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3月22日電 3月22日,【新華每日電訊】發表題為【青山埋忠骨，戲台守鄉愁——北京長峪城的前世今生】的報道。
再次走進長峪城，它又恢復了安靜祥和的模樣。猶記得正月十五那日，當天光落幕、彩燈亮起，長峪城村的燈會迎來高潮。
秧歌、鑼鼓、旱船，社火隊伍從村委會出發，沿著公路巡遊賀歲。隊尾扮演「縣令」的最威風，坐在一根杠子上，一路「查街」，逗得眾人發笑。
等到遠山只看得清輪廓的時候，男女老少便湧入「九曲黃河燈陣」轉燈祈福，古寺裏的戲台上，老戲骨們也「咿咿呀呀」起來。
這是一座地處北京市昌平區西部群山深處的古村落，2013年被列入「中國傳統村落名錄」。
上一次它這麽熱鬧，還是20年前。
煙火
在37歲村支書陳明哲的記憶中，長峪城正月裏的「九曲黃河燈會」在十裏八鄉頗有名聲，後因種種原因，燈會一度停辦。去年接任村支書後，他決定恢復這一傳統。
九曲，即用木桿紮成彎彎曲曲的道路，有出入口，形成如「迷魂陣」一般的「燈場」。每根桿上點一盞燈碗，共三百六十余盞，中心豎起一根高達七至十米的燈桿。人們轉至中心燈桿下，「摸摸老桿，祛病延年」。
並非地處黃河流域，「九曲黃河燈會」卻在長峪城流傳至今，這與五百多年前的一場遷徙有關。
長峪城地處北京西北太行山東麓與燕山交匯處的山口地帶，是民間俗稱的「大風口」。兩山夾一溝的地理特征讓這裏成為天然的軍事防禦隘口。明代，來自山西、陜西等地的將士背井離鄉，到此戍邊屯田。
村誌顯示，明代長峪城駐軍三百至五百人，同時有軍人家屬、逃難群眾居住。正德十五年（1520年），居庸關總兵指揮修建長峪城舊城，後被洪水沖毀，50年後，又在舊城南側建新城。
如今，大部份城墻早已坍塌不見，但新舊兩個甕城尚存。舊城城墻遺跡綿延至東西兩側的高山上，形似一雙揮動的雁翅。
再往北，一段明長城在千米高山上蜿蜒，昌平區海拔最高的明長城敵樓「高樓」便坐落於此。
因軍成城、因堡成村，來自黃土高原的遊民棲居於這群山深處，生生不息。清代失去邊關功能後，駐軍撤離，百姓遷入，關城逐漸演變成自然村落，延續著煙火與文明。
「山陜來的軍民，把梆子戲也帶過來了，久而久之地方化，形成了山梆子戲。」羅世民是長峪城山梆子戲班的老班主，主攻刀馬旦。他自小隨爺爺學戲，如今已年過古稀，還熱衷於張羅戲班的事。他最熟悉的地方，莫過於腳下的一方老戲台。
在長峪城新舊城之間的山坡上，有一座建於明代的永興寺，寺的前院有鐘鼓樓，後院有古戲台。戲台面闊三間，進深二間，前台唱戲，後台化妝。
山梆子戲，明永樂年間就已形成，戲班則始於19世紀末，是長峪城活著的歷史。
【登殿】【汴梁圖】【斷橋】……老祖宗傳下來的劇目仍在傳唱。2020年，山梆子戲被評為昌平區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看社火、轉燈陣、聽大戲……從正月十四到十六，平日裏不怎麽出聲的長峪城，抖出了「家底兒」，吸引約1300名遊客。
這個數碼，是村子裏常住人口的十倍。
守望
在社交媒體上，長峪城常與戶外徒步聯系在一起。燈會期間，有遊人從八十多公裏外的北京城區自駕過來，白天在山野中消遣時光，晚上在村莊裏感受風俗。
然而，自古作為兵家必爭之地，長峪城雖被大山環抱，這裏的先民卻不享有偏安一隅的命運。
若要問起村民們長峪城的起源，不少老人會從更久遠的楊家將講起。相傳北宋時期，土匪王百萬盤踞於此，村莊民不聊生，楊六郎到來後，鏟除了王百萬。至今，村裏還保留著楊六郎安營紮寨的遺跡——「六郎城」。
實際上，老人們也知道，這類故事多為附會。但保家衛國的烽火傳奇口耳相傳，總是符合一個關城的氣質，如同山梆子戲中，總不缺英雄兒女。
長峪城可考的歷史，其實比這些英雄傳奇還要波瀾壯闊。
1937年，日軍占領北平後，沿平綏路西進，企圖占領山西，進而控制整個華北，長峪城不遠處的南口，便是北平通向大西北的門戶。
8月8日，南口戰役爆發，歷時近20天。據【長峪城村誌】記載，中方死傷三萬余人，日方死傷一萬余人。中國軍人阻滯了日軍西進南下的計劃，粉碎了日本三個月亡華的妄想。
