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語言學家周有光，本名周耀平，是一位傳奇人物，亦被稱為「漢語拼音之父」。他早年的職業生涯，曾與新華銀行有過一段難解之緣。他於1943年3月加入該行後，擔任過總行稽核處稽核等職務。1946年底至1948年初，周有光擔任新華銀行駐紐約的代表，並負責該行附屬企業新原公司在美國的營運。在晚年回憶錄中，他對此段經歷的記述非常簡略，個別地方還作了隱晦處理。筆者近日在查閱上海檔案館藏新華銀行檔案時，偶然發現了與此相關的一段塵封往事。
周有光
禍起蕭墻
新華銀行附屬企業新原公司於1944年初設立於成都，抗戰勝利後遷往上海，並於1946年10月完成增資改組，這期間該公司由周有光兼負其責，投資計畫包括木材、食糧、 柴炭、駱駝牌香煙、布匹、電石等，自營部份則包括西北毛呢、食糖、紗布，以及汽車等。如果不計借款利息，新原公司總體效益還算不錯。
1946年底，周有光被新華銀行派往美國考察，接洽拓展業務，並籌設紐約新原公司。1947年4月間，周有光在紐約登記成立「新原公司」（ Newland products Corp.），與僑商所辦的紐約原有貿易公司「中國貿易公司」（China Trade Inc.）合地辦公，辦事地點就設在紐約百老匯路。他在晚年回憶錄【逝年如水】中寫道：
新華銀行在紐約百老匯路原來就有一個辦公室，這個辦公室一直有人在照管。這個人是國民黨教育部次長的兒子。以前有個著名的數學家叫秦汾。秦汾的兒子在美國讀書，抗日戰爭期間他待在美國，沒有回國，所以新華銀行一直委托他照顧這個辦公室。這個辦公室一直租著，沒有退約，新華銀行有事情，也托他辦。
【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 周有光口述，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
他的這段話非常拗口，「教育部次長」與「數學家秦汾」，實際是同一人，即秦汾，字景陽，上海嘉定人，北宋著名詞人秦觀（少遊）第十八世孫，美國哈佛大學碩士，曾任上海南洋公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大學教授，後任教育部代次長、財政部常務次長、全國經濟委員會秘書長兼公路委員會主任等，抗戰勝利後任最高經濟委員會副秘書長兼賠償委員會副主任；文中所提到的秦汾之子，系其長子秦寶同。值得註意的是，周有光在回憶錄中始終沒有點明秦寶同的真實姓名。時隔多年後，周有光依然如此隱晦，實際是與紐約新原公司涉及的一樁公案有關。
當年紐約新原公司成立後，周有光征得總行同意，邀請了他的中學老同學、中國貿易公司負責人章午雲，以及中國發動機公司負責人秦寶同擔任副經理。
秦寶同，1914年出生，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院，時兼任中國發動機公司協理兼業務部主任。
章午雲，名章植，字午雲，江蘇無錫人，1907年出生，常州中學畢業後考入上海聖約翰大學，後因學潮轉入復旦大學經濟系。1928年畢業時獲全校第一名金質獎章，留校任教。1931年著有【中國土地經濟學】，後加入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任調查部主任。1939年作為陳光甫秘書，隨同赴美洽談「桐油借款」，後留美創辦中國貿易公司。
章午雲
當時，周有光因不擬在美久留，實際委托章、秦二人辦理該公司具體業務，並規定一切支付款項，由三人中二人會簽支領，如三人中有二人離去，則由中國貿易公司的會計主任Burke經律師證明後會簽款項。公司成立後在代收款中撥出美元貳萬五千元作為實收資本，「其後以上海經濟情形變化過速，實際無法聯系進出口事業，故僅辦若幹調查及計劃而已」。
