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乞力马扎罗山底建立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为什么会与周边的群众产生严重的利益冲突？建立保护区和国家公园时，其实人为地将群众的利益割裂出去，但是，我们可以做到保护生态多样性与发展经济相互兼容…
出品：格致论道讲坛
以下内容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前秘书长韩群力演讲实录：
大家好，我是韩群力，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到格致论道。我今天的题目是「共生的世界」，将从人与生物圈计划和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角度，分享一些我的经验和看法。
在生物圈中，人是关键
在197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了人与生物圈计划（Man and Biosphere Programme，MAB），其理念基于1968年的世界第一次生物圈大会。当时几十个国家的科学家针对世界上日益增长的环境问题、资源利用的不可持续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了二十几条重要的建议，并达成一系列共识。
他们指出：生物圈是一个系统，对其部分的扰动最终会影响到生物圈的整体，故此，自然资源的利用规划，必须基于综合的跨学科的科学研究。
伴随着这个认识又有了一个新的重要观点：人类是生物圈中的关键因素。自然资源的管理问题仅靠自然科学和技术是无法解决的，必须要考虑到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和心理学等方面的问题。
同时还指出，生物圈中被损坏的部分必须予以修复，在有条件的地方须尽可能使其生产力得到加强。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人与生物圈计划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WNBR），以及世界遗产公约（WH）所涵盖的自然遗产部分，是进行生态系统保护、研究和可持续利用管理的两个最主要的国际合作机制，它们之间是有一定重叠的。
▲生态系统=>生物圈=>人与生物圈
在人与生物圈的科学计划，我们从生态系统、生物圈再到1968年大会强调的人在这个生物圈当中具有决定性的中心的作用，这是一个科学概念上的进展。
到1974年，当时在国际上已经成立了很多各种类型的保护地，比方说自然保护区、世界遗产地、国家公园等。这时候，人与生物圈提出了生物圈保护区这样一个新的模式。意思是我们要走出传统的异地、迁地保护的植物园、动物园，或者是在野外封闭的生态系统保护地。这些机制当然都是有价值的，但是如果要考虑世界生物圈整体的可持续性和安全性，就必须要走出传统的视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我们要在全世界找到生态上最富有代表性的地方，建立一个国际网络来开展合作。同时还提出了生物圈保护区不仅仅是要加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也要在保护区开展科学普及、科学研究、环境监测，并且支持与生态系统相关的周边地区的经济和环境相融的发展。
在保护的同时决不能忽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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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从封闭式保护走向人与自然深度交融、互动的新模式，有两个具体的案例：一个是非洲的肯尼亚的安波塞利，另一个是印度尼西亚的西比路群岛。
▲1989-1994：保护与当地群众的矛盾
肯尼亚的安博塞利生物圈保护研究是我进入教科文组织后做的第一个项目。照片上的非洲专家里有一位是肯尼亚第一个国家公园的主任，另一位是肯尼亚大学生态学的奥加尼教授。他们现在都已经不在世了，我有幸和他们在一起工作了几年。
安波塞利这个地方在乞力马扎罗山底下，是一个重要的野生动物保护区。我初始的想法是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来精准描述安波塞利，因为当时这里的生态系统在退化，我想知道为什么这里会出现生态系统退化的情况。
经过深入的讨论和沟通，我们最终发现，当地最主要的问题是核心区的保护目标和周边群众的利益出现了严重的冲突。类似的问题在我国的西双版纳也曾遇到过。
在历史上，马赛部落群众在保护区内和动物共存共生。但建立保护区、国家公园后，本地群众对保护的目标很不认同。所以当大象等很多迁徙动物路过他们活动地区，特别是造成破坏的时候，部落群众做出了不利于自然保护的行为。
我们最终讨论的结果是：保护尽管非常重要，但是不能把群众利益彻底地剥离出去，利益一定要共享，至少要有20%的野生动物观光的利益回馈到周边群众，他们才能支持保护工作。并且还要为当地的群众提供就业与培训的机会，社区代表也要参与保护区的治理和管理。从那时起，这个生态保护区和当地群众的关系得到了很大改善。
▲1998-2001：传统保护体系的作用
