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 年，中國人的氫彈成功引爆，讓蘇聯人為之震驚。越南人的炮彈，將美國人麥肯的飛機擊落。敘利亞人的飛彈，曾在以色列人的頭頂呼嘯而過。然而，在這動蕩的 1967 年，切格瓦拉卻在玻利維亞，被一顆子彈無情地打穿了胸膛。
格瓦拉最後的時光充滿了失望，他原本堅信遊擊隊的事業能像在古巴那樣，得到當地農民的大力支持，從而形成燎原之勢。但現實卻是，願意投身遊擊隊的人少之又少，就連他自己也被一個叛徒出賣。
這位 20 世紀左翼革命的璀璨明星，就這樣倒在了農民手中。此後的數十年，有人指責這些農民愚昧，反對革命。但實際上，玻利維亞農民早已經歷了一場社會革命——1952 年玻利維亞革命。它是 1910 年墨西哥革命的回響，也是 1959 年古巴革命的先聲，尤為特殊的是，它得到了美國的認可。
在 20 世紀拉丁美洲的眾多革命中，如 1944 年瓜地馬拉革命和 1979 年尼加拉瓜革命，美國均展現出了極度的敵意，用盡卑劣手段進行打壓。唯有玻利維亞革命，竟獲得了美國的支持，而玻利維亞人也在美方的支援下殺害了切格瓦拉。 在 20 世紀拉丁美洲的五大革命裏，玻利維亞革命最為奇特，它的確是一場人民革命，卻又得到了美國的支持。
所以，格瓦拉對玻利維亞革命產生誤解，也就不足為奇了。但某些誤判，足以令他陷入絕境。 究竟是怎樣的一片土地吞噬了格瓦拉，又是怎樣的一個人殺死了他？在他離世後，革命者的鮮血是否白流，唯有玻利維亞能給出答案。
時間回溯至 1952 年 4 月，南半球的秋日寒風中，玻利維亞空軍的一架運輸機載著一位流亡者回歸故鄉。未來殺害格瓦拉的人，此時就在這架飛機上，機長貝瑞恩托斯少尉小心地推動操縱桿，確保飛機平穩降落，飛機上的客人便是玻利維亞人民的希望之星維克多·帕斯·埃斯登索羅。 埃斯登索羅凝視著窗外祖國那片千瘡百孔的土地。
自 19 世紀獨立以來，玻利維亞一直是拉丁美洲最為貧困的國家之一。在獨立後的 55 年裏，這個國家迎來了 20 位各異的總統，其中多數是手握兵權的考地羅，最誇張的一位總統上台多達 4 次，但累計執政不過 4 年。
與同時代的其他美洲國家相同，刺殺、政變與內戰是玻利維亞的家常便飯。1879 年，狂妄無能的將軍們因硝石關稅貿然與智利開戰，那場慘敗讓玻利維亞永遠失去了所有硝石產地，也使玻利維亞海軍成為了一支沒有海洋的海軍。 所幸國際市場的旺盛需求，拯救了這個盛產錫和白銀的國度。大礦主們的財富迅速膨脹，19 世紀 80 年代，玻利維亞迎來了寡頭時代。
寡頭們歡歌笑語之時，作為玻利維亞人口主體的原住民農民，卻幾乎未獲得任何權利。 20 世紀初，玻利維亞全國僅有 4%的人擁有選舉權，在地下辛勤勞作的礦工們只能依靠谷業來緩解無盡的困苦，大莊園裏不識字的印第安農民還在為莊園主無償勞作，其處境甚至比 500 年前的印延長代更為悲慘。
1932 年，經歷大蕭條後，搖搖欲墜的寡頭政府孤註一擲，向巴拉圭發動了查科戰爭，這是拉丁美洲歷史上最為血腥的戰爭。接受德國式訓練的玻利維亞軍隊，裝備優於接受法國式訓練的巴拉圭軍隊，人數也更多。 但被強制征召的印第安農民，並不願為寡頭們拼命，於是玻利維亞遭遇慘敗。
