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吴军(原37师政治部文工团排长、小号演奏员)
1979年2月对越自卫还击战前夕，13军37师政治部文工团完成云南河口沿线各集结部队的战前宣传鼓动演出后，按战时需要一分为五，进入不同战位。我刚被任命为排长三天，便奉命带队与文工团的刘元竹、智军、刘纲、孔健等4人，从槟榔寨出发，急赴37师洞坪烈士转运站报到。
作者吴军(原37师政治部文工团排长、小号演奏员）
一
洞坪烈士转运站位于中越边境河口洞坪崎岖边境公路的一个大拐弯处，在茂密橡胶林边，有块木板写着「35227部队转运站」。这里由师组织科长邱光前带领冯干事和我们文工团5人，以及师汽车连配属的3台解放牌卡车组成，驻扎在林场的破旧仓库里，在附近的师工兵连搭伙。我们的任务是接收37师所属（含配属）部队的所有烈士，核实登记，造册收殓，收集遗物；尽快装车，武装护送，确保准确、及时、安全地送抵屏边县烈士安葬点（现屏边烈士陵园）。
文工团在洞坪烈士转运站的5位同志
2月17日凌晨，战斗打响，万炮齐发，震耳欲聋，战火映红黑夜。我们站在红河边的山坡上，遥望对岸枪炮声最密集的230高地。111团2营4连担任攻打230高地的主攻任务，10时许，该团送来了第一批3名烈士。看到满身血污、身裹泥浆的烈士遗体，我们心中充满敬佩与愤慨，对亡者的畏惧感瞬间消散。我和班长刘元竹毫不犹豫地抬起一名头部血肉模糊的烈士，其他人也赶紧抬起另一具胸部缠满绷带的遗体。我们小心地将遗体抬到转运车辆旁，核实登记烈士姓名、所属部队番号、阵亡时间和地点，填写信息卡片，插入蓝色烈士袋外的透明胶袋内。然后用匕首割断烈士身佩的子弹袋、手榴弹袋，抽出腰带，解除身上披挂的所有累赘，将遗体装入烈士袋后，用白布条从烈士袋外扎上脚踝、腰部、颈部等位置，装车待运。
下午2点左右，111团又送来一批烈士。刘建荣连长浑身是伤，满头绷带浸透鲜血。他是攻占230高地的主攻连4连长，攻坚战异常激烈，越军居高临下用高射机枪封锁上山通道，部队进攻多次受阻，伤亡极大。激战中，刘连长冲锋在前，异常勇猛。在快要攻占230高地主峰时，刘连长腿部、胸部多处重伤，头部又被击中，血流如注。他咬紧牙关，以超凡毅力爬上山顶，流尽最后一滴鲜血！金启元也在这批烈士中，他曾是111团军体队障碍班运动员，战前已任4连3排长。战斗中，他率重机枪组和火箭筒组在刘建荣连长右侧向230高地发起猛攻，一鼓作气，消灭多个敌人火力点，刚冲上山顶第一道堑壕，不幸中弹牺牲。4连指战员拼死一搏，浴血苦战，终于首战告捷，于清晨8时零5分攻占230高地，出色完成渡河作战、扩大巩固登陆场的艰巨任务。
第一批共收到16名烈士，由我首车护送运往屏边。汽车前保险杠涂有白底红十字标志，沿途三个哨卡据此放行。洞坪到屏边路途近100公里，需翻山越岭，还须沿红河边约18公里的暴露地段行驶。开战前几天，河对岸尚属越军控制区域，常有越军冷枪袭击我方车辆。果然，我们在途经第一个边境检查站后不久，突遭对岸越军冷枪袭击，驾驶员猛轰油门，一路狂奔，直到第二个检查站才敢停车查看，万幸未击中车辆和烈士遗体，我们平安抵达屏边。
