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羅斯福新政時代以來,美國自由派人士表現出一種驚人的特異功能,他們可以突然忘記美國右翼的存在。
1950年,社會評論家萊昂內爾·泰利林(Lionel Trilling)曾宣稱自由主義取得了勝利,認為保守主義不過是「易怒的心理表現」。隨後麥卡錫主義的興起、大規模反對民權運動以及約翰·伯奇協會的出現都使這種假設受到質疑——但當林登·詹森在1964年總統大選中擊敗了保守派共和黨人巴瑞·戈德華特時,人們再次宣布取得了最終勝利。然後李察·尼克遜當選。當他辭職時,民主黨人確信共和黨人和保守派已經被擊敗了一代。然而僅僅六年之後,朗奴·列根就來了。
列根的勝利讓保守主義和美國主義真正水火不容的說法變得難以立足。盡管如此，許多人仍然認為某些觀念——明顯的種族主義、「美國優先」本土主義——已經永遠退居政治邊緣。
這也是當勞·杜林普讓自由派措手不及的部份原因；他的受歡迎程度顛覆了人們對美國人的信仰，以及他們在21世紀應有的行為方式的核心假設。
即使現在，在杜林普贏得一次勝利和一次驚險的後續選舉之後，似乎很難相信美國選民真的會讓他重新掌權。左派可能會認為美國歷史上的許多事件都是壓迫的傳奇，從殖民定居到奴隸制和吉姆·克勞法案再到移民排斥。但如果你意識到，你的許多同胞顯然仍然支持其中的一些想法，那完全是兩碼事。
歷史學家們不時指出，保守主義和極右思想有其自身的歷史、譜系和持久力。20世紀90年代中期，艾倫·布林克利（Alan Brinkley）敦促歷史學家同行們解釋（而不僅僅是譴責）催生列根的保守主義浪潮。杜林普當選後，歷史學家歷克·珀爾斯坦（Rick Perlstein）在【紐約時報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懺悔書，惋惜道：「美國歷史的職業守護者」試圖遵循布林克利（Brinkley）的訓誡，卻「對美國右翼的敘述過於狹隘，以至於未能預料到杜林普這樣的人會崛起」。從那以後，學者和記者們試圖糾正記錄，對約翰·伯奇協會、本土法西斯主義、三K黨和其他極右翼化身進行了大量新的研究。傑佛遜·考伊的【自由統治】獲得了2023年普利策歷史獎，講述了阿拉巴馬州一個縣發生的「白人反抗聯邦權力的傳奇故事」。
到目前為止，大多數為當今右翼建立家譜的嘗試都集中在國內政治方面。因此，他們忽視了杜林普政治品牌最引人註目和令人不安的一個方面：他不僅將外國獨裁領導人視為地緣政治盟友，還將其視為如何過上美好生活的典範。在華盛頓圈內，外交政策專家們對杜林普的獨斷專行、專制統治者崇拜風格敲響了警鐘，認為這是對民主規範的侵犯，不符合美國傳統、理性以及行事方式。但正如記者雅各布·海爾布倫（Jacob Heilbrunn）在他充滿沖擊力和吸重力的新書【最後的美國】(America Last）中指出的那樣，杜林普的「美國優先」傾向——包括對外國強人的欽佩——有其歷史根源。曾幾何時，這些想法還只是邊緣話題，其內容令人震驚，但影響力卻未必如此。如今，它們正成為主流。
推崇專制
海布倫在後冷戰時期逐漸成熟。1989年，他進入當時正蓬勃發展的新保守主義運動的喉舌【國家利益】雜誌開始職業生涯。在克林頓政府執政期間，他成為【新共和】雜誌（當時可以說是比新保守主義更自由主義）的職員，2008年回到【國家利益】雜誌並最終成為其編輯。從這一有利位置出發，海爾布倫既是新興極右亞文化的見證者，也是批評者。這種亞文化以對俄羅斯總統和匈牙利總統的崇拜為核心。在【新共和】雜誌，海爾布倫創造了「神權主義者」一詞，用來描述等級森嚴、孤立主義、公然宣揚基督教信仰的傾向，這種傾向似乎正在新一代共和黨領導人中流行。即便如此，他和許多華盛頓圈內人一樣，並沒有完全料到杜林普的到來。
然而，杜林普上台後，海爾布倫很快就認出了他的類別。他寫道："我越聽當今保守派談論匈牙利、俄羅斯、‘覺醒’、‘深層國家’、墮胎、移民和媒體偏見，就越相信他們的許多論點並不新鮮。「如果有什麽不同，那就是事實恰恰相反：這些論點是一種保守行為，將可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怨恨和擔憂保留在某種修辭煉金術中。" 【最後的美國】是海爾布倫對美國的描述，講述了美國如何從那裏走到這裏，這要歸功於眾多極右翼知識分子、政客和潛在的暴君。
根據這本書的副標題——「右翼與外國獨裁者長達一個世紀的羅曼史」——人們可能會認為【最後的美國】探討的是一個熟悉的主題：在二十世紀，美國政府如何以近乎無限的國家利益觀行事，與獨裁者和煽動者同流合汙。但海爾布倫並不關心（或者，也許是不願面對）出於地緣政治原因而做出的道德妥協。相反，他試圖描述美國人對外國殘暴且經常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獨裁者的崇拜，從德國的威廉二世到南非的種族隔離政府。「這本書挖掘的傳統不是基於現實主義或實用主義，」海爾布倫寫道，"而是根植於真誠的親近。它的擁護者宣稱，或者至少認為，某種形式的獨裁主義優於民主。」 現實主義者可能會認為與獨裁者建立纏結不清的聯盟是萬惡之源。而海爾布倫筆下的人物卻對邪惡本身表示贊賞。
