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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墳場還是文明的十字路口?他們為什麽關註阿富汗

2024-08-28國際
8月25日,新華社記者史先濤,曾四次赴阿采訪阿富汗女性的攝影師原老未,一直在阿富汗從事考古美術研究的邵學成博士做客三聯韜奮圖書中心,共話「我們為什麽關註阿富汗?」,一起聊聊他們所親歷見證的阿富汗故事。座談會由新華社高級編輯徐群主持。徐群於2005-2006年常駐新華社喀布爾分社,是中國首位常駐喀布爾的女記者。
「我們為什麽關註阿富汗?」講座海報
講座現場
在剛剛過去的巴黎奧運會上,難民代表隊選手、來自阿富汗的女孩塔拉什,因為在霹靂舞比賽中穿上了「Free Afghan Women」的披風,被取消了比賽資格。對此,塔拉什表示並不後悔:相比名次,她更在意的是讓那些努力突破枷鎖的阿富汗女性被世界看到。「我離開阿富汗並不是因為害怕,也不是因為不能在阿富汗生活,我離開是因為想為阿富汗的女孩,為我的生活、我的未來,為那裏的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巴黎奧運會霹靂舞B-Girls預選賽,來自阿富汗的女孩塔拉什,作為難民代表團成員參賽。最終塔拉什被判取消資格,因為她的鬥篷上印著「Free Afghan Women」。
世界其實一直在看著阿富汗。塔拉什所呼籲的女性問題,只是阿富汗諸多頑癥中的冰山一角,甚至算不上是最緊迫的問題。阿富汗的問題,恐怕首先是如何實作社會穩定,如何實作經濟發展,如何轉型。只有達到一定的文明程度,其他的問題才有解決的可能,人與人之間有平等和尊重可言,弱勢群體才會被保護。
阿富汗是一個什麽樣的地方?戰火紛飛?恐怖襲擊?貧窮落後?沒錯,阿富汗確實是個非常悲劇的國家。然而,你可知道,它也曾有歡歌笑語,燦爛千陽?可以說,1978年之前,阿富汗人民的生活是大體平靜安定的,連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都沒有卷入;現在網上仍能搜尋到五六十年代喀布爾的照片,街道秩序井然,女性時尚現代,整個國家朝氣蓬勃。但是1978年之後,一切急轉直下,四十多年來,阿富汗人再也沒有目睹過真正的和平與發展。
是什麽把它變成了如今這般?阿富汗嘗試過了所有可能的政體:君主立憲、威權共和、極左政權、神權政治、美式民主以及無政府,可以說神農嘗百草,百草皆枯槁。它是「制度的墳場」,亦曾經是「帝國的墳場」,歷史上英軍、蘇軍、美軍皆在這裏的崇山峻嶺間迷失了方向……現而今,它仍然是亞洲最窮的國家之一。
2021年,阿富汗再次引起了國際社會的矚目:美軍匆匆撤離阿富汗,前政府瞬間土崩瓦解,塔利班重新執政,新冠疫情不期而至……從2021年1月到2022年6月這段時間,可謂風雲變幻。由於動蕩不安和未來的不確定,世界各國的駐阿機構紛紛撤離阿富汗。來自中國新華社的史先濤,成為這期間唯一駐紮阿富汗的國際媒體記者,他在一線親歷了這一幕幕歷史性的時刻,發出了中國的聲音。回國後,他把這些經歷、體驗,如實記錄在【阿富汗戰地手記】一書中。
【阿富汗戰地手記】書封
時隔美軍撤出、塔利班執政整整三年的時間,從幾位嘉賓各自的講述中,「那些鼎革之際的日常生活,不同階層人們的反應,乃至歷史的宿命感」撲面而來。
從喀布爾回國兩年多,「我依然偶爾會做噩夢」
【阿富汗戰地手記】的作者史先濤,常年從事國際新聞報道。2021年1月-2022年6月任新華社喀布爾分社首席記者。座談會上,他首先發言:「在我一年多的阿富汗生活、工作經歷中,我對這裏印象最深刻的是戰亂、苦難、貧窮,還有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們,在那麽艱難的條件下,依然非常堅韌、堅強,而且不少人還在非常樂觀地生活。」
