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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波伏瓦的五次訪談

2024-03-13辟謠

我第一次見到波伏瓦是在1970年5月,當時她對我態度頗為冷淡。不過,那次我是約了薩特,碰巧遇見她的。那段時間,我在巴黎擔任特約通訊員,那次是去采訪這位哲學家,請他談談當時再次備受關註的「革命暴力」問題:個人是否有使用暴力進行反抗的權利?如果有,「以暴制暴」的限度在哪裏?

我坐在薩特位於拉斯帕伊大道的單間公寓裏。采訪時間是30分鐘,訪談即將結束時,有人用鑰匙轉動門鎖開啟門,走了進來,來人正是西蒙娜·德·波伏瓦。她不悅地掃了我一眼(還有我的半長金發和迷你裙),然後冷冷地、近乎生硬地提醒薩特,他們一會兒還要出席新聞釋出會。隨後,她在離我們稍遠些的地方——薩特的書桌前——坐下,開始工作。

我能感覺出來她因為采訪拖延了時間很生氣,這讓我有些不自在。我頭一回領教波伏瓦那出了名的「ête de chameau」(直譯為「駱駝頭」)性格——當她遇到不喜歡的人或感到別扭的事,就會板起臉,一副冷若冰霜、拒人千裏的模樣。後來我才知曉,她是一個決絕的人。這種決絕的性格一體兩面,另一面是:一旦她心裏裝下一個人,就再也放不下。

西蒙娜·德·波伏瓦

直到今天,我仍然能感受到當時的激動心情。在當時的法國,薩特是「五月風暴」的頭號理論家,因支持青年反叛運動的激進態度而聲名大噪。見到薩特,我已經激動不已,更何況,還見到了波伏瓦……我和她之間的聯系可比和薩特的多得多。

自20世紀60年代初以來,西蒙娜·德·波伏瓦這個遙遠的存在,對於我們那代人既是空前的挑戰,也是莫大的鼓舞。我這裏指的不僅是她的作品——小說、回憶錄和論著——還有她的生活。作為一名知識分子,她是勇敢且可敬的反抗者,她參與那個時代最具爆炸性話題的政治辯論,旗幟鮮明地表達立場(比如在艾爾及利亞戰爭中反對法國殖民者);作為一名女性,她過著和伴侶不結婚、不同住的「開放式愛情」生活;作為一位作家,她獨樹一幟、成就斐然,並且魅力四射。總而言之,她是一個曠世無雙的奇女子!用今天的話來說,她是一個頂級「偶像」。

如果那時有人告訴我,在波伏瓦的漫漫人生路上,會有一段旅程與我同行——我將和她進行這些訪談,而且它們將會影響全世界的婦女運動——我大抵不會相信。更讓我想不到的是,我們對談的那些年(1972-1982)還廣為人們接受、享譽世界的波伏瓦,在她去世(1986)後不過數年,就被誤解、被無視,甚至幾乎被遺忘。

然而,西蒙娜·德·波伏瓦正在被重新發現。在當前關於兩性話題的爭論中,身份認同主義者強調人與人的差異,普世主義者強調人與人的平等,而波伏瓦的平等思想是其中最重要的推動力量,尤其涉及性別關系。她理想中的性別關系是一種「兄弟姐妹情誼」。與此同時,沒有人像她那樣激進地分析和徹底地質疑社會性別,卻並不否認生理性別。

今天人們稱為「性別解構」的概念,波伏瓦早有先見,雖然她並不是在這一領域進行研究的第一人,但她的分析最是鞭辟入裏,她一針見血地指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形成的。」塑造「女性氣質」和「男性氣質」的不是生物學構成(Biologie),不是自然本質(Natur),而是文化:終生的性別角色分配把人割裂為女人或男人,剝奪了他們的另一面。波伏瓦理想中的人,是擺脫了性別角色束縛的完整的人。

然而,身為哲學家的波伏瓦並不否認生理性別,也不否認性別經過了千百年的塑造。在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 Le Deuxième Sexe )中,她寫道:「拒絕永恒女性、黑人靈魂、猶太人性格的概念,並非否認今日有猶太人、黑人、女人:這種否定對上述幾種人並不代表一種解放,而是代表一種非本真的回避態度。顯而易見,任何女人都不能真誠地自認為置身於自己的性別之外。」對男人來說,道理亦然。

