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袁国祥
1951年，从北京来了一位画家黄胄。我们南疆军区政治部奉首长指示热情接待了他。不仅安排了他住处，而且还派战士照顾他的生活。看黄胄虽然年纪大点，仍像一个普通军人，穿着很随便，吃饭不讲究，外出画画也不让人跟随，特别奇怪的是他专门研究画毛驴。我记得，他从疏勒走路6公里到喀什噶尔河边的七里桥旁，坐在那里画毛驴。因为那里的维吾尔族老乡的毛驴很多，无论男女老幼多骑着毛驴去喀什赶巴扎，回来时还驮着他们买的衣物、食品等东西。有的农民全家坐着毛驴拉的小车到喀什城中游玩，大人小孩欢笑在一起。而黄胄却不厌其烦，一画就是一天，中午在那桥旁杨树下休息，吃着和维吾尔族老乡一样的凉水泡馕。因为喀什毛驴虽小但力气大，而且颜色也有不同样，加上附近农村小毛驴也很多，既调皮又可爱。所以，他对景写生，越画越高兴，到晚上才回来吃饭，还要继续描画那些毛驴。
我们当时对他的所作所为，还有点不理解，毛驴有什么画头，何必费那么大的劲。而他则很少说话，和我们文化科的同志保持着友好关系。那时，我们也未见到他有什么惊人的画作。几天后他拿走的是一大摞素描写生的画稿，人走了，我们也就不记得黄胄了。
同样当时我还陪伴过的一位军旅作家黄碧野，曾为他访问疏附县农村中种出的从苏联引进的乌克兰小麦丰收景象照过相。接着，还深入农村访问，吃过农民家庭中的「乌麻什」（包谷稀饭泡干馕）。只是他访问的时间太长直到深夜，我们出门后，因天气很黑，我竟也迷了路。幸亏我认出北斗星，确定了方向才带着他走出了那林荫小道环绕的村落，而后上了公路才走回到疏勒军营，差不多天都快亮了。不过，两年后我就看到他写出了一本【阳光灿烂照天山】的纪实文学书，书中不仅广泛写了天山南北的农村、牧区和城市的巨大变化，而且写到了我曾陪他到喀什农村访问后，在黑夜中迷路的事，只是没写我的名字，给我留了点面子。
当时还有一位从陕西来的作家齐鸣，他在我们文化科住了很久。也写过有关喀什变化情况，上过【新疆日报】。但很快他被调到迪化(乌鲁木齐)工作，以后还当了新疆文联的领导。原来齐鸣在延安时就是一位有名作家。
至于黄胄，我们是在两年后，才知道他已是我国一位出名的画家。因为他画毛驴惟妙惟肖，一举成名。听说他的一幅「百驴图」曾售价两万元。我在吃惊之余，才想起他在七里桥旁描画维吾尔族农民的毛驴情景，从而也敬仰他那种精心作画，终获丰收的艺术成果。
1962年冬，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时，黄胄又来到新疆深入访问了参加这次战斗的干部战士，不仅画出了悲壮的喀喇昆仑山上英勇战斗的场面，也画出不少参战立功指战员的速写，特别是「风雪高原两姐妹」所画的立功护士黄屏兰和张立云的素描，已成为我编入【雪山凯歌】——中印边境西线自卫反击作战纪实书中一幅绝作。这正说明了黄胄革命一生，热爱祖国，用画笔投入革命洪流的坚强决心。
但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一阵黑风到来，他被说成是「驴贩子」「黑画家」，从而被打倒在地，受到不应有的批判和诬陷。因为那时，我曾到新疆军区副政委、独臂将军左齐家看到过他客厅墙上挂了一幅黄胄的毛驴画。当军内造反派起来批判左齐是「右倾主义」「牛鬼蛇神」保护伞时，不仅指出他包庇丁朗、杨伯达等所谓「右派」的罪行，也以他墙上那幅毛驴画，说他勾结「毛驴贩子」黄胄等。
这些被颠倒了的历史事实，数年后就很快纠正澄清了。这正说明「左齐不左、光明磊落」，他爱护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没有错，像丁朗以后任新疆军区文化部长，杨伯达被任军区史志办的主编，他们以前写过的文章，出过的书再次被宣扬，而黄胄的名气就更大了，在中国书画界独树一帜，并在北京修建了黄胄纪念馆。因此，我曾在北京参观了刚开过奥运会的著名建筑「鸟巢」和「水立方」后，也到附近参观了黄胄那个豪气十足的纪念馆，并在他的铜像前照了一张像，以弥补他在喀什画毛驴时，未能给他照下一张像的遗憾！
与此同时，我接受了南疆战友解承海仿黄胄画风，创作的一幅维吾尔族老大爷带着孙女骑着毛驴赶巴扎的水彩中堂画，我看了很高兴，配了老战友写赵云浮题写的一幅对联挂我书房中，总算是我也欣赏了黄胄的毛驴画风。
在这里，我特别向大画家黄胄表示感谢，用三幅照片以表我敬爱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