史先濤比較了塔利班政權卷土重來前後阿富汗社會生活的變化:在塔利班上台前,喀布爾街頭的景象已經風雨飄搖,軍警戒備森嚴,大街上設立了很多檢查站,頭頂不時可見美軍和北約巨大的飛艇在天空漂浮。塔利班上台後,最直觀的變化是滿大街都是穿著袍子、留著大胡子、戴著頭巾的塔利班戰士。很多民眾也恢復了這樣的裝束,尤其是婦女,她們必須在公共場合遮蓋面部,並在塔利班政府的鼓勵下穿上罩袍。
位於喀布爾老城區的市場
就當地的安全形勢而言,史先濤回憶說自己在2021年1月份來到喀布爾,彼時美國已經在宣傳撤軍,政府軍同塔利班的戰事烈度不斷升級。同時,這裏依舊活躍著大量的恐怖組織,在喀布爾每天至少要發生三五起恐怖襲擊。很多市民甚至不能確保自己一早上班,晚上能平安地回到家中。塔利班執政後,全國範圍內的戰爭結束了。「舉個最簡單的例子,之前在阿富汗想來一次全國性的旅行是不可能的,因為中間要跨越好多戰區,現在這已經可以實作,可以說安全形勢有了逆轉性的變化。」
與此同時,當地的經濟形勢則一落千丈。史先濤解釋說,此前美西方是阿富汗政府最大的財政支持者,政府開支的70%都是靠美西方的供給,自身造血能力非常低下。塔利班上台後,美西方不僅切斷了財政援助,還對塔利班進行了制裁,造成了經濟形勢更加蕭條。「經過三年的發展,塔利班雖然也在努力,但經濟形勢依舊不是特別樂觀。首先是戰時大量的富人、生意人外逃,普通民眾心態也比較恐慌,對於塔利班重新掌權後的政策心裏沒底。但現在阿富汗人民對國家未來的走向有了自己的判斷,不像之前那麽迷茫、困惑。」
911事件後,美國以反恐的名義出兵阿富汗,並在當地長期駐軍。為什麽早已敗退的塔利班會卷土重來?史先濤給出了以下幾個原因:在阿富汗歷史上,中央政府的存在感一直比較弱。美國扶持起的阿富汗政府,並沒有考慮到該國的歷史和國情,而是對美國三權分立模式的照搬照抄。「這個政府的統治力,當地戲稱阿富汗總統為喀布爾市長,他的政令都出不了喀布爾。因為很多地方是軍閥掌控,農村等更廣闊的地區則是塔利班在盤踞。同時,政府官員大都沒有信仰支撐,腐敗嚴重。」
其次是政府軍由美西方一手打造出來,最初設想是隨著美軍逐漸撤出,政府軍可以控制住整體局勢,甚至能夠清剿塔利班武裝。「但這樣的軍隊沒有戰鬥力,軍人把加入軍隊當成工作,領一份薪水。等美軍撤走了,他們接著回到老家種植鴉片。」
塔利班武裝人員來分社檢查
「我想強調一點,塔利班長期在農村地區經營,讓農村地區得到了穩定。尤其阿富汗是城鄉二元社會,農民從數量是更大的群體,城市居民則是少數。相較於魚肉鄉裏的軍閥,阿富汗農民更願意選擇塔利班。同時,美軍在打擊塔利班時,後者多隱匿在農村,塔利班戰士和普通農民很難區分,美軍直接投炸彈,很多無辜的村民被炸死,這也埋下了仇恨的種子。美國在阿富汗經營了20年,但剛有撤出的風聲放出,塔利班就大舉反攻——原先他們只占領農村,從未占領過一個省會城市,但從2020年8月10日攻占了第一個阿富汗的省會,到攻占喀布爾只用了10天的時間,可以說政府軍完全不堪一擊,原政府也迅速垮台。」史先濤說。
在喀布爾駐站一年半,帶給史先濤最大的感受是恐怖襲擊和戰爭對普通民眾帶來的傷害。「幾乎每天都有炸彈爆炸和槍擊事件,2021年5月,喀布爾一所女子中學遭遇連環汽車炸彈襲擊,一百多名女生身亡,那個場面慘不忍睹……雖然我已經離開了兩年多,但還是會偶爾做噩夢。」
喀布爾市內,大多人車混行,交通擁堵
史先濤坦言自己不敢對阿富汗的未來做預測。「我感覺短期內,塔利班政權應該是相對比較穩固的,雖然它實施了一些非常有爭議的政策,但如果沒有外來勢力的入侵和幹涉,它的政權大體會比較穩定。2001年美軍推翻塔利班後,在阿富汗出現過一段時間的建設熱潮,但這種改變只發生在城市,農村的面貌並沒有任何改變。現在的塔利班政府也希望改善國家面貌,改善經濟環境,但面臨的困難實在太多了。現行政策相對保守,這同整體的國家環境和社會發展的階段密切相關,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變的。」
「只要提到與阿富汗相關的事物,大家都會抱有寬容心」