長峪城就是這場戰役的戰場之一。
戲班前板胡樂師牛春田回憶：「山上高樓那裏，屍體堆成山，鮮血流成河。」這座敵樓上，密密麻麻的彈孔至今清晰可見。
那時，山梆子戲無奈停演，但戲中的千軍萬馬、忠奸善惡卻在現實裏上演。
老班主羅世民的太爺爺羅忠義曾是戲班裏的大衣箱官，「一次，他聽說鬼子要來，便放下手中的活，不顧一切跑回家中，抄起被單，跑去戲樓將值錢的戲衣包裹起來，藏在了山洞中」。
守住城、守住家、守住戲，還有人，在守住一種精神。
61歲的陳萬會住在40公裏外的陽坊鎮，從事喪葬業。近15年裏，除了跑業務和探親友，他回長峪城老家還有一個目的。
「我來看看犧牲的中國將士。」
舊城以北的水庫下方，是不少人登山徒步的起點。2012年清明，陳萬會與友人在此立碑，上書「抗日英魂」「永垂不朽」——這裏也是通往昔日戰場的起點，沿著步道攀登，便可到達當年的騾子圈、老虎頭戰場。
同年夏天，明長城上出土一具中國戰士遺骸，陳萬會和友人將其成殮，葬於青山。為此，他和友人花了四個小時，把一塊120斤的石碑送上山，立於埋棺處。
碑上刻著：致無名英雄——長城衛士，長城兒女敬立。
如今，這片昔日的戰場被更多人稱作「黃花坡」，每年7月中下旬，這裏開滿黃花，多雨的年份花期會推遲十天。
陳萬會說，1937年正是個多雨的年份，或許黃花見證了長峪城更多不為人知的故事。
鄉愁
久違的燈會，讓長峪城走進更多人的視野，也讓長峪城人重拾起鄉土記憶。
「小時候我最喜歡湊到戲台跟前，看我媽、我姨演出。」37歲的左玉新自上大學後，就不怎麽看村裏的戲了。她在50公裏外的沙河鎮工作定居，平時很少回家鄉。
左玉新的姨媽牛春芝是台上扮演王寶釧的青衣，24歲第一次登台的她如今年過花甲，嗓音依然清亮。
「很多年沒見這麽多人來看戲了。」在牛春芝印象中，20世紀80年代是山梆子戲繁盛的時候，回回演出舉村來看，還吸引許多外村人。長峪城的山梆子既有山西梆子的高亢，又近似河北梆子的曲味，戲腔據說能在戲台十裏外聽得清楚。
過去，山梆子戲能從正月初三唱到二月二，此外年中遇上廟會、九九重陽節等也會上演。然而，這次燈會過後，戲班裏的人，還不知下一次登台是什麽時候。
和眾多鄉村一樣，長峪城村也面臨著老齡化、空心化的問題，人們擔心，它承載的歷史文化和傳統民俗免不了愈發沈寂。
「戲是長峪城的魂。」老班主羅世民說，長峪城人從小看戲，幾乎村裏人人都能哼上個幾段。戲能成風化人，村民們從紅白臉的角色之分中悟出了是非善惡，讓長峪城的民風有口皆碑。
如今，戲班裏的「老戲骨」們平均年齡已過六十，農村人口的流失使戲的傳承出現斷代危機。村裏青壯年們都去平原地區的城鎮謀生，隨著一些老人相繼離世，戲班後繼乏人。
「2018年戲班裏還有28人，去年就剩19個了。」羅世民很無奈。
45歲的邱震宇是戲班裏最年輕的成員，也是唯一一個從小就拜師學戲的年輕人。小時候放暑假，邱震宇在水庫邊幫家裏放牛，戲班裏的樂師見他無聊，便教給他吹嗩吶的手藝。
元宵節那晚，邱震宇從40公裏外的居住地南口鎮趕回來，演奏武場樂器，即鑼、鼓等。老戲骨們在台上比畫出肌肉記憶裏的一招一式，吃力的樣子也讓他嘗到了心酸。
「幾百年的戲，不應該斷了。」
2020年，邱震宇牽頭成立了戲班的青年社，吸納了十余名在村外務工的年輕人向羅世民學習唱戲，力圖解決山梆子戲的傳承問題。鎮政府、村委會也在想辦法，讓長峪城的戲走進校園，培養可能的傳承者。
這幾年，羅世民將口口相傳的戲譜一出出地寫了下來，手繪了封面，影印成冊。邱震宇拍攝了每出戲從扮相到演出的細節，存滿三個手機。工作之余，他仍保留著吹吹嗩吶、練練嗓的習慣。
邱震宇說，等他退休了，他一定會回到長峪城。「人回去，戲就回去了。」
在鄉愁的罅隙中，長峪城找到了它存在的方法。
元宵燈會裏，還有許多年輕的面孔。一聽說今年正月長峪城村要「大辦一場」，他們紛紛從遠方回來，扭秧歌、跑竹馬、轉燈場、聽大戲。
長峪城的厚土，依舊是他們的搖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