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神的信仰具有十分古老的淵源，其出現幾乎就是伴隨著農業定居而共同產生的。
社神起源
社本身是一種土地、農業與保護豐產之神，在社中以社石、社樹等宗教性的元素為象征，在古老時代是肅穆而令人恐懼之所。
【論語·八佾】中就記載，魯哀公向孔子的學生宰我詢問，關於「社」祭祀的文化淵源。宰我回答：「夏後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即夏代的社中種植著松樹作為神木，商代種植柏樹，周代種植栗子樹，使人產生敬畏和戰栗。
從先秦文獻來看，「社」是值得敬畏的。社有不同的等級，一個小國家有自己代表全國農業豐產的「社稷」，各個地方也有代表本地土地和農業之社。【尚書·甘誓】中，夏啟對戰士說，「弗用命，戮於社」，不好好作戰就將在「社」中被依法處死，這個社就是夏國的社稷。【左傳·僖公十九年】記載「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雎之社」，次雎之社是雎水旁東夷各部族崇拜的一個地方性的社，宋襄公透過殺鄫子祭社，來籠絡和團結東夷各部族。【左傳·昭公十年】記載，魯國季平子討伐莒國，「獻俘，始用人於亳社」，用殺死俘獲的莒人祭祀魯國殷遺民獨有的「亳社」。
此外，【左傳·定公六年】：「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是魯國內部的大社又分為周人的周社，以及殷遺民的亳社。根據徐州銅山縣丘灣遺址發現的「社」祭祀遺存來看，其社為四塊緊靠的大石頭，周圍環繞掩埋有人骨、狗骨，是祭祀「社」的遺存（【江蘇銅山丘灣古遺址的發掘】，【考古】1973年2期）。「社」是一個令人恐懼之所，也是誅殺有罪之人的刑場，是盟誓國人的場所，符合宰我所說「使民戰栗」。
在秦系文字中，「社」字從示從土，代表對土地之神的祭祀。而「社」中除了石塊所象征的土地，還有各種神樹，如松、柏、栗之類。在戰國文字中，如中山王壺、葛陵楚簡等文字材料中，「社」字除了示、土之外還有「木」，就代表了社中神樹。考古學家陳星燦提到，現代河南中部的長葛（又名「長社」）還殘存著兩千多年前古代的社樹，「當地百姓有關社柏的神奇傳說，反映了他們對它的尊敬和恐懼」（陳星燦：【考古隨筆】，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66—67頁）。
社的信仰儒家化
土地神最初的神秘、可怖，在經歷了儒家文化對其改造之後，祛除了其中遠古巫術宗教中血腥可怖的一面，而保留了其保護農業豐產的這一面。儒書【禮記·郊特牲】中說「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將社的信仰上升到尊天敬地之道的人文維度。
到漢代的【白虎通義·社稷】中說：「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廣博，不可遍敬也；五谷眾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解釋了建立社稷神祭祀，是為了祈求五谷豐登與求福。
當然，在漢代民間社神與土地信仰還保留相當的原始巫術色彩，【論衡·解除】中就說土地神也掌管造房子，因此造新房挖土「功成作畢，解謝土神，名曰解土。為土偶人，以像鬼形，令巫祝延以解土神」。在民間社會，這種土地神的原始色彩一直延續下來，有別於朝廷敕封的官方祭祀形態。
據民國時期1936年1月四川【新蜀報】的記載，在朝天、嘉陵兩個水碼頭之間，有一個民間自發的「雞毛土地」，當地人群相信只要到這個「社」去殺一只公雞，扯下幾片雞毛貼在該社的壁上，燒一點香蠟之類，那麽無論是求財求子消災去病之類，便都能有求必應。這種充滿了原始巫術色彩的土地信仰，其實一直是民間對土地、社神信仰的形態。
土地神與死去的著名早期上古酋長
土地神的產生，其實與人間為社會作出過貢獻的有功者有關。掌管農業豐產的著名土地之神，往往由死去的著名早期上古酋長來擔任。
【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記載：「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後土，後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據此記載，上古共工部落酋長句龍，死後就成為了掌管土地和農業的社神。烈山氏部落酋長柱，也是土地神，夏代以來得到祭祀。
此外，早期周人部落的酋長稷，也是土地農業之神，從商代以來得到祭祀。【國語·魯語上】也有類似的表述：「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谷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後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分別提到了烈山部族、周部族、共工部族的酋長，或在農業上作出貢獻，或能治理洪水，對於人們作出了貢獻，因此死後為土地農神。
【禮記·月令】中提到「神農之事」，鄭玄註是「土神稱曰神農者,以其主於稼穡」，則神農部族首領也成為了掌管農業的土地神。有功德於民者，往往死後成為保佑農業的土地神，在古代社會就是關系到風調雨順以及農業豐收最為關鍵的角色，是保護經濟、社會與人群共同體的重要神祇。這一演化過程中再往後發展，有功於民者進一步演變為保護一個區域內人們與土地平安的城隍神。
從土地神到城隍
如果說社和土地神信仰，與農業起源和早期文明時期那些比較原始的農耕巫術思維、文化之間有更深聯系的話，那麽在這一基礎上演化出的城隍信仰，則帶有了更多「近世」的商業文化色彩。
城隍信仰出現在南北朝時期，趙翼在【陔余叢考】卷三五「城隍神」條中就說到：「城隍之祀，蓋始於六朝也，至唐則漸遍」。
明代以來的城隍信仰往往也伴隨著商業性的廟會活動，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一些地方圍繞著城隍信仰而展開的廟會，在每個月初一、十五都會舉行，頻繁的活動也就意味著繁榮的商業氛圍。隨著明代以來江南地區商品經濟的繁榮，一些城的周邊形成了商業性的集鎮，於是城隍就呈現為某城「別廟」的形式，成為城市周邊各城鎮掌管土地與繁榮的神祇。
據【松江府誌】卷十七、十八記載，華亭縣、婁縣下就有四個有城隍祭祀的集鎮；青浦縣周邊分布六個有城隍的集鎮；南匯縣、金山縣周邊分別為五個集鎮。這些大量集鎮所對應土地，也都有作出過貢獻的歷史人物擔任類似社神、土地之類保護者的角色。
江蘇吳縣的城隍神是唐太宗十四子李明，其周邊集鎮也供奉李明為城隍。又如張堰鎮的一位城隍神叫李之安，在南宋擔任過嘉興官員，在宋代滅亡時盡忠而死，顯現了城隍這種地方保護神與有功於民者的淵源。當然，一些集鎮可以在民間社會自發秩序下，同時供奉幾處不同城隍，這其實顯現出民間經濟和秩序的靈活性。
可以說，從早期原始的社神土地信仰，到近世的地方城隍信仰，其脈絡都是地方人群以及共同體與土地神祇之間的一種信仰聯系。但其中的演變也頗為明顯，從早期巫術色彩濃郁且有肅殺之風的社神信仰，演化到崇尚有功之人為土地神，祈求五谷豐登的儒家文化土地神官祀信仰，再演化到近世那些伴隨著商業繁榮形成集鎮背景下的眾多城隍，其含義與精神色彩變化甚多。但也有一以貫之的元素，那就是社神和土地也好，城隍也好，他們都是凝聚和保護一個區域內人群與共同體的神祇與象征。而在歷史上為人們作出貢獻的人物，死後也往往受到尊敬，最終成為農神或城隍，繼續守護著一個個地方、社群，保護農業或商業經濟的繁榮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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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競恒
責編 陳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