紐約新原公司的資金來源比較特殊。早在抗戰時期，新華銀行曾委托新原總公司，在重慶向美國慎昌洋行訂購過一批卡車。抗戰勝利後，因慎昌洋行無法迅速交貨，周有光抵美後，上海新原公司與慎昌洋行議妥，分四次在美退還了一部份車款，交周有光代為收入紐約新原公司賬內，計美金124,609.24元。另有上海新原公司出售的一部份已到申之卡車款項，其中一部份亦陸續撥去紐約，並有上海客戶托代收之款項等，收付相抵後，結收美金14,950元。兩項共收美金139,559.42元，均存於紐約伊文銀行。
紐約新原公司「以各事委托他人代辦，約明不另支薪，須待以後業務開展，由業務中扣傭為酬」，從1947年初創辦，至1948年3月12日周有光離開美國時，共計一年三個月，該公司的最大一筆開支，就是周有光考察銀行所支之旅費，包括其這段時間旅費美金5000元，及赴歐考察旅費美金2000元。此外為公司裝置、家具開支美金1,310.99元，零星開支如房租、水電等美金1,075.77元，以及歸還中國貿易公司墊付開支之美金2000元，共計美金11,386.76元，平均每月不足800元，「此為在美任何機構費用之最省者」。周有光離美赴歐考察時，以業務一時不易開展，又與中國貿易公司商量，此後一切開支除郵費外，均由該公司負擔，「是以開支幾等於無矣」。
周有光於1948年3月12日離美赴歐考察，至當年6月初返滬。當時上海新原總公司以國民黨政府管制外匯「嚴格而不合理」，遂通知紐約分公司將銀行結單暫勿寄滬，以免檢查麻煩。周有光返滬後，章午雲為欲使周有光明了紐約新原公司帳戶余額情況，寄來一份結單，周有光乃送交該行稽核處。稽核處根據周有光離美赴英時所寄抄賬表查核，發覺數目不符，短缺竟然達87500元美金，遂詢問周有光原因（按：事發時，1948年上半年，1美元大約可購買一克黃金，照目前1克550元人民幣推算，新原公司被挪用的87500美元，現在大約值人民幣五千萬）。周有光起初以為是章午雲或為業務必要而動支，乃即托人帶信及電稿至香港，請香港分行函電詢問。「其所以轉折詢問者，以當時滬美之間，格於禁令，已無法直接通訊談及外匯也。」後得港行轉來章午雲復電，「驚悉彼並未支款，經彼向銀行調查結果，獲悉系四月廿三日秦君所支」。也就是說，這筆款項是秦寶同動用的。
此外，周有光離美前，曾因留美僑商發起組織一個食品加工運銷組織，初步在美試辦食品加工，「以後將辦有經驗之加工方法，回國辦理推廣出口」。周有光頗為贊成，並經陳準總公司，參加合營資金兩萬元，交由秦寶同經辦，但這筆款項也被秦寶同挪用了。
以上兩筆，計共十萬七千五百元，均為秦寶同挪用。周有光說，「秦君在美頗為僑界推重，今竟如此，實非初料所及。」
周有光
先索後訴
周有光於1948年6月初返滬後不久，即被派往該行香港分行處理相關業務工作。不久，他接到老朋友一份秘密電報，告知辦完事情不要回上海。他後來才知道，因曾幫助一些共產黨朋友辦理香港上海之間的匯款，自己上了國民黨的黑名單。他因此只能繼續待在香港，等待上海的解放。期間，就如何收回被秦寶同挪用的款項，周有光與章午雲始終保持著密切的溝通，往來信函亦均轉呈新華銀行總經理王誌莘閱洽。
1948年10月6日，章午雲約見秦寶同。秦承認，當年4月23日，其向伊文銀行支領了美金87500元，此支票系付與中國發動機公司，再由中國發動機公司存於另一家銀行的中國石油公司戶內。秦解釋說，當時以中國發動機公司急於歸還中國石油公司欠款，「遂出此下策」，原擬稍隔數日，即行設法歸還，不意中國發動機公司資金為銀行凍結，遂造成如此結果，當盡力設法歸還；「對於挪用之另兩萬元，則先由其個人歸償。」
對此，章午雲明確要求秦寶同直接向周有光說清事實原委。秦遂於10月7日、11月6日兩度親筆致函周有光。
