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聞記者 劉可欣 圖據受訪者
從業近十年，雖然還是青年文物修復師，但魯海子也能感受到行業中的巨大變化。
現場文保工作的重要性、逐漸增加的研究性工作、文物修復工作的精細化和科學化……都讓「文物醫生」的工作更具有挑戰性。雖然不斷有新的問題出現，雖然總有暫時不能解決的問題，但這些行業中的變化，讓魯海子對文物保護與修復的工作，更加期待。
魯海子，目前任職於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曾在江口沈銀遺址考古發掘計畫中主持現場文物應急保護。從2020年開始，主要負責三星堆遺址金質文物的保護修復與研究工作。
魯海子
不一樣的「醫生」：「病人」千差萬別
人們將文物修復師的工作比作是「醫生」。在魯海子看來，這兩個職業相似，又在某種程度上有很大的不同。醫院雖然可分為內科、外科、口腔科等，但治療物件總歸是「人」。而文物醫生的「診治」物件卻是千差萬別，各個時期、不同地區、各種材質的文物，「每一件都是新的」。
當醫生診斷病情的時候，需要對病人有個基礎的了解，例如身高、體重、作息等，給文物「看病」也一樣。修復師在對文物的形貌、尺寸、重量、基體成分等有基礎認識後，才能制定保護修復方案。方案需經專家評估確認可行，才能著手開展清理、修復與研究。但具體的文物保護與修復內容，卻潛移默化地發生著變化。
「與以往的文物修復工作不同的是，近些年來，我們愈加重視資訊的提取。好比醫學中，如果遇到一個特殊的病癥，或許就會是一個極具參考性的案例。」目前，三星堆遺址正在進行的保護修復工作就是如此。在文物修復現場，考古人員和文物修復人員需要共同參與其中。「因為大家的關註點不同，所以希望透過這種方式，盡可能地減少遺漏的資訊。」魯海子說道。即便是考古發掘人員不在場的情況下，文保人員也需要對文物的狀態進行全面的記錄，保存數據，以備後續研究之需。
保護與修復：是一次再研究的過程
隨著考古事業的發展，文物修復也不再停留於單純的技術層面。在日常的工作中，修復工作也少不了多視角的研究，包括聚焦於器物的制作技術研究和成分分析。早些年江口沈銀遺址的文物保護和修復工作，魯海子就已經感受到了這種變化。
江口沈銀考古發掘現場
2016年，國家文物局批準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眉山市彭山區文物保護管理所聯合對江口沈銀遺址進行考古發掘。這時，魯海子被安排到江口沈銀遺址進行駐場工作。「以這次發掘為契機，我們單位開始側重文物發掘現場的文物保護。文物保護被納入到考古全過程中。」
駐場工作一做就是5年。每年用一半的時間進行發掘，一半的時間進行整理和修復。依托於如此重要的考古發掘計畫，有了跟專家、團隊溝通的機會，魯海子迅速成長起來。
在江口沈銀遺址文物的保護和修復工作中，魯海子意識到，保護與修復工作，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一次再研究的過程。「這個研究不僅僅是怎麽復原文物，它還像考古工作一樣，需要探索文物本身，包括材質、成分等，對其本質進行研究。」這樣的領悟，一方面是由於專家老師的引導，另一方面，魯海子說，則是人的好奇心使然。「做社會科學方面的研究，會自然而然地帶出一些疑問。帶著這些疑問工作，就不僅僅是修文物那麽單純。新發現的證據、資訊，都會讓整個工作變得有趣，也更讓人有成就感。」
從江口沈銀到三星堆：「文物醫院」再升級
江口沈銀遺址發掘之時，正是考古文博事業迅速發展的時段。人才的引進、裝置的更新、社會的關註、經費的支持……都讓「文物醫生」工作更進一層。原本「不分科」或者鮮少「分科」的「文物醫院」，有了充足的人才保障，讓文物修復師們能夠潛下心來專職從事某一材質或型別的文物修復；科技和裝置的支持，也讓原本依靠經驗的部份修復工作，能夠利用實驗數據進行量化，使得整個工作過程更加科學化。文物醫生不能僅靠「技術」，還應擁抱「科技」，讓文物修復成為有科學理論支撐的套用型學科。
2020年前後，江口沈銀的現場工作接近尾聲，魯海子被安排前往三星堆遺址，配合考古發掘。直至今日，他還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遺址工作站繼續推進相關的工作。
魯海子參與三星堆遺址文物的清理、修復工作
因為備受關註，三星堆遺址出土器物的修復工作更加緊迫，五號坑金面具的修復任務便是如此。雖然在談及為什麽選擇文物修復時，魯海子曾經說過，有一部份原因是受到了【我在故宮修文物】這類紀錄片的影響。但與紀錄片中不同的是，魯海子並沒有足夠的時間，用一兩年去慢慢地修復幾件精美的藝術品。「我們可能是幾個月要修復一兩百件，這是因為兩個工作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從出土到亮相，「尊貴」如五號坑金面具，也只用了兩個月不到的時間。
對於文物保護和修復工作來說，時間是另一個挑戰。「只要符合保護原則，還是得提高效率。中國還有那麽多文物等著修復，不提高效率怎麽行呢？」魯海子笑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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