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乞力馬紮羅山底建立一個野生動物保護區，為什麽會與周邊的群眾產生嚴重的利益沖突？建立保護區和國家公園時，其實人為地將群眾的利益割裂出去，但是，我們可以做到保護生態多樣性與發展經濟相互相容…
出品：格致論道講壇
以下內容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與生物圈計劃前秘書長韓群力演講實錄：
大家好，我是韓群力，非常高興有機會來到格致論道。我今天的題目是「共生的世界」，將從人與生物圈計劃和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網絡的角度，分享一些我的經驗和看法。
在生物圈中，人是關鍵
在197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建立了人與生物圈計劃（Man and Biosphere Programme，MAB），其理念基於1968年的世界第一次生物圈大會。當時幾十個國家的科學家針對世界上日益增長的環境問題、資源利用的不可持續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提出了二十幾條重要的建議，並達成一系列共識。
他們指出：生物圈是一個系統，對其部份的擾動最終會影響到生物圈的整體，故此，自然資源的利用規劃，必須基於綜合的跨學科的科學研究。
伴隨著這個認識又有了一個新的重要觀點：人類是生物圈中的關鍵因素。自然資源的管理問題僅靠自然科學和技術是無法解決的，必須要考慮到社會科學包括經濟學、政治學、法律和心理學等方面的問題。
同時還指出，生物圈中被損壞的部份必須予以修復，在有條件的地方須盡可能使其生產力得到加強。
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人與生物圈計劃的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網絡（WNBR），以及世界遺產公約（WH）所涵蓋的自然遺產部份，是進行生態系保護、研究和可持續利用管理的兩個最主要的國際合作機制，它們之間是有一定重疊的。
▲生態系=>生物圈=>人與生物圈
在人與生物圈的科學計劃，我們從生態系、生物圈再到1968年大會強調的人在這個生物圈當中具有決定性的中心的作用，這是一個科學概念上的進展。
到1974年，當時在國際上已經成立了很多各種類別的保護地，比方說自然保育區、世界遺產地、國家公園等。這時候，人與生物圈提出了生物圈保護區這樣一個新的模式。意思是我們要走出傳統的異地、遷地保護的植物園、動物園，或者是在野外封閉的生態系保護地。這些機制當然都是有價值的，但是如果要考慮世界生物圈整體的可持續性和安全性，就必須要走出傳統的視野。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我們要在全世界找到生態上最富有代表性的地方，建立一個國際網絡來開展合作。同時還提出了生物圈保護區不僅僅是要加強生物多樣性的保護，也要在保護區開展科學普及、科學研究、環境監測，並且支持與生態系相關的周邊地區的經濟和環境相融的發展。
在保護的同時決不能忽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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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這樣從封閉式保護走向人與自然深度交融、互動的新模式，有兩個具體的案例：一個是非洲的肯雅的安波塞利，另一個是印度尼西亞的西比路群島。
▲1989-1994：保護與當地群眾的矛盾
肯雅的安博塞利生物圈保護研究是我進入教科文組織後做的第一個專案。照片上的非洲專家裏有一位是肯雅第一個國家公園的主任，另一位是肯雅大學生態學的奧加尼教授。他們現在都已經不在世了，我有幸和他們在一起工作了幾年。
安波塞利這個地方在乞力馬紮羅山底下，是一個重要的野生動物保護區。我初始的想法是用遙感和地理資訊系統來精準描述安波塞利，因為當時這裏的生態系在退化，我想知道為什麽這裏會出現生態系退化的情況。
經過深入的討論和溝通，我們最終發現，當地最主要的問題是核心區的保護目標和周邊群眾的利益出現了嚴重的沖突。類似的問題在中國的西雙版納也曾遇到過。
在歷史上，馬賽部落群眾在保護區內和動物共存共生。但建立保護區、國家公園後，本地群眾對保護的目標很不認同。所以當大象等很多遷徙動物路過他們活動地區，特別是造成破壞的時候，部落群眾做出了不利於自然保育的行為。
我們最終討論的結果是：保護盡管非常重要，但是不能把群眾利益徹底地剝離出去，利益一定要共享，至少要有20%的野生動物觀光的利益回饋到周邊群眾，他們才能支持保護工作。並且還要為當地的群眾提供就業與培訓的機會，社區代表也要參與保護區的治理和管理。從那時起，這個生態保護區和當地群眾的關系得到了很大改善。