另一个案例是西比路岛生物圈保护区，位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侧大概150多公里的位置，是这里一连串岛链中最大的一座岛。这里的小岛上都有很重要的热带雨林、海岸带、低地森林、湿地，但其他岛上的林子都已经陆陆续续伐光了，西比路岛是剩下的唯一的一个。这里有非常重要的森林生态系统，有4种长臂猿，有很好的红树林，有热带雨林，是一个非常珍稀、非常重要的地方。
与传统的保护地有所不同，这个地方保护的成功很大程度是因为当地的曼塔维部落族群的坚守。他们和保护区一起工作，抵抗住了伐木公司的压力。
我记得有一次正在开一个三十多人的研讨会，就受到了伐木公司的冲击，一下子涌进七十多个人，会场里非常混乱，最后差点要叫警察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伐木工人和原住民的利益是严重冲突的，有伐木公司已经付钱在那盯了很多年，就想把这个林子拿下来，让原住民出让林权。
最终我们找到了化解的办法，让这些伐木工人和保护区建立了比较友善的关系，保护区才得以一直存活下来。
这整个经历对我的自然保护观念有一定的颠覆性。过去我们一直认为，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只是科学家认定的，因为科学家的工作建立了保护区，这些生物多样性才有了今天的状况。但在西比路岛生物圈保护区却并非如此。
后来我发现，在东南亚、在更多发展中国家都有这样类似的情况。现在所保护的对象，很大程度上是先民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知识系统维护下来的。所以人和自然的关系，更应该是人与生物圈计划提到的「开放式」。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放弃核心区的规划，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要兼顾人和自然的这种深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要用科学的办法加以现代化的有效管理。
保护与发展可以兼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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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5年，人与生物圈计划提出：生物圈保护区要能够作为全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典型。我下面再讲两个例子。
▲1996-1997：建立柬埔寨洞里萨湖生态保护区
柬埔寨中部的洞里萨湖是一个巨大的湿地，是东南亚最大的野生水鸟栖息地，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此外这里的水生生物、生态景观、水生态系统都非常重要，尤其是这里的水生态系统对湄公河流域以及整个柬埔寨都有很大影响，有季节性的防灾减灾的作用。
这个地方的保护价值是很清楚的，但它又是当地渔业生产的最重要区域。洞里萨湖是世界上淡水水产生产力最高的一个生态系统，柬埔寨周边五省有120多万人是靠渔业为生的。数据表明，有三分之一柬埔寨人的蛋白摄入是靠洞里萨湖生态系统的水产来支持的。
所以如果要把洞里萨湖作为一个生物圈保护区，农业部水产局会坚决反对，旅游产业也不同意，做工业的也有很多意见。
那怎么办？我们跟当地政府做了多轮的、长期的、非常密集的讨论。我记得最后一次我去敲定这个方案的时候，在一周之内拜访了5个部的部长。最终柬埔寨政府同意，自然保护、生态多样性的保护和经济并不一定是相互对立的。如果对鸟类的栖息地、保护地采取适当的监管和法律措施，很有可能达到兼顾的目标。
后来，柬埔寨政府发布了相关法案，由此洞里萨湖生物圈保护区成为了东南亚地区淡水生态系统的一个范例。
另一个案例是就是越南吉婆群岛生物圈保护区。吉婆群岛起初是和下龙湾一起申报了世界遗产，但是在国际评估中，由于这里的生产和资源利用，就没有通过。
为什么没有通过呢？因为评估认为这地方的人太多了，生产太多了，有做盐业的、做渔业的、做农业的等等，不够纯净、不够自然，所以不够满足世界遗产高标准自然美的要求。
于是越南政府又希望吉婆群岛能申请成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人与生物圈计划就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因为它的景观的美，喀斯特地区森林的生物多样性，还有红树林、海草床、珊瑚礁，这和当地群众的生产交相辉映，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最终，吉婆群岛成功地被纳入了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在马德里行动计划前后，有大量人与生物圈的各国代表团来这里参观，成为一个很成功的案例。
这两个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案例告诉我们：保护和发展的利益不一定是相互对立的，是可以找到共生之道的。
文化是保护区不可割舍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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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95年，人与生物圈计划提出将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同时作为生物圈保护区发展目标。我们不仅要保护生态，还要保护和生态相互依存的文化多样性。