10月7日，秦寶同致函周有光稱：「關於動用新原款八萬七千五百元事，同（即秦寶同）因一時糊塗，出此下策，同無以對先生及誌莘老伯對同之信任，更無顏對家中老父。此事發生以來，無日不在恐慌中。」並陳述了中國發動機廠正進行改組招股，但也有可能陷入被迫清算的境地等情形。
10月29日，周有光復函秦寶同指出：
公司之款並非弟（即周有光）或同事之私有，均為外界寄存於公司者，弟對之有法律上及道德上之責任，兄（即秦寶同）之所為，不僅損害吾兄之信譽，且將損及弟之信譽。現外界索款甚急，外界對弟逼緊，弟對吾兄不得不逼緊，此亦吾兄必能了解，望吾兄妥自籌劃補救之道，於最短期間彌補此事，以自全信譽，是為至要。
在這封信的結尾，周有光再次婉言相勸：
弟及吾兄之友好，均對吾兄期望頗深，此種可貴之友誼，系吾兄能加以珍視，吾兄事業現正肇啟初基，盼能自重自愛，勿自毀前途。逆耳忠言，幸采納焉。
11月6日，秦寶同再次致函周有光： 「自此事發生以來，無時無刻不在恐懼中」；如此事被揭發，「此後將信譽破產，無顏見人，不能再立足社會，只好聊此一生」。他也提出，「如能假以時日，當盡力設法，圖謀解決之道」。他稱正參與組織一家油輪公司，「如該公司日後賺錢，必須盡先提出一部份盈利，用於幫助中國發動機廠」。秦承諾，原計劃投資食品廠的資金兩萬元， 11月10日先償還一萬元，其余一萬在年底前償還。
秦寶同的這兩封信均由章午雲攝影後留存，以作重要證據。
1948年11月1日，王誌莘致函周有光：此事完全應由秦寶同負責，新原公司與中國發動機廠並無直接債權關系，「法律上即無從科以歸償責任，故只有盯住寶同，要其清理」；不過，但照目前情形，盯住他或訴諸法律，於實際恐亦無補救，只可勸以利害，「責成其從速設法清理，否則於其個人以後一生大有不利」。王誌莘的這一指示非常明確，即首先要設法向秦寶同本人曉之利害，盡力索追。
11月6日，章午雲致函周有光稱：
據弟觀察，彼目前無余力還出款項，大致系事實，故即送彼坐牢，亦未必能收回款項，其原因在中國發動機廠辦理之糟，幾成為一無底之洞；外人在美辦廠，本非易事，彼等初出學校，又無經驗，所接到之生意，本系苦事，因工作不慎，第一批退貨即吃虧十余萬元，向銀行借款竟出六厘錢，又欲虛張場面，不知節省開支，故外表講得怪好聽，內部一天到晚移花接木，糟而又糟，希望天外能飛來一筆好生意，渡過難關，跡近一個騙局，如此辦廠，等於買跑馬票，如何得了。
在這封信中，章午雲提出，經與律師詳細討論，「秦君所為犯二個罪名，一為盜用公款,一為冒簽支票」；秦既答允在11月10日前歸還一萬元，當然看其能否履約，尚無法律解決之必要；法律解決系最後之辦法，可不訴諸法律，總以不用法律為妥，「法網開一面，與人以自新之途，亦為中國固有之精神，惟如不願自新，則只得以法律從事耳」。
從現存檔案史料看，章午雲的每封信函均篇幅不短，敘述周詳，並常常提出應對策略。對此，周有光給與了極高的評價：「吾兄代弟費神，實已超過一般友人之可能性，弟之感歆，決非言辭所能表達也」。
11月17日，周有光致章午雲：「寶同兄事件，不擬輕意提出訴訟，但須早日將訴訟手續準備妥帖」。並提出第一步應催促秦寶同將食品廠兩萬元歸還，「此事愈速愈妙」；第二步應要求秦寶同提出八萬余元分期歸還之保證，「如無確實辦法及保證，即考慮提訟」。周有光認為：「關於提出訴訟，最好不訴寶同，先訟銀行，支付冒簽支票，銀行有責任賠償。」他還特別強調：「寶同來信希望油輪公司幫助者，誠癡人說夢；油輪公司因包政府運油而得利，現政局有急轉之可能，油輪公司之業務頗有隨時終了危險。」
時間轉眼到了1949年，但追索工作的成效並不明顯。
1949年4月12日，章午雲致函周有光，報告了中國發動機公司清理工作的相關情況，認為「此事夜長夢多，希望不佳」；同時 他認為，「以秦君少讀中國書，缺乏辦事上之道德觀念」，因此「費了許多口舌，只有一些效果」。