▲1998-2001：傳統保護體系的作用
另一個案例是西比路島生物圈保護區，位於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西側大概150多公裏的位置，是這裏一連串島鏈中最大的一座島。這裏的小島上都有很重要的熱帶雨林、海岸帶、低地森林、濕地，但其他島上的林子都已經陸陸續續伐光了，西比路島是剩下的唯一的一個。這裏有非常重要的森林生態系，有4種長臂猿，有很好的紅樹林，有熱帶雨林，是一個非常珍稀、非常重要的地方。
與傳統的保護地有所不同，這個地方保護的成功很大程度是因為當地的曼塔維部落族群的堅守。他們和保護區一起工作，抵抗住了伐木公司的壓力。
我記得有一次正在開一個三十多人的研討會，就受到了伐木公司的沖擊，一下子湧進七十多個人，會場裏非常混亂，最後差點要叫警察來解決這個問題。因為伐木工人和原住民的利益是嚴重沖突的，有伐木公司已經付錢在那盯了很多年，就想把這個林子拿下來，讓原住民出讓林權。
最終我們找到了化解的辦法，讓這些伐木工人和保護區建立了比較友善的關系，保護區才得以一直存活下來。
這整個經歷對我的自然保育觀念有一定的顛覆性。過去我們一直認為，自然保育區、國家公園只是科學家認定的，因為科學家的工作建立了保護區，這些生物多樣性才有了今天的狀況。但在西比路島生物圈保護區卻並非如此。
後來我發現，在東南亞、在更多發展中國家都有這樣類似的情況。現在所保護的物件，很大程度上是先民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知識系統維護下來的。所以人和自然的關系，更應該是人與生物圈計劃提到的「開放式」。這並不是說我們要放棄核心區的規劃，完全不是這個意思。而是說要兼顧人和自然的這種深切的、不可分割的聯系。我們要用科學的辦法加以現代化的有效管理。
保護與發展可以兼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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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5年，人與生物圈計劃提出：生物圈保護區要能夠作為全世界可持續發展的典型。我下面再講兩個例子。
▲1996-1997：建立柬埔寨洞裏薩湖生態保護區
柬埔寨中部的洞裏薩湖是一個巨大的濕地，是東南亞最大的野生水鳥棲息地，具有極其重要的保護價值。此外這裏的水生生物、生態景觀、水生態系都非常重要，尤其是這裏的水生態系對湄公河流域以及整個柬埔寨都有很大影響，有季節性的防災減災的作用。
這個地方的保護價值是很清楚的，但它又是當地漁業生產的最重要區域。洞裏薩湖是世界上淡水水產生產力最高的一個生態系，柬埔寨周邊五省有120多萬人是靠漁業為生的。數據表明，有三分之一柬埔寨人的蛋白攝入是靠洞裏薩湖生態系的水產來支持的。
所以如果要把洞裏薩湖作為一個生物圈保護區，農業部水產局會堅決反對，旅遊產業也不同意，做工業的也有很多意見。
那怎麽辦？我們跟當地政府做了多輪的、長期的、非常密集的討論。我記得最後一次我去敲定這個方案的時候，在一周之內拜訪了5個部的部長。最終柬埔寨政府同意，自然保育、生態多樣性的保護和經濟並不一定是相互對立的。如果對鳥類的棲息地、保護地采取適當的監管和法律措施，很有可能達到兼顧的目標。
後來，柬埔寨政府釋出了相關法案，由此洞裏薩湖生物圈保護區成為了東南亞地區淡水生態系的一個範例。
另一個案例是就是越南吉婆群島生物圈保護區。吉婆群島起初是和下龍灣一起申報了世界遺產，但是在國際評估中，由於這裏的生產和資源利用，就沒有透過。
為什麽沒有透過呢？因為評估認為這地方的人太多了，生產太多了，有做鹽業的、做漁業的、做農業的等等，不夠純凈、不夠自然，所以不夠滿足世界遺產高標準自然美的要求。
於是越南政府又希望吉婆群島能申請成為世界生物圈保護區。人與生物圈計劃就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案例，因為它的景觀的美，喀斯特地區森林的生物多樣性，還有紅樹林、海草床、珊瑚礁，這和當地群眾的生產交相輝映，是非常好的一個地方。
最終，吉婆群島成功地被納入了生物圈保護區網絡。在馬德裏行動計劃前後，有大量人與生物圈的各國代表團來這裏參觀，成為一個很成功的案例。
這兩個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案例告訴我們：保護和發展的利益不一定是相互對立的，是可以找到共生之道的。
文化是保護區不可割舍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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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95年，人與生物圈計劃提出將文化多樣性和生物多樣性同時作為生物圈保護區發展目標。我們不僅要保護生態，還要保護和生態相互依存的文化多樣性。