隨著查科戰爭的失敗，寡頭政府徹底喪失了合法性。與大蕭條後拉丁美洲的許多國家一樣，出身中產階層的少壯派軍官們透過政變掌控了政權。 20 世紀 30 年代，對歐亞大陸的左派而言是漫長的寒冬，卻是美洲左派的春天。加拿大的自由黨人、美國的小羅斯福、墨西哥的卡德納斯、巴西的瓦加斯，都在這一時期登上政治舞台，開啟了雄心勃勃的社會改革。
玻利維亞的軍官們也搭上了這班改革的列車，他們建立了一個軍事社會主義革命政府，推出了礦產和石油國有化的方針，以及一系列保障勞工和女性權益的法案。然而好景不長，在礦業巨頭和美國資本的猛烈反擊下，許多新政策難以真正落實。
1939 年 8 月的一個清晨，最後一位改革派軍人總統舉槍自盡，保守派軍人隨後上台，眾人期待的春暖花開未能到來，迎接所有人的是凜冽的倒春寒。保守派軍政府廢除了大量改革舉措，但革命的火種已在玻利維亞人民心中種下。
正如西班牙內戰後，哲學家瑪莉亞·桑布拉諾所說，革命的意義不僅在於其已實作的成果，還在於其所懷揣的期望。1942 年，在拉丁美洲加入二戰的那一年，一個名為民族主義革命運動的政黨成立，其領導人正是埃斯登索羅。 這個黨與秘魯的阿普拉黨類似，都試圖在南美洲重現 1910 年墨西哥革命，終結寡頭統治，建立左翼民族主義政府。
1952 年，當他們的秘魯同誌還一籌莫展時，玻利維亞的革命黨率先取得突破。 流亡歸來的埃斯登索羅走下飛機，開始行使他作為民選總統的合法權力。一年前的 1951 年，他率領民族主義革命運動在玻利維亞大選中獲勝，反動的寡頭和軍人們卻宣稱選舉無效，埃斯登索羅被迫流亡。 然而，命運在 1952 年發生了轉折。
1952 年，美國以聯合國軍之名，號召拉美國家派兵參與韓戰。最終，除了美國在南美洲的頭號忠實盟友哥倫比亞，沒有其他國家真正派出軍隊。 玻利維亞的寡頭政府急於向美國表忠心，準備派遣 3 萬軍隊奔赴北韓戰場，這一愚蠢的決定激怒了民眾，迅速引發了玻利維亞革命。
1952 年 4 月 17 日，革命首先在礦工中爆發，民族主義革命運動和玻利維亞共產黨的左翼力量迅速響應。 自獨立以來，玻利維亞軍隊在對外戰爭中從未獲勝，而對內鎮壓人民卻從未失手，直至 1952 年的這次革命，他們終於輸掉了一場本就該輸的戰爭。上台後的埃斯登佐羅政府將美國資本控制的三大錫礦和石油公司收歸國有，工人獲得了退休金、工會以及對工廠和礦山的監督權。
農村開始了土地改革，印第安人農民和女性獲得了選舉權，教育不再是精英階層的專屬。玻利維亞歷史上首次擺脫了寡頭統治，革命政府贏得了民眾的廣泛支持。 但在拉丁美洲，僅考慮民眾的態度是遠遠不夠的，最大的威脅來自北方，玻利維亞人無法回避美國的態度。
出乎意料的是，美國對玻利維亞革命露出了笑容，盡管有些勉強。 華盛頓認為，玻利維亞革命雖是左翼革命，但主導者並非共產黨，相比之下，共產主義才是美國真正的死敵。既然如此，不妨嘗試拉攏民族主義者，以防共產主義崛起。 於是美國承認了埃斯登索羅政府，革命政權大喜過望，為表感謝，重新開放了外國公司在玻利維亞勘探和開采石油的授權。
美國人的讓步使玻利維亞避免了經濟封鎖和政治顛覆，對革命政府而言是個良好的開端，但艱巨的任務才剛剛開始。 1956 年，埃斯登索羅的同誌和好友西萊斯蘇亞索當選總統，政權的平穩交接讓埃斯登索羅頗為滿意。他自豪地宣稱，玻利維亞革命已和他所敬仰的墨西哥革命一樣，實作了制度化。