这是位于伊朗扎格罗斯山系中部地区的Dena生物圈保护区，这里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非常好的地方。但是他们在2010年申报的时候完全没有提到当地的游牧部落。
其实这些游牧部落对资源的使用、对分区的认识，和科学家是不一样的。他们对当地生态系统按季节的生产力情况变化有非常好的认识。我们到野外去，经过和这些部落群众的考察、对话，最后建议政府修改了他们的申报方案。
我记得我们中国的汗马人与生物圈保护区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最终是把鄂温克族的驯鹿的生产实践纳入到了保护区里才得以成功。
在人与生物圈计划看来，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的工作不仅仅是要保护珍稀的动物或者植物的物种，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相关文化的表达也是我们所追求的美好生活当中重要的内容。
我们还在欧洲长期地推动跨界保护，即地理上被国家边界分隔的生态系统。在过去，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斯洛伐克和乌克兰、白俄罗斯的生态系统之间都是彼此独立管理的，有时甚至还拉上铁丝网，造成了动物种群出现变异的情况。
▲构建跨界生物圈保护区
照片显示的是在教科文组织副总干事的见证下，意大利和法国的两位部长在阿尔卑斯山建立了一个跨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右边的地图是地跨美洲三个国家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的特里菲尼奥（Trifinio）跨境生物圈保护区，是我在临卸任以前助力推动的一个项目。
我们还在继续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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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2013年接手了人与生物圈秘书长工作，不仅要做具体的案例，还需要领导制定人与生物圈计划新路线图和发展愿景。
经过几年努力，我们最终达成了一个重要的共识「利马宣言」，以及人与生物圈10年的战略和全球行动计划。
我摘录其中的一句话:「我们的世界应当是这样的：人们能够意识到人类和地球拥有共同的未来和紧密的联系，进而明确责任、共同行动，合力建设一个与生物圈和谐共生的繁荣社会。」生物圈保护区的工作是与我们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也和我们追求生态文明，建设一个绿色、健康、繁荣社会的目标完全一致。
这是在秘鲁利马开完大会以后，非洲代表团涌上台上来和我们一起合影，来庆祝这个新的共识。
未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要继续在全球范围内找到过去视线之外的重要生态系统。特别是在气候变化的情况下，持续地推动生态价值的实现，发展绿色经济。要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真正落实到我们的发展实践中。我们要把生物圈保护区里生态产品的价值充分发掘出来，关注、发掘、保护和推介传统农林牧渔产品以及传统生产、资源管理知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们还要加强生态修复与重建。这个案例是越南胡志明市外一个7万多平方公顷的红树林，但在越南战争的时候被美军用化学武器全部毁掉。经过几十年不断地栽培和自然的恢复的过程，现在又成为一个生机盎然的系统。这是联合国系统里首次将一个曾经完全被摧毁的生态系统纳入到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
人类既然能伤害生物圈，那么也应该有能力、有责任修复与重建被破坏的生物圈。
这是我国内蒙古的塞罕乌拉，这里有非常宝贵的经验，用休牧的办法让自然保护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驱动力。
从1976年正式启动到目前，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拥有分布在134个国家里的738个成员，已经构成了联合国体系内最大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覆盖了生物圈主要生态系统类型，有超过70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超过1亿人口，以及极为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和不同的发展环境，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平台。
在2025年，由中国主办的第五次世界生物圈大会将在杭州举行。我们应当以此为契机，共同制定面向未来生物圈的科学的合作纲领。
决定生物圈的关键是人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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