1972年，佛朗哥和列根在馬德裏，圖片12 / Universal Images Group / Getty Images
這本書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開端，這是歐洲大陸上第一次吸引美國大規模動員的戰爭。 1917年，伍德羅·韋遜總統宣戰，引發了國內反德情緒的爆發，從荒謬的（酸菜變成了「自由白菜」）到真正具有壓迫性的（禁止「不忠誠」言論的法律和針對可疑德國國民的拘留營）。 但正如海爾布倫指出的，美國右翼中至少有一些聲音支持德皇，視其為民族主義願景和男性力量的典範。海爾布倫並不認同他們的觀點。他寫道，德皇是「一個怪物」，他「將二十世紀帶上了沖突、流血和災難的道路」。盡管如此，海爾布倫還是試圖解釋德皇的崇拜者們喜歡什麽，以及他們如何構建一個德國是地緣政治受害者而非侵略者的故事。盡管這些觀點在戰爭期間並不受歡迎，但凡爾賽條約令人失望的解決方案在戰後幾年裏還是產生了一些影響。海爾布倫認為， 德皇的平反有助於產生「許多論點，供美國後代為專制領導人辯護時使用」。
這些論點是什麽？首先，它們是反民主的——致力於一種等級觀念，在這種觀念中，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重要，而「偉大領袖」（無論他是誰）是最重要的。除此之外，海爾布倫的思想家們並不總是意見一致。一些人公開擁護精英統治，而另一些人則聲稱自己在傳達人民的意願。有些人虔誠地信奉天主教，而另一些人則對教會和國家的虛偽表示不屑。有些人主張建立強大的中央政府，而另一些人則主張建立一個自由主義的天堂。對於某些人來說， 例如惡毒的種族理論家洛思羅普·斯托達德（Lothrop Stoddard)，捍衛種族隔離才是最重要的。對於另一些人來說，則是保護傳統基督教、父權制家庭，甚至只是等級制度本身。
然而，這些人物還是找到了一群共同的崇拜物件。海爾布倫最有效的章節記錄了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直到人們普遍知曉其政權的真正破壞性時，美國人對貝尼托·墨索裏尼和阿道夫·希特勒的深深迷戀。正如海爾布倫所指出的，現代保守主義運動的幾個主要人物，包括出版商亨利·雷格尼，一開始都是希特勒的辯護者，他們更傾向於希特勒的反共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而不是與約瑟夫·史太林聯合的反法西斯陣線。希特勒也給予了回應。正如法律學者占士·惠特曼（James Whitman）在其2017年出版的【希特勒的美國模式】(Hitler's American Model）一書中指出的那樣，納粹政權從吉姆·克勞（Jim Crow）制度和美國眾多優生學理論家那裏汲取靈感，以建立種族秩序。
反精英的常春藤聯盟成員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海布倫所定義的極右翼專制傳統的界限變得模糊起來。美國政府本身也支持反史太林主義立場，幾乎與所有贊同這一立場的人結盟。反共主義遠非極右翼的專屬語言，而是成為美國政治的通用語。盡管如此，還是存在一些差異。海布倫正確地將約瑟夫·麥卡錫列為杜林普式先驅之一，與其說因為這位威斯康辛州參議員反對蘇聯，不如說他以一種獨特的右翼方式表達了這種反對。對於麥卡錫及其許多追隨者來說，問題不僅在於康米或蘇聯，還在於阻礙冷戰勝利的整個自由派精英、名牌大學教授和行政官僚集團。
沒有人比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更善於利用這些思想，他是20世紀中期保守主義運動的巫師。巴克利在1951年出版的【耶魯大學的神與人類】(God and Man at Yale）一書中譴責他的母校是社會主義和反基督教灌輸的堡壘，從而開始了他的職業生涯。隨後，他轉而支持麥卡錫，將其視為一位身陷困境的美國英雄，用海爾布倫的話來說，麥卡錫具備獨特的能力，能夠擊敗「1950年代共識社會的看門人——常春藤聯盟知識分子、華爾街銀行家、自由派媒體」。 1955年，麥卡錫倒台後，巴克利創辦了【國家評論】，他堅信其他人必須起來反抗那些奸詐、對共產主義態度溫和的精英。
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裏，【國家評論】支持了一系列令人發指的政權： 西班牙的法蘭西斯科·佛朗哥、多米尼加共和國的拉斐爾·特魯希略、智利的奧古斯托·皮諾切特、羅得西亞和南非的種族隔離政府。該雜誌還完美地詮釋了人們耳熟能詳的保守政治風格。「攻擊左派、譴責政治正確、推翻深層國家——這一切都源於巴克利的早期努力，」 海爾布倫寫道。
