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全球氣候變暖加劇，各地極端氣候事件愈演愈烈。近日，一篇發表於【自然氣候變遷】的研究表明，倘若全球繼續以目前的速度排放溫室瓦斯，那麽可能到2029年年初，全球暖化就將突破1.5℃升溫闕值這一危險臨界點。這也向世人敲響了警鐘：基於目前全球氣候越發惡劣的局勢，生態環境保護刻不容緩。
作為工業最前沿的英國，它是立法應對氣候變遷的先行者之一，在生態保護問題上開始展現了對廢氣汙染的重視。1956年，英國出台了世界第一部空氣汙染防治法案。2008年，英國透過了【氣候變遷法案】，成為了世界上第一個針對減少溫室瓦斯排放、適應氣候變遷問題擁有法律約束力的長期構架的國家。2010年，英國標準局釋出了世界上第一個碳中和規範，成為了世界上最早開始「碳中和」實踐的國家。
追根溯源，英國為什麽對環境保護議題如此重視？這不得不追溯至1952年英國倫敦的大型煙霧事件。該事件敲響了英國政府的警鐘，也讓英國人民痛定思痛，真正意識到生態保護是一個重要的社會議題。
【泰晤士報】作為英國的第一主流大報，對該事件的報道采用的是事件背景、專家評論與公眾反應相結合的新聞框架。這一有所偏重的框架在事實層面難以全面而深入地反映事件全貌，傳達環境問題的綜合性和影響；情感層面則難以平復公眾的復雜情緒，使環境危機無法被理智地妥善處理。
1952年，英國倫敦，大霧之中泰晤士河倫敦塔橋附近的一艘拖船
一、工業革命、效率優先與上帝之眼
自18世紀中後期起，倫敦作為工業革命的發起地，「萬能的蒸汽機」把倫敦推上了時代巨輪飛速發展的前列。19世紀50年代，倫敦隨處可見的是灰暗的化工廠房、冒著黑煙的煙囪、隆隆的機器轟鳴聲。當上至國家首相、下至普通市民都沈溺於快速城市化、工業化的榮光中時，當世界第一帝國的堅船利炮敲開了世界各地沈睡的大門，並強行建立殖民地，發展成日不落帝國時，英國悄無聲息，猶如癌癥般的環境汙染卻使這個工業帝國露出疲憊的眼神。即便是有此前1930年發生在列日市和1948年發生在多諾拉鎮的煙霧事件作為前車之鑒，這一導致了至少4000人死亡的倫敦煙霧事件在發生之後也並未得到足夠的關註與重視。
政府當局最初將這一由於汙染物排放導致的大氣汙染事件描述成一次與人類活動無關的極端自然事件，表示政府也無能為力，但放縱其發展的後果就是空氣中的汙染物質持續累積，直至爆發性地危害人類健康。
在1952年12月倫敦爆發大規模有毒煙霧事件後，政府對此鮮少作出正面回應，甚至遲遲未組織相關領域的專家、政府官員開展相應的深入徹查工作，因此公眾很難知道事實真相，並還原事件原委。直至倫敦煙霧事件發生4個月後，【泰晤士報】刊登了一篇報道，題為 Polluted Air Over The Towns——Lessons Of The London Fog 。這一篇報道總體對倫敦煙霧事件呈現出負面的情緒色彩，具體體現在對政府沒有第一時間采取積極主動的解決措施；專家學者、政府官員與市民之間的資訊差以及對煙霧事件大範圍彌漫破壞的擔憂。
此外，【泰晤士報】還對災害產生的汙染源、導致的煙霧和酸性物質以及對倫敦周邊城市的影響進行了分析。即便並未公布事件的具體行程與解決措施，但這一次的登報間接說明社會各界開始關註大氣汙染等環境議題，其理論意義大於實踐意義，為日後出台的法案是否切實可行提供了監督途徑。
報道中對該倫敦煙霧事件產生的原因描述概括為「燃料燃燒引起的」，對英國而言主要是煤。19世紀中葉，英國曾是歐洲乃至世界的產煤大國，其發達的煤炭工業為城市化發展奠定經濟基礎。煤和煤燃料燃燒後導致「硫」的形成是不可避免的，除非事先提取，否則這一有毒物質必然夾雜在排放物中。即便自20世紀初起，燃氣、電力、中央供暖和改進的電器已經取代了舊有的家庭式露天煤火，但發電廠和其他工業鍋爐卻以更集中的形式在源源不斷地排放等量的大氣汙染物。
據倫敦10個觀測站繪制的圖表顯示，在12月5日至8日的四天裏，氣溫驟升，空氣異常停滯。在沒有明顯的氣流的情況下，大氣自我清潔功能受到阻礙，加之倫敦工廠排放的二氧化硫每天保持在2000多噸，這些顆粒物在700平方英裏的倫敦城市上空懸浮、堆積。四天內倫敦實際導致的死亡人數曲線的形狀與汙染曲線的形狀非常相似，無可辯駁地呈現出倫敦煙霧事件中汙染與致死率之間的聯系。因此，媒體形象地把工業化英國所導致的空氣汙染，稱之為上帝被蒙蔽了雙眼。
1952年12月6日，【泰晤士報】對大霧天氣的報道
二、政府淡化事件的嚴重性與媒體的事實真相呈現