1949年6月初，上海解放後不久，周有光從香港回到上海。6月22日，周有光向新華銀行管理層送出了「秦寶同案報告書」，其要點為：（1）在艱苦不懈努力下，挪用的食品公司款項美金二萬元已還清；（2）最近中國發動機公司因周轉不靈而宣告清理，但「有無余款歸還新原，大成問題」；（3）建議不再繼續追索，而考慮改用訴訟辦法，「訴訟辦法之優點，在對於秦君有名譽關系，及今後能否繼續留美經營事業問題」。
周有光回到上海後，與章午雲之間的函電往來，均經過香港分行經理徐湛星中轉。
1949年8月12日，章午雲致函周有光提出：
據弟淺見，非用法律解決，難有較佳之效果，如訴之法律，不一定有較佳之效果，但至少有較佳效果之希望；因秦君等少讀中國書，既無中國舊道德觀念，亦無西方之宗教訓練，其平昔行為好利用他人錢財以圖自利，而不顧他人利益，累已成習，料想其必有若幹私蓄，但欲令其吐出，除用法律解決，實無其他途徑。
9月12日，章午雲再次致函周有光：「現在最要之點在秦君事應否法律解決，尚望早日決定。」
9月15日，公私合營新華銀行新董事會成立，周有光在其中擔任了董事，他同時還是人民銀行華東區行私人業務處副處長、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這種轉換，對周有光而言，不僅僅是職位的變化，同時也意味著責任的加重。秦寶同挪用的這筆款項，實際已成為人民的財產，必須要堅決追回。
9月21日，周有光在致本行各位同仁的信函中，將秦寶同私自挪用事件作了通報，並坦承：「此為本行一極不幸之事件，亦耀平（即周有光）所遭遇之一極不幸事件。」
9月25日上午，新華銀行假座上海麗都大戲院召開員工大會，歡迎新董事，慶祝新董事會成立。這次會議上，對於新華銀行解放前情況的審查結果作了報告，在報告人提到秦寶同拖欠新華銀行美金事件時，周有光董事起立講話，對於這一事件作了說明，並表示將繼續負責到底，一直到有了合情、合理、合法的解決，他才卸責。「周董事誠懇負責的態度，得到了全體同人充分的同情與了解。」
10月10日，經新華銀行董事會研究後同意，王誌莘、周有光聯名致電香港分行經理徐湛星，請其即通知章午雲，向秦寶同及中國石油公司提起訴訟。
章劍慧、章午雲、章絳唐（後排）、章映芬、章央芬、章周芬（前排）兄妹六人1930年代合影
章氏六兄妹於1992年為紀念其母親秦萱逝世二十周年合編的【萱堂集】
「一鳥在手」
進入訴訟階段後，章午雲很快就有了新的重要發現。
1949年10月27日，章午雲致函周有光：對中國發動機廠的清理情形，經專門托人查閱相關案卷，發現中國石油公司仍然為中國發動機廠之大債權人，數額為87500元。他認為，按秦寶同親筆函上的說明，此前已歸還同額欠款；中國石油公司既已收了新原公司87500元，則欠款業已取消，不應再參加清理。因此，「其串通舞弊之情節，甚為顯明」，此案非但為一民事案件，且為刑事案件；秦之盜用公款，固然不成問題，而中國石油公司負責人夏某亦犯有偽證罪。並告知已依法請求法庭，先行扣押了中國石油公司在化學銀行、大通銀行等處的存款10余萬美元。
法庭扣款後，控訴雙方曾有協商，但未達成共識，隨即進入訴訟程式，爭論焦點在於中國石油公司是否有免訴權問題。章午雲判斷，此問題最後決定之機構為美國外交部，而美外交部對這一問題極為審慎，不肯輕易給與，故中國石油公司欲請求免訴權，實際並不容易。「如對方不享受此項權利，彼之資產無法啟封，只有在法庭上打官司，我方理由充分，對方斷難勝訴。」
章午雲認為，此事開始訴訟以後，極易拖延時日，甚至可能需要五、六個月，「好在我方已扣到現金，將來可照算利息」。而且，此案一旦開庭，「中國石油公司之一切買賣，必須因我方之詰問，盡量宣布，其中難免有不可告人之處，對其聲譽極為不利」。從這個意義上說，和解或許成為中國石油公司比較明智的選擇。
果不其然。1949年12月初，章午雲致電周有光稱：「秦寶同及中國石油公司現提議以立即付出三萬五千元，外加已付之五千元，以解決新原公司之訴訟；我方律師意見認為，免訴權問題須視政治因素而定，訴訟結果難於確定，故擬於和解為妥雲；上述條件能否接受，行方之最低希望如何，以便遵照進行接洽。」
