風險。在這個意義上，倫理道德發展具有捍衛民族文化安全的巨大而深遠的意義。我們以什麽防止西方宗教的文化入侵？能動的文化戰略就是推進倫理道德發展。
搜狐智 庫：如何傳承和創新中華文明形態？
樊和平： 倫理道德是中國文化最重要的核心問題。 必須在更高遠的意義上來理解倫理道德在中華文明中的意義，尤其是它對中國文化氣派、中華文明形態的建構意義。
現代中華文化在世界大格局中如何保持其獨特的中國氣派？必須進行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創新。其現實著力點是家庭倫理、國家倫理，以及家庭與國家的倫理關系。
中國的倫理道德之所以成為一種文明形態，它的根源動力在哪裏？就在家庭，家庭倫理對倫理道德，對中國的文化形態文明形態的建構，具有非常重要的基礎性意義，這就是家風家教的文明意義。但是現在從獨生子女與老齡化的邂逅，到不婚不育，實際上動搖的都是家庭作為文化基礎的地位，以及家庭倫理作為倫理道德策源地的地位。由此我們的現代文明遇到了巨大挑戰。
第二個挑戰就是家庭和國家的關系問題。「國家」文明與倫理型文化，是中華文明形態的兩個最重要的氣派和特色。中國的「國家」文明與西方的「country」文明具有迥然不同的文明路徑和文明智慧，國和家之間既互補互動，也存在某種倫理緊張。這樣就可以理解為什麽中華文明自古以來在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遇到最大的難題，就是家庭倫理和國家倫理的關系問題，由此也提供了特殊的中國經驗和中國智慧。家國倫理關系和倫理公正，歷史上是、現在也是中國文化形態建構的基本課題之一。
中國文化沒有嚴格意義上西方的個體主義，我們現在遇到的問題第一是關於文化傳承、文明傳承中倫理道德的文明地位問題，由此需要傳承創新中華倫理型文化；第二就是怎麽破解家庭倫理和國家倫理的關系問題，由此需要傳承創新中華「國家」文明。
搜 狐智庫：企業家在這其中扮演 什麽樣的角色？
樊和平：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整個社會要形成一個合力，我們現在遇到的很大問題是，實際上對精神生活也好，對文化生活也好，頂層設計與底層設計並不是完全協調一致的。頂層設計比如說意識形態，政治家們在創造；底層設計即生活方式的權力主要是企業家們掌握，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我們的生活是企業家們制造出來的。
記得我們年輕時曾經有一部電影叫「街上流行紅裙子」，為什麽可以預知時尚？流行紅裙子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當年企業家倉居里積壓的都是紅布料，於是來年生產出來都是紅裙子，為了讓來年能夠把這些紅裙子推銷出去，於是企業家就先制造和引導時尚，宣揚明年的流行社區是紅裙子。
所以我覺得 企業家不僅在制造市場，而且制造生活，甚至可能捆綁生活 。 我們現代的社會生活實際上是不同步的，意識形態是政治家、人文社會科學家們做研究和設計，生活世界是企業家跟科技專家在共謀。
更大的風險在於，在資本邏輯的強大推動下，人文社會科學家可能一部份作為智庫為政府服務，一部份為企業服務。企業為什麽形成這麽強大的市場文化的影響力，這與他們有一批專家學者為其服務是有關系的，關鍵問題是如何服務？服務的文化真誠和文化品質如何？
我們的生活方式絕對不只是過日子，生活方式承載和演繹文化信念。我們曾長期批評中國人的長袍馬褂是中國保守文化的代名詞。其實，中國有自己的服裝文化，從長袍馬褂到中山裝，傳遞的都是同一種文化資訊和文化信念，這就是「人禽之辨」的倫理型文化。生活方式就是一種文化觀念、一種文化精髓的現實演繹。在這個意義上其實每位社會成員都是一個文化的演繹者或文化演員。