例如,在當前關於跨性別的討論中,性別改變後否認先天性別的經歷和印痕作用,就是「不真誠」。真誠的做法是,承認並接納出生性別和所期望的性別這兩方面的經歷。因此,波伏瓦堅持摒棄文化性別角色,但她也深知印痕作用的真實性和自然的不可逆性。她在【第二性】的結尾寫道:「人類的任務是讓自由王國在既定的世界實作突破性飛躍。為了取得這一最終勝利,男性和女性應超越他們的自然差異,明確表達相互之間的兄弟情誼。」(若是在今天,她大概會說「兄弟姐妹情誼」。)

1949年首版的【第二性】

在當前的性別身份認同辯論中,有些人既質疑社會性別,又質疑生理性別,即將文化與自然等同起來。而在波伏瓦看來,「自然性別」即生理性別當然是不可逆轉的,只是它不應該再成為分配性別角色的借口。

在20世紀初全球歷史性的女性運動過去半個多世紀後,「新女性運動」應運而生,在美國被稱為「第二次浪潮」。我們這些(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女性主義者都讀過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第二性】,並在其理論基礎上加以發揮。不久,該書作者也成為我們中的一員,公開承認自己是女性主義者,並積極參與女性運動。

1970年9月,我加入了巴黎的一個女性主義先鋒小團體。次年春天,我們的行動就被視為一股運動,媒體稱其為「婦女解放運動」(Mouvement de Libération des Femmes,簡稱MLF)。我們發起了一次又一次引人註目的行動,其中包括反墮胎禁令運動。1971年4月,包括一些知名人士在內的343名女性在【新觀察家】( Le Nouvel Observateur )雜誌上公開聲明:「我墮過胎,我要求每個女性都享有同樣的權利!」波伏瓦就在這些女性之列。我將這個運動理念從法國帶到了德國,1971年6月6日,374名女性在德國【亮點】周刊( Der Stern )挑釁地宣稱:「我們墮過胎!」

自加入女性運動起,波伏瓦就一直與激進女性主義少數派合作,她在政治上和感情上都信任我們。她從不拒絕我們的請求。如同薩特成為一部份新左派的「同路人」(Compagnon de route),現在的波伏瓦也是激進女性主義者(反生物決定論者或普世主義者)的同路人。

對約定的事情,無論是參與政治活動還是參加私人宴會,波伏瓦總是準時到場。她痛恨不守時。她沒時間可以浪費,討論中她言辭精辟犀利,分析富有洞見,激情洋溢的無政府主義思想感染力極強。對於她,不激進,毋寧死。然而,激進如她,卻總是風度優雅、儀態端莊——瞧她把手提包放在膝頭的樣子……

那是一個充滿希望的年代,似乎一切皆有可能;政治活動讓人著迷,占據了我們全部的生活,我們沈浸其中、如醉如癡。每天晚上都被聚會、討論、餐會、活動填滿。「和西蒙娜共進晚餐」(Les bouffes avec Simone)成了大康寶此不疲的習慣。每隔幾周,大家輪流做飯聚餐,但從不在波伏瓦那裏,她討厭做飯。大多數時候在我這裏,我喜歡做飯。我們六到八個女人,大快朵頤,開懷暢飲,笑談天下,然後共商女性解放大計。

在這樣的一次「晚餐會」中,我萌生了采訪波伏瓦的想法,後來就誕生了我們的第一次訪談。曾是保守社會主義者的波伏瓦宣布「改信」女性主義,成為積極的女性主義者,我認為茲事體大。我之所以這樣看,是因為1949年【第二性】面世後,作為20世紀最重要的女性主義理論家之一,波伏瓦卻認為女性運動沒有存在的必要。她當時稱,相信「在社會主義內部,婦女問題會自然而然地得到解決」。但後來,波伏瓦和薩特的幻想破滅了,當然,幻想破滅的不止他們兩個。

我們的首次訪談也因為波伏瓦這一政治立場的轉變而創造了歷史。該訪談於1972年年初發表,那時在西方國家,正在興起的女性運動與左派陷入了僵持不下的合法性之爭,而女性運動的一部份參與者正來自左派。恰在此時,與激進左派過從甚密的薩特的伴侶站出來宣稱:「我是女性主義者!」她支持獨立於左派的女性運動,並批評資本主義國家裏的「親愛的同誌們」。我們的訪談被轉譯成多國語言,甚至包括日語,盜版在無數女性團體中傳播。