這是位於伊朗紮格羅斯山系中部地區的Dena生物圈保護區，這裏有豐富的野生動植物資源，非常好的地方。但是他們在2010年申報的時候完全沒有提到當地的遊牧部落。
其實這些遊牧部落對資源的使用、對分區的認識，和科學家是不一樣的。他們對當地生態系按季節的生產力情況變化有非常好的認識。我們到野外去，經過和這些部落群眾的考察、對話，最後建議政府修改了他們的申報方案。
我記得我們中國的汗馬人與生物圈保護區也遇到了類似的問題，最終是把鄂溫克族的馴鹿的生產實踐納入到了保護區裏才得以成功。
在人與生物圈計劃看來，生物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是密不可分的。我們的工作不僅僅是要保護珍稀的動物或者植物的物種，傳統的生產、生活方式以及相關文化的表達也是我們所追求的美好生活當中重要的內容。
我們還在歐洲長期地推動跨界保護，即地理上被國家邊界分隔的生態系。在過去，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斯洛伐克和烏克蘭、白俄羅斯的生態系之間都是彼此獨立管理的，有時甚至還拉上鐵絲網，造成了動物族群出現變異的情況。
▲構建跨界生物圈保護區
照片顯示的是在教科文組織副總幹事的見證下，意大利和法國的兩位部長在阿爾卑斯山建立了一個跨界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區。右邊的地圖是地跨美洲三個國家危地馬拉、洪都拉斯、薩爾瓦多的泰利菲尼奧（Trifinio）跨境生物圈保護區，是我在臨卸任以前助力推動的一個專案。
我們還在繼續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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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2013年接手了人與生物圈秘書長工作，不僅要做具體的案例，還需要領導制定人與生物圈計劃新路線圖和發展願景。
經過幾年努力，我們最終達成了一個重要的共識「利馬宣言」，以及人與生物圈10年的戰略和全球行動計劃。
我摘錄其中的一句話:「我們的世界應當是這樣的：人們能夠意識到人類和地球擁有共同的未來和緊密的聯系，進而明確責任、共同行動，合力建設一個與生物圈和諧共生的繁榮社會。」生物圈保護區的工作是與我們的發展密切相關的，也和我們追求生態文明，建設一個綠色、健康、繁榮社會的目標完全一致。
這是在秘魯利馬開完大會以後，非洲代表團湧上台上來和我們一起合影，來慶祝這個新的共識。
未來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們要繼續在全球範圍內找到過去視線之外的重要生態系。特別是在氣候變遷的情況下，持續地推動生態價值的實作，發展綠色經濟。要把「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真正落實到我們的發展實踐中。我們要把生物圈保護區裏生態產品的價值充分發掘出來，關註、發掘、保護和推介傳統農林牧漁產品以及傳統生產、資源管理知識和非物質文化遺產。
我們還要加強生態修復與重建。這個案例是越南胡誌明市外一個7萬多平方公頃的紅樹林，但在越南戰爭的時候被美軍用化學武器全部毀掉。經過幾十年不斷地栽培和自然的恢復的過程，現在又成為一個生機盎然的系統。這是聯合國系統裏首次將一個曾經完全被摧毀的生態系納入到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網絡。
人類既然能傷害生物圈，那麽也應該有能力、有責任修復與重建被破壞的生物圈。
這是中國內蒙古的塞罕烏拉，這裏有非常寶貴的經驗，用休牧的辦法讓自然保育成為當地經濟發展的驅動力。
從1976年正式啟動到目前，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網絡擁有分布在134個國家裏的738個成員，已經構成了聯合國體系內最大的生物多樣性保護網絡，覆蓋了生物圈主要生態系類別，有超過700萬平方公裏的面積，超過1億人口，以及極為豐富的文化多樣性和不同的發展環境，是生物多樣性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平台。
在2025年，由中國主辦的第五次世界生物圈大會將在杭州舉行。我們應當以此為契機，共同制定面向未來生物圈的科學的合作綱領。
決定生物圈的關鍵是人類！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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