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 视觉中国 资料图
李光耀曾非常自信地指出，新加坡的模式是无法轻易复制的。
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的研究成果显示，新加坡模式之所以难以复制，除了目光长远、科学合理的城市定位、基本理念和运行框架等因素之外，奥秘其实隐藏在细节之中。品读新加坡⑥治理要找到精准的均衡点介绍的「高超平衡能力」，就是新加坡不太容易被人察觉的重要杀手锏。不止于此，新加坡还有第二大制胜法宝——改革推进方法论。它是确保新加坡与时俱进、引领潮流，同时又能契合实际的重要方法与工具。
一、改革要善于借鉴学习别人的经验
治理一个城市，说难确实比较难，因为它涉及城市的方方面面，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且众口难调；说不难其实也不算难，因为无论谁来治理，城市生存发展的内容就是那么多议题，只不过议题的深度和广度存在差异而已。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光耀说，「执政初期，我很快就发觉我的政府所碰到的困难，其实甚少是其他政府未曾碰到过或未曾解决的。
所以，我养成习惯，一定要去找曾经碰到类似问题的政府，了解他们碰到问题是怎么应付和解决的。不论是建造新机场或是改变我们的教学方法，我都会先派遣一组官员到那些取得成功的国家访问考察。我总喜欢借鉴和参考别人的经验。」「我接触过许多能干的外国领袖，他们成了我的良师益友，让我对这个世界有更深入地了解。」
可以说，开放的心态和强大的学习能力是新加坡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既然城市自身生存发展的众多议题，其他城市也一定会碰得到，为什么不向先进学习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新加坡认为，「关起门来自己摸索」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至少不是一个很有效率和效益的选项。
当然，其中涉及几个关键问题：首先，你需要知道世界上哪些地方该类问题处理得好
，这要求具备强大的信息搜集和更新能力。其次，人家的经验适不适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能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
这需要拥有透过现象看本质以及鉴别甄选的能力。再次，在学习别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要善于归纳、总结规律和逻辑，形成自己的理性判断和主见，
这样才能转化为自己的内在能力。
比如，独立后的新加坡发现，欧洲社会因为实行没有节制的社会和福利政策，而面对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鉴于此，新加坡下定决心，要在别人付出的代价中吸取教训，这种判断直接影响了其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的设计与实施。
二、改革要实事求是，不为理论所困惑
在注重借鉴学习的基础上，新加坡推进改革的厉害之处在于，既重视理论又不迷信理论，实事求是的特点十分突出。李光耀曾指出，「我一向都不会为理论所困，理性判断和现实情况才是我的照明灯
（在李光耀心目中，理性判断和理论是两回事，但现实中太多的人容易把两者混为一谈）。」 「我测试一个理论或计划的方法是：它是否行得通。这是我执政这些年来一以贯之的原则。要是发现一个理论或计划行不通或者效果不理想，我不会再浪费时间或资源。」
他甚至举例说，我不相信民主是最好的组建政府的方式，并适用于全世界的国家。不然为什么西方国家一直强行向人民灌输西方民主呢？
如果自由民主制度比其他制度更具有优越性，就像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具有优越性一样，它将会在世界独占鳌头。
正是这种非常务实的取向，对于新加坡有效破解难题、深入推进改革至关重要。也是因为这个缘由，李光耀非常自豪地说「我几乎不曾重犯同样的错误，
也常吸取别人犯错的教训。」笔者以为，这背后的实质是，新加坡能够科学合理地处理好「理论和实践的关系」
。李光耀曾表示，「我不是一个理论家。理论来自实践，又在实践中得到检验。」 他的这段话，对于深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我们来说，是何其熟悉又有启发。
这不禁让笔者想起毛泽东主席在【实践论】中的一段话：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
但是，一旦理论与实践不相符，或者说理论不能指导实践时，新加坡会毫不犹豫地回到现实基础上来，不会迷信任何的教条和权威。
毕竟，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经过实践检验、不能有效指导行动的真理就不是真理，或者说是不适用的真理，那就要毫不留恋、毫不客气地抛弃掉。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超强的学习能力，不仅包括学习理论和别人的经验，还指自身从实践中学习。
李光耀常说，我们从没停止从实践中学习，因为时局不断在改变，我们需要根据变化调整我们的政策。
三、厘清改革得以成功的条件和逻辑
任何一件事如能成功按逻辑实施，都是需要具备前提条件的。何况改革这种啃硬骨头、破解难题的事情，更需要把改革的整个逻辑链条和各个环节梳理、设计清楚，同时确保改革思路顺利展开的条件能够具备并有效落地。可以说，新加坡是世界众多城市中推进改革「逻辑条件满足论」的佼佼者
。现举李光耀著作中提到的几个例子，供大家体会揣摩：
◆像公积金这样的社会保障制度要行得通，必须使通货膨胀率保持在低水平，利率则高于通货膨胀率。人们必须有信心，相信自己的储蓄不会因通货膨胀或新元对其他货币贬值而化为乌有。换句话说，财政政策和财政预算政策的健全，是中央公积金成功的先决条件。