要知道，墨西哥是 1930 年後唯一一個依靠革命政體避免了內戰和軍事政變的拉美國家。 事實證明，埃斯登索羅高興得太早。盡管未遭受封鎖，但作為貧窮的農業國，玻利維亞無法依靠自給自足來籌集改革所需的資金。革命政府起初采用通貨膨脹政策來推動改革，但這並非長久之計。 若繼續增發貨幣，將引發中產階級的不滿，玻利維亞脆弱的經濟也將難以承受。資金從何而來，這是一個巨大的難題。
擺在革命政府面前的有兩個方案，一是緩慢發展產業，二是接受美國的經濟援助。 前者進展緩慢、困難重重且復雜，後者則簡單直接，效果立竿見影，只要再做出一些讓步，美國人就會為我們修建學校和公路，何樂而不為呢。就在玻利維亞政府糾結是否向美國要錢時，美國人竟然主動送錢上門。
1959 年，古巴革命引發了拉丁美洲新一輪左翼浪潮，美國策劃的豬灣入侵以失敗告終，接著又在與蘇聯的較量中處於下風。美國被迫開始重視拉丁美洲的改革。在古巴革命前一年的 1958 年，委內瑞拉軍政府垮台，民主行政黨領袖貝坦柯特透過選舉上台，開啟了左翼民族主義改革。
歷史學家小亞瑟·施萊辛格向美國政府建議，拉丁美洲未來的道路只有兩條，要麽是卡斯楚道路，要麽是貝坦柯特道路。也就是說，美國政府應該支持拉美的左翼民族主義改革，否則將面臨共產主義革命的浪潮。
1961 年，美國總統甘迺迪發起「爭取進步同盟」，宣布準備拿出真金白銀支持拉美國家的社會改革。美國政府認為，這是抵禦共產主義革命的唯一方法。除了委內瑞拉，另一個獲得美元支持的左翼民族主義政權便是玻利維亞。 正巧如我們之前所說，玻利維亞也迫切需要資金來推進改革。
在 60 年代初，大量美元開始湧入玻利維亞政府的帳戶。但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這筆美元大禮背後有兩個代價。一是拿人錢財替人消災，玻利維亞革命政權必須配合美國防範和抵制共產主義，並且在經濟政策上對美國資本做出更多讓步。 其二也是更為致命的後果，革命政權越依賴美國，就越忽視其本應依靠的經濟基礎——玻利維亞人民，最終導致政權犯下了所有政黨可能犯的最大錯誤，脫離了自己的執政基礎。
對於這些危險，老革命家埃斯登索羅並非毫無察覺，況且黨內已有許多同誌與他分道揚鑣。但形勢已然騎虎難下，無法挽回。 1964 年，在美國的支持下，玻利維亞軍人、副總統貝瑞恩托斯發動政變，總統埃斯登佐羅悲哀地發現，已經沒有工人農民站出來捍衛他的政權。這位貝瑞恩托斯將軍，正是當初載他結束流亡、返回祖國的機長。
如今，曾經為他效勞的人，又親手將他送上了流亡之路。 當上總統的貝瑞恩托斯得到了美國的支持，他更加親美且保守，但依然是個革命派軍人，他宣稱繼承玻利維亞革命和治理。後來有叛逃至古巴的中情局特工爆料，說玻利維亞政府充斥著美國情報部門的眼線，貝瑞恩托斯為此大發雷霆，與美國人大吵了一架。
貝瑞恩托斯有原住民血統，他推崇天主教，關愛農民，憎惡工人運動，極度反共，善於演講，還會說克丘亞語，在農民中頗受歡迎。正是這樣一個復雜的人物以及他背後那場扭曲的革命，讓切格瓦拉產生了錯誤判斷。而貝瑞恩托斯，正是那個殺害切格瓦拉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