與巴克利一樣，海布倫的許多研究物件都來自常春藤盟校，尤其是哈佛和耶魯（哥倫比亞大學排名第三）。這種比例過高的情況可能與海布倫的篩選過程有關，他似乎傾向於選擇古怪的高貴偽知識分子。但常春藤盟校的持不同政見者作為右翼政治類別也有一些值得註意的地方。如今的政治圈充斥著常春藤名校畢業生，他們最喜歡做的就是譴責自由派精英和聘用他們的大學。想想佛羅裏達州州長朗·德桑蒂斯（耶魯大學）、參議員J.D.萬斯和喬什·荷莉（兩人都是耶魯大學法學院）、前共和黨總統初選候選人維韋克·拉馬斯瓦米（也是耶魯大學法學院）以及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諾（他擁有耶魯大學兩個學位）。甚至還有杜林普，他是賓夕法尼亞大學教育的優秀產物，現在不僅是左翼校園活動家的勁敵，也是事實專業知識和尋求真理的整個事業的勁敵。
海爾布倫講述了一些離奇的故事，講述了當這種內部不滿情緒失控時會發生什麽。巴克利的姐夫小布倫特·博澤爾（L. Brent Bozell, Jr.）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他擁有耶魯大學的學士學位和法學學位，似乎正走在【國家評論】式的精英抨擊的美好生活道路上。然而，1965年，他移居到佛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在那裏他越來越接受天主教神權政治的世界觀。回到美國後，他投身於激進的反墮胎運動，並協助組織了1970年在華盛頓舉行的首次大型示威活動。在抗議活動中，他手持五英尺長的木十字架襲擊了一名警察，並不得不被戴上手銬拖走，同時用西班牙語高喊「基督君王萬歲！」
不再邊緣
當然，博澤爾和杜林普之間至少有一個重大區別。博澤爾是一個邊緣人物，在保守派圈子中廣為人知，但除此之外，他幾乎默默無聞。杜林普已經擔任過美國總統，而且可能很快再次當選。從這個意義上說，海爾布倫關於極右情緒的家譜需要解釋的關鍵之處，不僅僅是它存在的事實。真正重要的是——也是【美國最後】一書所描述的大部份內容與當下情況的不同之處——這些思想最終俘獲了一位美國總統，以及美國兩大政黨之一。
這種不和諧的局面激發了海爾布倫的探索。然而，這本書本身卻很少關註影響力或權力的問題。海爾布倫通常避免評估他的主題的相對位置以及他們的想法是否進入主流的方式。他寫道：「他的反感是普遍的，」關於反民主的商人梅爾文·金博爾·哈特——但有多普遍？ 對於富蘭古連·羅斯福總統的批評者，海爾布倫堅持認為「其中不乏親法西斯分子」——但具體有多少呢？海爾布倫對這些問題含糊其辭，這也特許以原諒，因為量化影響力或遺產是眾所周知的高難度工作。然而，其結果就是讀者很難感受到時代變遷，仿佛外交政策中的極右情緒歷史是一段無縫且不變的旅程。
事實上，在海爾布倫描述的大部份時間裏，這些情緒已經過時了——當然，它們是真實的，但幾乎不是政策的驅動力。一戰期間，少數美國名人可能喜歡德皇，但國內不自由主義問題的真正原因與韋遜的鎮壓政策有關，而不是親德主義。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孤立主義飛行員卓思·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及其支持者確實崇拜希特勒和墨索裏尼，但美國政府卻將國家的鮮血和財富用於完全不同的方向。當前唯一的真正先例可能是列根政府，當時海布倫描述的許多人物第一次嘗到了實際權力的滋味。列根當選後幾周內就仔細閱讀巴克利的個人推薦，尋找用列根的話來說「理念與我們相似」的人選。列根還從【國家評論】圈子外招募人才。 新保守主義政治學家珍·柯克柏德烈（Jeane Kirkpatrick)1979年在【評論】上發表文章【專制與雙重標準】，主張華盛頓應該與右翼專制統治者交好，她後來成為列根駐聯合國大使。
從大多數衡量標準來看，列根和杜林普在外交政策方面幾乎沒有共同點。無論人們如何看待他的做法，列根都是美國例外論和美國模式說服力的忠實信徒。杜林普描述了一個衰落的美國，一個世界笑柄。在杜林普看來，普京的俄羅斯至少擁有大國應有的尊嚴、實力和自尊。海爾布倫的書表明，杜林普並不是第一個提出這種主張的人——在涉及外國專制當權者時，就像在許多其他問題上一樣，杜林普大多是在借用前任糟糕的想法。 然而，【最後的美國】一書也許無意中強調了為什麽二十世紀實際上與二十一世紀截然不同，以及為什麽美國現在似乎正在走向未知領域。
作者簡介：比華利·蓋奇是耶魯大學的約翰·路易士·加迪斯歷史學教授，也是【G-Man：J·艾德加·胡佛與美國世紀的誕生】一書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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