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今日头条原创首发内容，七十二小时内请勿转载！）
鞭炮声声辞旧岁，龙行龘龘贺新春！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当年在陕北插队落户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就像放电影一样，又清晰地浮现在了我的脑海里。
图片来源网络
我是1969年1月中旬离开北京到陕北插队落户的，当年我们海淀区的知青分在了延川县，我们同班的九名同学被分派在房家沟大队第二生产小队，大家住在了队里的两孔土窑里，暂时到老乡家吃派饭。
房家沟二队坐落在一条泄洪沟的北坡上，二十几户人家东一户西一户地散落在沟坡上，就像跑散的羊群。那一孔孔低矮破旧的土窑洞，诉说着房家沟的贫穷与落后，也让我们北京来的知青心生悲凉，房家沟实在是太穷了。
那时老乡家的生活很苦，我们在老乡家吃派饭，一天能吃一顿洋芋炖酸菜，早晚吃咸菜。我们知青一天吃三顿饭，老乡家一天吃两顿饭。我们吃的是玉米面和高粱面两掺的团子（像窝头一样，但底部没有窝），乡亲们家家都吃菜团子。
在老乡家里吃完了第一轮派饭，也就快过年了。除夕那天，我是在张队长家吃的派饭。早饭吃的白馍和猪肉炖酸菜，中午吃的土豆馅饺子。晚饭比较丰盛，有炸油糕，有炖肉，有豆腐粉条，张队长还让我陪他喝了一盅烧酒。来到陕北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总算吃上了白面馒头和猪肉。
春节过后我才知到，张队长家一共就蒸了十几个白面馍，割了二斤猪肉，炸油糕也是为了给祖先上供用的。
过完春节，我们照样吃黑面团子和咸菜，乡亲们照样吃菜团子。我们觉得陕北农村的生活很苦，可从没听到陕北老乡抱怨过一句。张队长常说，只要能吃饱肚子，就不叫受苦。
春耕备耕生产开始以后，第一次往山上挑粪，走了还不到一半的路程，我就有些力不从心了，挑着满满两筐牛羊粪左摇右晃的，感觉就像走钢丝。上沟坡的时候，我脚下一滑，摔倒在沟坡上，后边的那筐粪都撒在了沟坡上。
走在我后面的张队长赶紧放下他的担子，上前扶起我，看我没啥大碍，他才放心了。张队长用双手那我撒在地上的牛羊粪一点一点捧到筐里，剩下的一点捧到了他的筐里，然后又把我前边那个筐里的牛羊粪捧到他筐里两大捧，才对我说：「下回少挑一点嘛，走路也不能太快哩，力气要使匀了，前面的山路难走着哩。」
挑一趟粪要走五里山路，一路上歇了好几次，我还是累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挑了几天粪，我才理解了「远路无轻载」那句话的深刻含义，也明白了社员们挑粪为什么不紧不慢磨磨蹭蹭了。挑着近百斤的担子走五里山坡路，那真叫一个累啊。只有放稳脚步，才能轻松一点。
经过了三年多的劳动锻炼，陕北农民的苦我们基本都尝遍了，也学会了干各种农活，就连我们知青点的四名女生，也学会了使唤牲口犁地耙地。在陕北插队落户生活了三年多，我们最大的变化就是身体强壮了，皮肤晒黑了也粗糙了，穿衣打扮也和陕北老乡大同小异了，身上的衣服布丁摞布丁，我们也不觉得丢人了，并且我们都学会了缝补衣服，也学会了拆洗被褥。
劳动的苦累我们渐渐适应了，可陕北生活的苦，我们还是很难适应的。当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一年都吃不了几次肉，平日里炖菜，也基本是清水煮菜，菜汤里几乎看不到一个油花。那时盼过年，就是为了吃几顿白面馍，吃两顿肉。肚子里总没有油水，我们受不了，肚里的馋虫也会有意见。
当时不光是我们北京知青盼过年，陕北的乡亲们也盼过年，就算家里再穷，那顿年夜饭是少不了的，除了能吃上白馍和肉，还能美美地歇几天。年后的那几天，甚至正月十五之前，队里都不安排农活，乡亲们也不上山打柴，家家户户相互串门走亲戚，一直持续到初七八。用张队长的话说，苦累了一年，就是年后清闲这几天，相互串门走亲戚，一是为了加深亲情友情，二是为了能吃顿好的。最苦的是婆姨们，家里来了亲戚，她们忙做饭，吃饭的时候，她们不能上桌，亲戚吃完走了，有剩菜，她们就吃上一口，没有剩下菜，只能吃咸菜。
1973年春天，上级有了文件，厂矿企业要优先在插队知青中招工。我们房家沟的插队知青第一批招工名额是县煤矿给的，我不想去煤矿当工人，就放弃了招工的机会，惹得大队书记马文武还不高兴，他说农村后生想去还去不上哩，正式工人多好的待遇呀，还挑肥拣瘦哩。
第二年春天，县里要在我们北京知青中抽调一名宣传干部，因为我是高中生，马书记又把这次机会给了我。我参加了县里安排的文化课考核和体检，这两项我都过关了，结果没能通过政审。县里发出的外调函很快就有了回复，我爸因为路线问题，1971年春天就被停职反省了。
图片来源网络
之后的招工招干，就算马书记推荐我，我也不敢贸然占用招工名额了。那次县里招宣传干部我没能通过政审，白瞎了一个招干指标，不光是马书记和同学们觉得可惜，我自己也觉得可惜，害得其他同学失去了一次去县里工作的机会。
一晃就到了1977年夏天，在房家沟二队插队落户的北京知青就我一个人了，知青点最后的三名知青，一名女生因为身体原因办理病退手续回了北京，另一面男生到煤矿当了工人，因为我父母都不同意我到煤矿当工人，再加上我也不想当煤矿工人，最终房家沟二队就剩下了我一个人。怕我孤单和失落，张队长经常到知青来找我拉话，还宽慰我说，到了秋后，县里还会有招工名额。