◆作为一个诚实的民选政府的先决条件之一是，要赢得选举，不需要大笔金钱。如果候选人需要花大笔钱才能当选，贪污的循环必然会开始。亚洲许多国家的祸根是，选举的费用很高。在新加坡，我们避免用金钱来赢得选票。
◆早期我们无法取缔这些非法小贩和霸王车司机以整顿市容。必须等到1971年以后，当我们能够提供许多工作机会时，法律才得以执行，街道才得以整顿。
◆我（李光耀）亲眼看着80多个前殖民地，虽有英国法国亲自为它们制定宪法，却多数以失败告终，原因不是宪制出了问题，而纯粹是由于建立民主政治体制的先决条件并不存在。这些国家无一拥有一个公民社会和受过教育的选民，人民也未曾具有接受在位者的权威的文化传统。这些民主传统要在群众中扎根，还得历经好几代人。在人民仍然以族群领袖为效忠对象的新兴国家里，诚实无私的领导人不可或缺，否则，就算宪法制度提供再多保障，国家终究要失败。就因为这些继承民主宪制的领袖强势不足，终于导致国家走上暴乱、政变和革命之路。
◆首先，我们先教育和规劝人民。在说服多数人并赢得他们的支持后，我们就立法惩治顽冥不灵的少数人。
法律能禁止和惩治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的行为，却不能推动人们积极工作和进取向上。只有当人们秉持全力以赴的信念时，他们才会有这样的冲劲。推动我们完成任务的，是一种身为新社会共同创建者和主人翁的意识。
◆要成功地转变一个社会，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第一，坚强的领导；第二，高效的政府；第三，社会法纪。
我（李光耀）并不相信民主必然会带来发展。我相信，一个国家更需要建立的是纪律而非民主。民主过于泛滥，就会让社会变得毫无纪律和秩序，以致不利于发展。
一个政治体系优劣的试金石，是它能否为社会内的大部分人创造改善生活的条件，以及它是否能在给予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的同时，也保障社会内其他人的自由。
四、使制度接受人类本性，是改革的深层意涵
新加坡以制度建设闻名于世。总体来看，其制度成效非常突出，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如何使制度更符合人类的本性，最大程度激发人性的正能量和积极性，
是新加坡制度构建与改革的重要考量因素。
人类本性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趋利避害，所以新加坡的改革非常注重紧扣这一要素。李光耀说，你希望人民保卫国家，必须给他们一些利益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加坡颇有效率地为人民提供政府保障组屋、公积金账户甚至股票等资产，之前的系列文章已有介绍）。他们不会为了远东产业、丰隆集团或其他什么人保卫国家。你有这个家，你要为你的家和你自己而战斗。相信人们努力工作是为了家庭和自己，不会为了懒惰的邻居。
李光耀认为这是有效的，因为在他看来，这是符合人类本性的。「让所有新加坡人都成为耶稣会传教士吗？传教士有牺牲精神。有这样的人，但是有多少呢？今天，还有多少个耶稣会传教士？我们接受人类本性，然后把我们的制度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你的制度必须接受人的本性。通过赏罚制度，让人民为社会发挥出最大效用。」
新加坡构建人人身份平等的制度体系，就是符合了每个人都希望实现尊严、得到尊重的人类本性。1969年11月16日，李光耀在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研讨会上的开幕致辞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我们不希望看到我们的工人、工头和主管为了升职加薪而只顾听从上级的指示，或是对老板阿谀奉承。我们若要维持这个社会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就要做有骨气、坚毅刚强的人，否则我们就会失败。不懂得自重，就无法成为这样的人。
我们的工会就本着自尊自重的精神，维护工友作为个人和公民的尊严，让他们也能自尊自重。」
另外，面对多元种族、多元移民的状况，新加坡的制度构建与变革，充分考虑了不同族群具有不同特点的人类本性。一般来说，没有人愿意丧失自己的种族、文化、宗教甚至语言属性。但是作为一个国家，要想生存下去，客观上必须要具有某些共同的属性，具有一些相同的东西，因此必须要进行改革与重塑。新加坡政府认为，就人类本性而言，指望同化所有的人，事实上并不可能，相反可以做到的是促进融入。
既不是要逼迫大家违背自己的意愿、情感和倾向，融为一体，而是要让大家有共同的价值观、态度和视野，也要有共同的语言，最终还要有共同的文化。
五、改革要把控好节奏，循序渐进
新加坡的经验是，搞改革慢不得，但也不要操之过急。
循序渐进、拾级而上，是开展改革的理想状态。李光耀指出，如果改革步子迈得太大，就会招来问题，要慢慢地、稳步地推进。
他以新加坡的语言改革为例，在独立之初，「如果我把英语强加给所有新加坡人，那我就会四处碰壁。如果我试图把汉语强加给所有人，那么我也会立即遭到抵抗、立即遇上麻烦。」
因此，在改革早期阶段，新加坡政府并没有孤注一掷地强力推动变革，而是非常智慧地给每位家长提供一个选择，
让他们自己决定让孩子学习英语还是学习他们的母语。通过他们的自主选择，再加上市场机制在过去30年间的推动，最终确定了以英语为第一语言、以汉语为第二语言的格局。新加坡甚至把以汉语为教学语言的大学转变为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大学。对此，李光耀很感慨，「如果我非要在5年或10年的时间里完成这项变革，而不是通过自由选择在30年内完成，那么就会带来灾难。」
李显波/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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