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個月，中歐之間的互動頻率異常密切。去年年底，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歐洲理事會主席妙思、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以及比利時首相德克羅相繼蒞臨中國；今年二月末，王毅外長存取了西班牙和法國，並參加了在德國舉行的慕尼黑安全會議
3月底，荷蘭首相呂特和法國外長塞茹爾納相繼訪華；4月8日，來自歐盟、德國、法國、荷蘭、丹麥的氣候特使前來中國，尋求與中方加強合作。而在4月14日，德國總理朔爾茨也啟程訪華。甚至有訊息稱，中國領導人將於5月初存取歐洲。 #MCN正選激勵計劃#u0002
中歐頻繁互動的原因何在？源於即將到來的重大事件：歐盟即將迎來六月的歐洲議會選舉。這場選舉可能對中歐雙方的命運產生影響。
目前的歐盟顯然缺乏獨立自主的地位，這是因為美國一直在運用三種手段來對歐洲施加控制：分別是渲染俄羅斯構成威脅、透過駐軍和軍火銷售，以及操控歐洲議會。
歐洲議會擁有超過700個席位，所有議員均由直接選舉產生，而非由各國政府任命。這一設計理應使議會更好地代表成員國的民意，但實際上，它卻為美國提供了機會幹預——由於議員不受成員國政府的約束。
美國可以采取多種手段來影響他們，這導致歐洲議會經常與成員國政府的立場發生分歧。即使成員國政府不同意，一旦歐洲議會透過某項決議，它們也必須予以執行。
歐洲議會每五年舉行一次選舉，2019年的上一次選舉發生在俄烏沖突爆發前。盡管如此，那批議員仍然成功地將歐盟與美國的戰略聯系緊密結合。由於中國和俄羅斯之間保持著正常的貿易關系，甚至有副議長在2022年存取台灣，引起了不滿。
現在，反對俄羅斯已經成為歐洲政治的主流，那麽今年選舉產生的歐洲議員又將是何等風雲人物？毫不誇張地說，如果中國和歐洲國家不立即采取行動，歐盟可能會按照美國的意願，與中國進行「脫鉤」。
中歐相互位居第二大貿易夥伴，他們之間的年貿易額超過8000億歐元。無論是受到俄烏沖突嚴重影響的歐洲經濟，還是受到美國打壓的中國經濟，都無法承受中歐脫鉤所帶來的後果。因此，為了生存，中歐高層紛紛采取行動！
然而，美國已經在歐洲滲透到了無處不在的地步，而歐洲對俄羅斯的擔憂也根深蒂固，關於歐洲是否能夠重獲戰略自主，仍是一個未知數。而且，歐盟的產業相對高端，與此同時，中國正在加速產業升級。
因此，從長遠來看，中歐之間的合作能否超過分歧，仍是一個待解之謎。至少，耶倫剛剛抱怨中國「產能過剩」，歐盟便對中國的風力渦輪機企業展開了反補貼調查，這表明歐洲對「已開發國家粉碎機」的恐懼程度。
因此，在處理歐洲事務時，我們應該努力爭取，但決不能將所有希望寄托於他們。只有透過產業互補，我們才能夯實緊密的關系。因此，中國應該更多地關註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兄弟。
亞非拉之所以排在前面，而非拉非亞，原因在於一國的軍事實力能夠覆蓋到哪裏，國家的利益也就能夠延伸到哪裏。因此，排名的順序本身就折射了戰略上的優先級。
在亞洲，東盟與中國的距離最近，擁有龐大的人口和市場規模，是中國最重要的貿易夥伴。自4月份以來，東南亞國家掀起了訪華熱潮：印尼新當選總統普拉博沃首次出訪選擇了中國。
王毅外長分別會見了老撾副總理兼外長沙倫賽、越南外長裴青山和東帝汶外長賁迪拓；泰國公主詩琳通、越南國會主席王庭惠和新加坡副總理王瑞傑也相繼存取中國。這充分表明雙方對彼此的高度重視。
中國和東盟之間的緊密關系源於全球產業鏈的安排：中國處於中高端，而東盟則位於中低端。這種差異使得雙方在產業上高度互補，自然成為合作夥伴。
目前，中國正在加速產業升級，導致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東盟轉移。更為重要的是，這些產業的上下遊仍然與中國有著緊密聯系，這將中國和東盟緊密聯系在一起，形成一個完整且具有內迴圈能力的巨大經濟體系（即RCEP），有效保障了雙方經濟的風險抵禦能力。
中國，這龐大的經濟體系具有更為深遠的內涵。我們了解，一個國家的實力背後離不開科技的推動。隨著每一次產業變革，構建完善的工業體系所需的人口規模也逐漸增大。
舉例來說，第一次工業革命興起於英國，僅需數百萬人口；而第二次工業革命則在德國和美國掀起，需求人口數已達數千萬；至於第三次工業革命則在美國掀起，其所需人口規模已高達億計。為何所需人口逐步增加呢？
首先，工業門類日益復雜；其次，唯有龐大的市場需求才能有效激勵科技創新與成果轉化，而這些轉化所帶來的利潤又能持續投入科技創新，形成良性迴圈。因此，人口規模對於工業化過程至關重要。
因此，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爆發地必然是一個人口規模龐大的經濟體，甚至有可能達到數十億的規模。盡管中國擁有高達14億的人口，但這仍然可能不夠，因此我們需要整合其它國家，構建一個更加龐大的經濟體。
美國的人口只有3億多，人才短缺更為嚴重，因此在結束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後，看到中國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美國便不顧一切地重新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爭搶人才，毫不畏懼丟面子。
美國的地理位置開始顯現出一些缺陷：它位於西半球，與世界人口最密集的歐亞非大陸相距甚遠，要整合這些地區的國家需要付出極高的成本。尤其是要整合東南亞地區，與中國的競爭幾乎是不可能的。
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中國，若要整合位於地球另一端的拉美地區，成本將遠高於美國的情況。而且拉美一直以來都是美國的地緣政治勢力範圍，在這裏進行投資，面臨的政治風險也相當大，稍有不慎就可能遭遇挫折。
因此，我們依舊堅持之前的觀點：中國的影響力能夠觸及的地方，中國的經濟體系就有可能融入其中。我們需謹慎選擇，先應對近處的問題，再考慮遠方的挑戰。當我們的實力無法覆蓋距離時，便需與其他友好國家合作。
例如，在中東地區與美國的博弈中，我們應尋求與沙特的協商，而在非洲，與英國和法國的競爭中，則需依靠俄羅斯的支持。只有當我們實力足夠強大時，才能真正將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整合為一個巨大的經濟體系，徹底顛覆任何不合理的舊秩序。
1935年9月，當中央紅軍完成長征的最後一段路程，即將抵達陜北之際，偉人曾登高遠眺雄偉的昆侖山脈，發出了這樣的豪言壯語：「安得倚天抽寶劍，將你一分為三？一截送往歐洲，一截獻給美洲，一截歸還東瀛。
在太平盛世之際，全球都將享受同樣的繁榮與和平。」當時，世界處於大戰的邊緣，我們黨剛剛保住了革命的火種，然而偉人心中最關切的仍然是如何徹底改造舊世界，實作全人類的解放。
正因為偉人的卓識和廣博胸懷，一窮二白的中國能夠在短短半個世紀裏躋身世界強國之林。如今，中國面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但我們擁有遠勝當年百倍的物質基礎，我們更應該挺身而出，決然打破一切不合理的舊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