當日常生活把自己的文化忘得一幹二凈，所謂的傳承中華文化就只在口頭上、在課堂上，局限於此，真正的中國文化是傳承不了的，必須把生活方式的底層設計和意識形態的頂層設計協調起來形成一個合力。一個很顯然的問題是：我們現在是西裝革履走向現代化，以西裝為正裝，至今還沒有自己的國裝。可以說，中國人是西裝革履走進世界的中央，這就是一個很現實很嚴峻的現代化的「中國式」的課題。
從國家治理這個角度來說，我一直認為我們的現代化面臨一個「化」的戰略交錯。一方面我們內部有一種現代化的沖動，要推動中華民族走向現代化；另外一方面又遇到了一個特殊的國際環境，這就是西方人要「化」中國。
所以一方面是中國要自化，有「化」的內在沖動，另外一方面西方人有一種「化」中國的戰略故意，一旦「化」的戰略故意跟「化」的內在沖動相遇，就可能產生一些國家戰略層面的文化風險。我們怎麽樣來規避這些風險，需要以大智慧來處理，其中最基本的課題就是頂層設計與底層設計的協調一致。
搜狐智庫 ：儒商精神 中最重要的內涵和特質是什麽？
樊和平： 中國文化如果說有一種基本的結構類別的話，那就是宋明理學所說的「天下之事，唯義利而已」。中國文化的基本問題就是義和利的關系問題，其人格化實際上就是儒和商的關系問題。倫理道德是儒家學說的核心，基本問題就是義和利的關系問題。西方古典經濟學家馬歇爾右【政治經濟學原理】的開篇就說，世界是由兩種力量造成的，一種是宗教的力量 ，一種是經濟的力量。其實，這只是西方經濟學和西方理論，是宗教型文化的判斷；對中國文化來說，世界的兩種基本力量，一是義，一是利，這是倫理型文化的判斷。
所以儒和商的對話在中國哲學的層面就是義和利的對話。從孔子開始，「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不是說義和利之間對立，而是說要對謀利的自然沖動保持一種文化緊張，保持一種文化警惕，用倫理道德對謀利活動進行導向，使它走上合理的軌域。這樣才有董仲舒「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學規，它到了朱熹那裏發展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義利合一。
所以儒商精神是儒和商的合一，實際上就是義和利的合一，在中國傳統上從孔夫子開始一直到宋明理學，講的都是義利合一。而義利合一，表現在現實生活中就是公和私的合一，即個體與整體、個人與社會的合一。所以對「儒商」的要義，我比較傾向於是一種文明對話，義和利兩種文明因子的對話是其基本問題。
儒商精神不僅僅是有儒家氣質的商人精神或者商人人格。現在一些企業家非常善於用文化來包裝自己，但不是背幾句經典就是儒商。企業家要有文化真誠，不僅僅是一種氣質，還要有這樣一種文化素質和文明信念。
搜狐 智庫：比較具備儒商精神的企業家有哪些 ？
樊和平： 我比較傾向於把「儒商」當成一種境界來追求。比如孔夫子講「仁」，他認為「仁」既是一種德，是仁義禮智中的一種德性；又是一切德，所有好的德性都叫做「仁」。但「仁」又是一種彼岸的最高層次的德。孔子從來沒有說過誰是仁人，「仁」存在於不斷的行「仁」得「仁」的運動當中，就像我們每個人都會一心向佛，但是每個人都不能成佛。這就是所謂「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要義。
儒商也應當把它當成一種境界去追求，而不是誰學儒就是儒商，否則稱贊誰為儒商，就等於我們給誰貼了個標簽，頒了個獎，這不符合儒商的宗旨。它作為一種文化符號，代表一種人格境界和文明境界，而不是具體的某一個人，要避免把儒商當成企業家的某種文化資本和文化操弄。
出品 | 搜狐智庫
營運編輯 | 薛蘇文
分享喜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