攝影師、特約撰稿人原老未,本名原未。她的足跡遍布非洲、中東、歐洲、中南美洲及南太平洋島國等60余國,2013年9月始,開始專註於阿富汗人文紀實,五年間四次往返於阿富汗諸省拍攝采訪,著有【罩袍之刺】一書。在她看來,阿富汗是一個特別割裂的地方,「各方面都很割裂。」
【罩袍之刺】書封
在【罩袍之刺】中,原老未寫道:「偏見是一根釘在罩袍上的刺,罩袍遮住的不只是她們的,還有我們的雙眼。」在這本書中,從赫拉特市郊小鎮裏教中國武術的老師卡瓦利、女性就業率全國墊底的坎大哈繡坊主瑞吉娜,到堅持過有機生活並渴望婚姻的記者迪巴、開饢鋪養出兩個好女人的古爾贊嬸嬸,還有用嘴畫畫的網紅魯巴巴、出生在伊朗的難民大學生熱紮依,這六位女性出生在不同的省份,從事不同的職業,有著不同的性格,她們一樣渴望生活,熱愛生活。
在座談現場原老未介紹說,瑞吉娜以難民身份在美國長大,並接受高等教育。「她的父親並不要求她戴頭巾,反倒是她在畢業後因為自己是穆斯林,選擇戴上了頭巾。再比如記者迪巴,迪巴是她的化名,她在塔利班占領全國前坐飛機去了歐洲。前幾天我看了一則關於她的采訪,完全是公眾場合裏的形象,她表示要為女性權利而奮鬥,完全不想結婚,表現得特別獨立、自我,這和她在阿富汗時給我的感受完全不一樣。其實在阿富汗社會能見到很多割裂的現場,城市中很多女性願意擁抱西方,甚至會穿抹胸、吊帶裙,進女子美容院,比我還奔放。但到了農村,特別是南部地區,她們出門時會完全蓋上臉。」
喀布爾街頭放學後結伴回家的女孩兒
上海外國語大學世界藝術史研究中心研究員邵學成,常年從事阿富汗、巴基斯坦等中亞國家的考古美術研究,曾參與策劃阿富汗黃金國寶展、巴基斯坦犍陀羅藝術展等專案,發起「巴米揚守護人」「犍陀羅守護人」等亞洲文化遺產保護教育專案。他在發言時介紹說,自己前往阿富汗主要從事兩方面的工作,「一是我們要到當地做誌願者工作,另外就是做我自己的科研工作。」
「為什麽要去阿富汗搞科研?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學界有一種說法,如果你的學問足夠厲害,你就去阿富汗。在這裏開展學術研究固然艱難,但哈佛、牛津、劍橋都曾派考古隊去阿富汗,因為幾乎所有人類文明的謎團都在這裏凝聚,關於東西方交流、歐亞大陸的交流,文明的十字路口就在這裏。在西方學界,只有頂級大學才配有阿富汗研究,這正是體現其科研能力的地方。我們國內目前關於阿富汗歷史、文化的研究還比較薄弱,應該盡早投入力量在這個領域發出自己的聲音。」
邵學成還表示正是在阿富汗的工作經歷,讓自己的心靈得到了治愈。「在我讀書的時候,提到阿富汗第一印象除了恐慌、戰亂就是民不聊生。我去阿富汗的初衷,也不過是出於私心,想多發C刊論文、多寫書,反正大多數學者也沒來過,隨我怎麽寫。但當我接觸了很多阿富汗學者和普通人之後,他處在最低的溫飽水平,可依舊心懷理想,堅持科研。即使政權更叠,一些人逃到了國外,但很多人還是選擇留下來。這讓我想到了抗日戰爭時期,我們的前輩學者也自發留在了重慶、李莊(西南聯大分校‘李莊書院’),自覺自願地去守護國家的文脈,傳承科學與新知。我想說,在阿富汗也有這樣的一批人。我同他們日夜相處,漸漸地也不再焦慮,不再失眠了,甚至感到非常幸福。」
邵學成介紹說,2022年11月,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亞洲文化遺產保護基金啟動「巴米揚守護人」專案。「當聽到這個訊息,我身邊很多老師、朋友都義不容辭地加入了進來。大家都覺得,中國人之前沒有在海外做過這樣的義舉,這是第一次。我發現這種溫柔與信念並不僅存在於阿富汗,而是只要提到與阿富汗相關的事物,大家都會抱有寬容心,這讓我感受到一份溫柔。我就一直說柔軟的阿富汗,溫柔的阿富汗,可能它表面上很嚇人,但如果大家透過這些危機風險,你也能看到一個很脆弱的內心。」
澎湃新聞記者 王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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