一年後,我為北德廣播公司(NDR)做了一次波伏瓦的電視專訪。本書關於波伏瓦和薩特的關系問題的訪談,就取材於這次專訪。這個片子1972年9月拍攝於羅馬。據我所知,這是他們唯一一次一起回答該問題。他們的關系被視為「開放式愛情」的典範,影響了幾代人。

政治活動和訪談之外,在羅馬的那些日子開啟了我們真正的友誼。還記得露台上那些漫長的夜晚,波伏瓦、薩特和我,我們三人談天說地、嬉笑怒罵,不亦樂乎;我們有個共同的愛好,就是喜歡聊八卦,八卦可比某些哲學討論更饒有趣味,更富有啟發性。

早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在我們的第三次訪談中,波伏瓦就曾警告說,要提防信奉「女性天性」(也包括男性天性)的論調重新擡頭。她譏諷道:「既然不能贊美女人刷鍋洗碗是美的,那就贊美做母親是美的。」

波伏瓦在訪談中的言論,特別是關於母性的言論,招致了抗議風暴,情形和【第二性】出版時有關愛、同性戀和母性的章節引起的軒然大波別無二致。世界各地的女性寫信到她巴黎的私人住址(11 bis,Rue Schoelcher)控訴她:「你對母親懷有敵意!你大概自己生活不如意!不要因噎廢食!」直到今天,那些無法容忍波伏瓦不願在思想上自我欺騙或任人欺騙的人,仍然不想去了解她,並堅持誤解她。

在波伏瓦的一生中,有多少回她不得不耐著性子回答人們的問題:不曾做母親是否讓她感覺缺失了生命中極其重要的東西?試問有人問過薩特,他不曾做父親,還覺得自己是一個完整的人嗎?因此,在她有關母性的言論中,不免有一股不勝其煩的怒火。同時,對於女性傾向於自欺和不真誠,正如薩特所闡釋的那樣,她也確實有一種怒其不爭的憤怒。

那麽關於母性,波伏瓦究竟說了什麽?她說,人們借母性之名要求女性承擔照顧子女之責,但母性並非與生俱來,而是後天馴化而成的。做母親的生物本能,即生育能力,並不理所當然地意味著有責任和能力去承擔社會性母職的任務,即撫養孩子。母職本身並不是創造性行為,而是生物學現象。母職也不是女性的終生職責。母職往往把女性變成名副其實的奴隸,把她們禁錮在家中。因此,必須停止這種母職實踐,即傳統的男女分工。今天一些女性政治家也發表了類似的言論,只不過比波伏瓦晚了半個世紀。

在1976年的訪談中,我們都認為,討論以女性主義之名對女性氣質的盲目神化非常重要。波伏瓦激烈抨擊任何聲稱女性「特別」或「更好」的論調,她說:「這是陰險的生物決定論,和我所有的觀念背道而馳。如果男人告訴我們:乖乖地做女人吧,把權力、榮譽、事業所有這些煩人的事情都交給我們吧,安於你們的現狀:腳踏實地,專註於人類的使命……如果他們這樣說,我們就該警惕了!」

在1982年9月的最後一次訪談中,我們又一次談到執著於這種性別「差異」——基於不同的性別印痕和性別現實,男女差異的確存在——而非追求平等所帶來的危害。

1978年1月,在她70歲生日前的一天,我們做了第四次訪談,談論她自己的晚年。波伏瓦的著作【論老年】( La Vieillesse )對老年和衰老提供了富有預見性的全面分析,就其對女性的意義而言,可與【第二性】相媲美。在這次訪談中,波伏瓦表現出一種她特有的性格特征:她並不是一個耽於自我沈思的人。她寫了這部關於老年的著作,並不意味著比起其他人她對自己的晚年有更多話要說。她有充分的自知,但同時與自身保持著距離,這使她一生都無拘無束、灑脫恣意、生氣勃勃,這也體現在她的思想上。然而,就像她的回憶錄一樣,在這次訪談中,她也沒有說出全部真相,這在她去世後得到證實。她這樣做也是考慮到他人的感受,或許不僅僅出於這個原因。但波伏瓦透過遺物,即她留下的信件,尤其是寫給薩特的信,道出了全部真相。她知道,自己去世後繼承人希爾維·勒邦(Sylvie Le Bon)會發表這些信件,她自己在薩特去世後就公開了他的信件。不過,波伏瓦生前還顧及尚在人世的當事人的感受, 她的繼承人則沒有她那樣的顧慮了。