【泰晤士報】在1953年4月的報道中明確指出「倫敦事件發生4個月後仍在等待應有的徹底調查」。整個倫敦社會都在等待政府當局對大煙霧事件的官方回應，期待政府出台的治理措施，還倫敦一片藍天碧水。對此，同年11月，【泰晤士報】又釋出了一篇名為 Danger To Health From Fog Pollution 的文章，報道圍繞倫敦煙霧事件的補救工作展開，表示上議院希望推進相關的立法工作，呼籲政府應當立即行動起來。
在用詞上，該報道針對「大煙霧事件」第一次使用「smog」替代了「fog」。(「Exhaust fumes accumulated in the lower air and the kind of fog created had been called smog, a word which he did not like, but which dated from the early days of this century and was not merely an American word.」)「能指」的變化帶動了「所指」的轉變。「fog」是一種天氣狀況（weather condition），「smog」是一種煙霧、廢氣、化學物質的混合物（mixture）。一種是自然現象，一種是人為汙染，這其間的差異不言而喻。這一用詞的轉變更是對「大煙霧事件」形成原因的質疑。縱然事實勝於雄辯，報道仍試圖淡化「smog」一詞的危害，稱其為「不好聽的名字」（unpleasant name），解釋其只是空氣中二氧化硫的濃度高於平常的霧。
就報道形式而言，該報道不同於4月的報道，多采取「轉述式」的表達，透過對上議院大法官、伯爵等提案的參照，間接證實了本次煙霧事件產生原因中的人為性因素——城市內大規模的有毒「煙霧區」，但報道內諸如「煙霧事件不止發生在倫敦」「不必對此感到恐慌」等措辭仍在試圖降低本次煙霧事件的危急程度，並明確指出類似的煙霧事件在1873年、1880年、1892年、1934年和1939年都曾發生。言論的目的是政府期望平息恐慌，降低公眾的盲目恐慌。
然而，事與願違，這樣一葉障目的拙劣手法只是單方面地將煙霧事件的真相與政府的無為掩埋在轉移視線這樣漏洞百出的手法之下，呈現在公眾視線裏的事實是至少4000至5000人死於呼吸系統疾病，他們多是年幼的嬰兒或患有呼吸性疾病的老人，且生態性危機事件產生的負面影響遠不局限於當下，而是更長遠的未來。出於對冷冰冰的死亡人數的惶恐以及對政府一再無所作為的失望，倫敦市民表示沒有理由再容忍目前的現狀——汙染範圍的彌漫與補救措施的滯後，要求議員立案規制工業廢氣排放。
三、帝國榮光的沈溺與身體健康的傷害
在此次事件中，公眾不僅遭受著有毒煙霧的侵害，還被侵占了知曉真相的權利。這當然引起公眾的強烈不滿。據報道，在本起大煙霧事件爆發前後，政府並未作出有成效的治理成果，倫敦民眾不得不在煙霧中行走，加重有毒物質對身體的危害。此外，政府當局只言片語的回應，導致只有寥寥無幾的公眾才知曉無煙燃料排放的硫是否與焦炭或煤一樣多，或者燃料油是否排放的硫仍然是等量煤或焦炭的一半？對預防措施、煙霧危害的一知半解使得公眾在燒煤取暖時懷以一種理所應當的無所顧忌，加劇了有毒煙霧排放對環境所造成的危害發生。
在1952年大煙霧事件徹底爆發之前，公眾對空氣汙染、生態保護的認知有限，環境問題並未得到重視。公眾沈溺於經濟發展和工業化帶來的紅利，戰勝德國的歡愉，以及日不落帝國的榮耀，而忽視了工業活動對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
1950年初，生態保護意識並未成為社會的主流話題。公眾對環境問題的認知主要集中在一些顯性問題上，如垃圾處理和空氣清新度。並且公眾對於工業排放導致的空氣汙染的認知相對有限、對工業廢氣的成分和潛在危害了解較少，加之缺乏對工業活動的有效約束以及足夠的法規體系來維護生態環境，最終導致了大煙霧事件的爆發。在這一事件徹底爆發後，因其嚴重的致病率與致死率，倫敦市民對空氣品質感到嚴重不安，這種不安不僅源於對疾病、死亡的恐懼，還源於對事件原因和解決方案的茫然。在濃烈的負面情緒下公眾要求政府立刻采取緊急行動。
除了【泰晤士報】對大煙霧事件的文本報道外，還開設了「Letter to the editor」的欄目，其中與事件相關的留言內容充分反映了英國相關部門和倫敦市民在這一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不得不承認的是，該欄目傳達出的民眾的聲音值得英方反思和正視自身在空氣保護及治理方面所推進的工作。在1955年11月的報道中，【泰晤士報】連續七天都出現了標題為「Clean Air」的文章，內容多為深陷於煙霧事件中的民眾寫給報紙編輯的信，期望呼籲相關企業、政府部門采取措施，減少空氣汙染所帶來的影響和危害。