当时我已经在陕北插队落户生活了八年多，我已经适应了陕北艰苦的生活习惯，生活和劳动的苦累对我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每天吃罢晚饭，坐在煤油灯下看书学习，是我最快乐的事情，我并没有感觉到孤单和失落。那年我爸的问题已经落实，他马上就要恢复了工作了，再有招工招干的机会，我也不担心通不过政审了。
秋收结束后，天气转凉，地里也没啥要紧的农活了，张队长看我情绪低落，就对我说：「于庆海（我的名字叫于庆海），你要是想家，就回去看看嘛，反正眼下队里也没啥要紧的农活。」
其实，我当时情绪低落并不是想家，因为头一年我是在北京过的春节，那次回北京，我在家待了一个月。那几天我是因为上火牙疼嗓子疼，所以情绪不好。
过了没几天，我突然接到了父母的来信，父母在信里告诉我说，马上就要恢复高考了，让我抽挤时间抓紧时间复习功课，全力备战高考。
猛然得到这个消息，我真的是欣喜若狂，虽然高考中断了十余年，可我的大学梦想一直没破灭，我总觉得说不定哪天我就被推荐上大学或通过考试去上大学，我的大学梦真的就要实现了。
从接到父母的来信后，我就不分昼夜地拼命复习功课，不出工劳动，也不去沟里打柴。张队长也支持我考大学，看我的烧柴不多了，张队长从他家给我挑来了两捆烧柴，后来又带领两个后生去给我打了一天柴。他说有啥事就吱声，他一定尽全力帮我，让我全心全意复习功课。乡亲们也给我送咸菜送辣子酱，一位大婶还经常帮我推磨罗面，帮我蒸团子做饭。
那年12月份，我到县里参加了高考。当时我们周边的几个大队，一共就有三名北京知青参加了高考。
高考结束后，我原本可以回北京等待高考录取结果。可我当时心里还真没底，也不知道会考成啥样子，我怕回到北京亲戚朋友会问我考得怎么样，我不好回答。
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在陕北等待高考录取结果，万一考不上，我好再继续备战下一年的高考。
快过春节的时候，张队长就告诉我说，让我去他们家过年，考虑到没少给他家添麻烦，也没少给乡亲们添麻烦，我决定就在知青点一个人过年，谁家也不去了。张队长和乡亲们老早就邀请我到他们家过年，我都一一婉拒了。
除夕那天要吃早饭的时候，张队长给我端来了一碗肉菜和两个白馍，饲养员武大伯也给我端来了半碗肉菜和两个白馍。武大伯是个光棍，腿有残疾，队里一天只给他记六分工，他的日子很苦，除非逢年过节，平日里他一顿白面饼都没舍得吃过。有了张队长和武大伯送来的白馍和肉菜，我的午饭也有了，中午就不准备包饺子了。主要是包饺子太麻烦，我的那把菜刀太钝了，剁馅子都费劲。
那天吃过早饭，我就到沟南的那个小山峁上走了一圈。一是过年了想家，站在山峁上往北京方向遥望一下，把心里的思念和祝福遥寄到北京去。二是怕张队长又来拽我去他家过年，我实在不忍心再给他家添麻烦。
太阳偏西的时候，我才背着一小捆茅草回到知青点。推开房门，只间灶台上那个搪瓷盆里有半盆饺子，有白面的，有荞麦面的，有土豆面的，还有白面掺了玉米面的。饺子馅也是好几种，有胡萝卜馅的，有土豆馅的，还有酸菜粉条馅。看到这一幕，一向坚强豁达的我还是禁不住泪流满面。
当我端着半盆饺子准备到土炕上吃饭时，发现炕桌上还有两碗饺子，碗里的饺子还温乎着哩。
那天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张队长突然来到知青点，硬是把我拉到了他们家。张队长说，除夕夜家家都吃团圆饭，让我一个人在知青点冷锅冷灶的，这也不是那么回事嘛。
在张队长家吃的那顿年夜饭，是我在陕北吃的最后一顿年夜饭，那个春节，也是我在陕北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春节过去了好几天，我才把两个空碗还给乡亲们。除夕那天都是谁家给我送了饺子，我至今也没弄清楚。
元宵节刚过了没几天，我突然接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能考上北京大学，我有点不相信，我总以为是不是招生办或学校弄错了，高考时我发挥的并不理想，还做错了一道数学大题，我对能考上北京大学没抱什么希望。
好像是在半梦半醒中，我背上行李离开了我插队落户生活了九年的第二故乡陕北，回到了北京，踏进了高校的大门。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部委机关工作。等我再次返回第二故乡时，那已经是二十年以后了。当时饲养员武大伯已经去世了，张队长和老支书（马书记）也都七十多岁了。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我要报答乡亲们对我的关爱和照顾，我要报恩。
之后的日子里，只要能抽出时间来，我就回陕北看看乡亲们，看看老队长和老支书。后来老队长和老支书相继离开了人世，我回陕北的次数也就少了。
当年知青们用碾子磨面的情景（图片来源网络）
离开陕北回到北京已经四十多年了，当年在陕北插队落户时经历的一些事情我已渐渐淡忘，唯独在陕北度过的最后那一个春节，我至今还记忆深刻，永远也不会忘记。第二故乡的乡亲们，将是我一生放不下的牵挂。陕北的那个小山村，将是我一生眷恋的地方。那里不光有我的青春足迹，那里还有我温暖又感动的回忆。
作者：草根作家（根据于庆海老师讲述编写成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