波伏瓦與薩特在巴爾查克紀念館

在波伏瓦1986年4月14日意外去世前,我在最後一次訪談中問她,身為作家,假如回望過去,是否有些事情今天會做出不同的選擇。她回答道:「有,我會更誠實。」「關於我的性取向,我沒有說出全部真相。」事實上,關於她的雙性戀傾向,她沒有說出全部真相;對於她為「開放式愛情」所付出的代價,她也沒有說出全部真相。

這樣的契約——與薩特保持伴侶關系,同時可以與第三者有情人關系——對於不能亦不想把愛和性分開的女性,往往更為困難。大概這也是為何除了與薩特,波伏瓦終其一生未再進入另一段嚴肅的關系。唯一可能危及薩特位置的人,是納爾遜·艾爾葛倫。波伏瓦和他經歷了一段充滿激情的關系,之後離開了他。

私下裏,波伏瓦和我也曾多次坦誠地談論性……

她也沒有一味放任對女性的愛情,她通常選擇與她地位不對等、年齡相差懸殊的女性作為伴侶。直到薩特生命的末期,她才讓一位女性,希爾維·勒邦,在她生活中占據了中心位置,這並非巧合。雖然波伏瓦在【第二性】中寫了女同性戀,這在那個年代已是罕見的打破禁忌之舉,但直到女性運動風起雲湧的1970年代,她才得以將這方面的認識從政治上並結合實踐做了徹底的梳理。

顯然,對波伏瓦來說,對女性的愛情既令人心馳神往,又讓人膽戰心驚。因為早年對她雙性戀傾向的猜測,已然掀起軒然大波,導致她名聲受損,社會地位岌岌可危。她想必覺察到,只有借助一位男性的支撐,或是身邊有一位男性相伴,才能實作她對個人完整性的追求。

難道這才是她與薩特——「孿生的」男版自己——將契約進行到底的真實原因?芳華之年的波伏瓦之所以選擇才華橫溢、卓爾不群的薩特,是因為只有在他身邊,她才能拿到進入那個女性被拒之門外的世界的通行證?因此,她才竭力避免使兩人的伴侶關係陷入危險?常被言之鑿鑿談起的她和薩特的「相互滲透」,是她探索男性世界的一種方式?和薩特在一起以及透過他,她釋放了身為女性不能釋放的所有情感和欲望?那麽,對她來說,薩特是否也只是一種媒介,借助這個媒介,她作為女人也能「像男人一樣」思考和行動?故而,薩特實際上被當成了她的另一面——作為他者的波伏瓦被剝奪的另一面?

1908年1月9日出生於巴黎的波伏瓦,是20世紀第一代接受教育的女性精英,在那之前,接受教育是男性的特權。她擺脫了中產階層的束縛,闖入外面的世界。從那一刻起,她就想要主客體合一,既為客體,亦為主體;既是女人,亦是男人,完整的人。

1947年7月3日,她在給當時的情人艾爾葛倫的信中寫道:「生活中的一切我都想要。我想是女人,也想是男人,想有很多朋友,也想一人獨處,想工作和寫出很棒的書,也想旅行和享樂,想只為自己活著,又不想只為自己活著……你看,要得到我想要的一切,殊為不易。要是做不到,我會氣瘋。」

這裏我們又看到了波伏瓦的決絕。當然,她深知不同的性別印痕和性別現實的存在,在她自己身上亦是如此,但她選擇了存在主義的自由。她不願再讓自己分裂為頭腦和身體,不願再二選一,要麽被人尊重,要麽令人傾慕。她既想是富有魅力的知識分子,又想是動人心魄的窈窕女子。

今天,婦女解放運動的後浪們面臨著和當年波伏瓦一樣的使命:將認識與行動、理智與情感統一起來。波伏瓦作為女性主義先驅,是一個舉世無雙的偉大榜樣。她有時會失敗,但也贏得了若幹勝利。她只是做了自己人生的主人——決心要幸福。

愛麗絲·施瓦澤

2022年夏於科隆

本文為【波伏瓦訪談錄】新版序言,澎湃新聞經出版方授權刊載,有刪節,標題為後擬。

【波伏瓦訪談錄】,【法】西蒙娜·德·波伏瓦、【德】愛麗絲·施瓦澤/著 劉風/譯,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好讀文化,2024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