以讀者R.L Wynne. And H. Alan Dartford所寫的信件為例，他以一名麻醉師的身份權威和過去作為哮喘患者的親身經歷提出家庭取暖問題不應局限於一味廢除明火的建議，而是應該完善它，保留和發展古老的通風功能。另外，讀者Peter Woodward給編輯寫信則是希望能夠減少煙霧對人體肺部的負面影響，並且認為這可以透過清潔空氣來解決。
可見，政府並未第一時間告知事件真相，導致公眾對事件的猜忌、揣測，進一步催化了社會整體的恐慌情緒；公眾的強烈要求采取有效措施來減輕未來類似事件的可能性，對政府產生了壓力。雙方之間的不坦誠與激進情緒使得事件遲遲未得到理智的正視與解決，事件帶來的惡果如同陽光下的放大鏡被不斷激化，這把環境之火熊熊燃燒。
縱使相關立法工作需要時間的推進，但當時倫敦政府對環境危機的緊急處理能力可見一斑。當其危害彌漫開來，政府不得不加強環境法規和監管，采取更嚴格的措施來保護公眾健康並提升公眾對環境問題的認知水平。公眾開始意識到工業排放對空氣品質和公共健康的危害，其環保意識逐漸覺醒。這也成為了英國環保運動的催化劑之一，公眾、NGO和環保組織開始聯合起來，提倡環保理念，呼籲政府加強環保政策和法規。作為回應，政府加強了環保法規，實施了更嚴格的空氣品質標準和工業排放控制措施。這些法規改革對於減輕環境壓力和提高空氣品質產生了積極影響。
四、地球變暖的始作俑與對開發中國家的苛求
知史以明鑒，查古以知今。工業化行程期間英國煙霧事件頻發嚴重地危害了英國市民的身心健康，有毒煙霧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在【泰晤士報】中展露無遺。該報紙作為民眾意願表達的渠道之一，對推進相關部門采取空氣治理、環境保護等舉措起到了一定作用。然而，當這一推動作用具有明顯的遲滯性時，當民眾的呼籲與訴求尚未得到當局政府及時、迅速的解決時，事件的危害則呈指數型的蔓延。事實是在1952年倫敦煙霧事件爆發後，英國政府面對致命的毒氣與驟增的死亡率置若罔聞，並在該煙霧事件發生前不久，丘吉爾政府剛剛宣布等級最低也是汙染最高的煤屑不再實行配給制，這使得民眾紛紛囤積煤屑，煤炭使用量驟增。可見當時的英國政府在環境保護問題上漫不經心的態度，以及事件後仍未立即推出相關治理法案的工作效率，最終釀成了千人喪生的大禍。
在倫敦煙霧事件發生後很長一段時間內，【泰晤士報】透過持續報道其他國家的煙霧事件，為英國究竟如何擺脫煙霧提供了可借鑒的指導建議。據1956年10月2日 No more smog Pittsburgh shows the way 報道表示，美國城市建設除了清理垃圾、公園開發、建設高速公路等，減少煙霧排放必須放在第一位。此外，1971年 Los Angeles-type smog ‘possible’ in Britain 的報道表明陽光對廢氣和二氧化硫的作用，所造成的洛杉磯煙霧在英國也有可能出現。
反觀1952年倫敦大煙霧事件，這一推動英國乃至全球環保運動和政策變革的關鍵節點不僅導致了公眾對環境問題的認知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推動其環保意識的覺醒；還間接加強了政府對環境保護的積極投入，對全球的環境政策和環保運動的推進產生了深遠影響。
英國推動了世界工業革命的行程，開啟了歷史工業化的時代，但是早期的機器化生產以及對能源的粗放化利用，不僅造成一系列嚴重的空氣汙染，導致「霧都」的出現，以及後續爆發的煙霧大規模致死人事件。然而，當時的英國公眾與政府沈浸在工業化的紅利當中，享受日不落帝國的榮光，久久不能正視空氣汙染的事實。
英國的工業化革命始於18世紀60年代，迄今有250年的歷史。它當時就已經對地球造成了無可挽回的破壞，但是今天卻要求開發中國家放棄煤碳和化工燃料，既不補貼開發中國家，也不幫助開發中國家發展，甚至還對欠已開發國家的發展願望進行遏制，以意識形態開路，打壓異己，建立西方意識形態聯盟，組建西方空氣清潔小團體，實質上推卸它在工業化革命時代對地球破壞的歷史責任，開發中國家應該有理由要求包括英國在內的工業化國家承擔賠償責任，並幫助開發中國家公眾改善生活，共同守護已經被破壞的地球。
（彭偉步為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劉相邘和何蕊詩為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生。此文為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重大計畫【網路時代文明交流互鑒與中華文明海外傳播研究】[ZK20230295]研究成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