12月15日，王誌莘、周有光聯名致電章午雲：「經商主管部門，以關公有財產，不便貿然和解，擬續追訴，倘機關獲免訴，擬再訴二人串騙罪。」此電的態度很明確，即不同意和解。
此後，章午雲數次來函來電，反復陳述了和解的必要性，其核心內容為：（1）如堅持進行訴訟，其風險在於中國石油公司是否能獲得免訴權，而此與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有關；（2）我方律師認為，如能在未請求免訴權以前，試行「和解」，在我方最為有利，如能收回五萬元，應可作一結束。章午雲認為，西諺之「二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確系經驗之談；「且萬一美府改變政策，我方有完全失去優勢之可能，故以和解為上策」。
章午雲力爭「和解」的這些相關函電，王誌莘、周有光陸續轉送給了新華銀行各位董事、經理閱洽，並提到「港行經理徐湛星對美國法律情形熟悉亦建議和解」，建議「慎重應付」。可以看出，王周二人，實際傾向於章午雲的「和解」意見。
超乎常規的是， 12月30日，章午雲未經香港分行中轉，而直接致電新華銀行總行：「速將和解條件電復，我個人意見認為以五萬現款和解，余額由寶同出立五年至十年期票，但此僅供參考，請自決定條件電示。」
12月31日，王誌莘、周有光致電章午雲：「經董事會考慮認為，如能扣款，徐圖合理解決最佳，否則盼在六、七萬之間和解；可否另再要求對方在發動機廠歸還對方款項中，盡先補足我方余數？」此電表明，管理層已同意進行和解，不過對金額的判斷上有所差距。
1950年1月11日，王誌莘、周有光致電章午雲：「如處理上有實際困難，請斟酌當時當地情況，代為決定，十二月卅日直接來電不另復。」 此電表明，新華銀行管理層給了章午雲更大的授權。
2月1日，章午雲致電王誌莘：「關於新原事，此間資委會代表又來調解，擬共付四萬五千元了結，包括已付五千元在內，有關各方面之責任，連對中國發動機廠之主張，一並解除。我方律師仔細研究後，因前電所述明之免訴權一點無把握，雖覺如此解決，損失過巨，仍勸接受此項辦法；除非冒對我不利之危險，深以不能得更好解決辦法為憾。」顯然，這已經是章午雲認為的最佳結果了。
2月25日、26日，正在香港出差的周有光，先後致電在北京公幹的王誌莘總經理，以及留守上海的孫瑞璜副總經理：「覺目下國際情況下，以請雲兄全權酌決為要。」
2月27日，孫瑞璜急電王誌莘：「經商謝董事長，正在考慮，希征總經理意見，並盼就近商陳穆處長，請速復，俾商謝後電港」。電文中的謝董事長，即人民銀行華東區行副行長兼新華銀行董事長謝壽天，此時在上海；陳穆，即上海市軍管會金融處處長兼人民銀行華東區行行長，此時也在北京公幹。
3月1日，王誌莘復電孫瑞璜：「新原事，陳穆處長同意照章電辦理。」
3月4日，孫瑞璜急電在港的徐湛星、周有光：「新原事董（事）會同意請雲兄全權酌決。」
此案最終於當年4月底了結，合計收回45000元，扣除律師費、扣押費後，「實收為四萬元之譜」；調解合約中尚有一附帶條文，規定中國發動機廠債權方面如收到款項在美金四萬五千元以上，仍應歸還我方。
3月6日，周有光致函新華銀行謝壽天等各位董事認為，此事的解決，采取了現實主義之辦法，「一鳥在手，勝過二鳥在林」；「如欲繩寶同以法，可待中美復交後，引渡寶同回國，在中國法庭前再加審判。」
此案前後經歷了三個年頭，實際跨越了新舊兩個時代。從中，或可觀察到周有光的擔當與睿智，章午雲的執著與細致，更可感受到的是他們身後人民政府新政權的強大力量。
周有光與夫人張允和
周有光與夫人張允和
（本文作者系復旦大學中國金融史研究中心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