37师烈士安葬点位于屏边县城郊水冲子，由师政治部蔺副主任主持工作，共有干部战士13名。组织科郑定国干事负责墓穴规划，协调墓地60名民工的劳务；文化科王远林干事负责给每一名烈士照遗像，建档造册，与对应的墓穴定点编号；还要组织文工团5名女兵和2名男兵清理烈士遗物，发放新被装等工作。墓地外围警戒约一个班的兵力。副班长张慧君带领女兵张敏霞、杨爱琳、卢红、王凤和男兵付强、郑仕林负责烈士新军装、军被的准备和遗物收集、整理造册等工作。她们事先为烈士准备好整套崭新的65式冬装，分别把长短衬裤、绒裤、衬衣、绒衣套在一起，订好领章帽徽，配上新军被，便于民工在收殓遗体时，方便快捷地为烈士更衣。仅套新军装、钉领章、帽徽这一项工作，7名战士每天都工作到深夜。
女兵们整理遗物十分细心，强忍浓烈异味，从烈士血衣口袋中掏出凝结成块的遗物，仔细剥离辨认。很多是浸透鲜血的入党申请书、请战书、决心书，也有遗书、家书和照片、香烟等。她们一丝不苟地逐一登记，用牛皮信封装好，做好标记以便移交。
屏边县政府早已进入战时状态，积极组织各方力量做了大量物资准备工作。战前，县政府派员从西双版纳运来上等木料，动员全县能工巧匠不分昼夜加紧制作棺木，配备各类工具，组成精干的支前民工队伍，与部队一起坚决完成妥善安葬烈士的艰巨任务，积极参与和有力配合37师烈士安葬点的各项工作。
民工们在沟口支起两口直径约一米多的大铁锅，烧上热水，在锅边搭起一排长长的竹棚，以便停放烈士，为烈士整容换装。他们含着热泪轻轻剪开烈士的血衣，仔细擦洗每具遗体上的血迹和污垢，然后换上全套的新军装。王远林干事认真为每名烈士照完遗像后，民工们再用担架把烈士抬上坡顶，至上而下地逐一定点安葬。
民工们在每个墓穴坑位里，先放下棺木，在棺内半铺上新军被，放入烈士遗体后，再轻轻掩盖上另一半军被，然后盖棺、掩土、插上简易的标识木牌。
至今，我仍记得2月17日那个腥风血雨的深夜，沟口一片漆黑，血腥味浓烈，借着昏暗的手电灯光，民工们冒着濛濛细雨，在泥泞不堪的小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把烈士们抬上山，小心翼翼地整理好烈士遗容，给他们换上新军装，垫上新军被，轻轻地放进棺木。我默默地站在金启元烈士的墓穴前，轻轻地撒下了第一把土。能在战时为战友最后做点事，心中似乎释然了一些。
二
2月17日午后，各部队迟迟未送来烈士，这让我们感到疑惑。经分析，可能是各团承担此任务的组织股不清楚师部洞坪烈士转运站的位置，也可能是战事紧张，无暇顾后。正在此时，传来消息，在红河边的一间小房子内停放有大批烈士。邱科长立即派班长刘元竹带领车辆沿瓦窑渡场一线全面搜索。
终于，刘班长一行在红河边找到了那间用于抽水的小房子，两只野狗在附近觊觎。推开木门，一股浓烈刺鼻的血腥味扑面而来，满地血水淌到了门边，室内一片狼藉。地上、墙壁上血迹斑斑，有的已凝结成块。绷带、急救包、绑腿带、军装、枪械等散落一地，满屋的烈士遗体横七竖八，有的在担架上，有的用军用吊床包裹，有的倚靠墙角，有的侧卧地上，更多的是相互重叠堆压和依偎在一起，血肉模糊，残肢断腿，躯干残缺不全。他们有的眉头紧锁，仿佛忍受着伤痛折磨；有的面容安详，好像正在熟睡；有的怒目圆睁，似仍在冲锋搏杀。一名烈士半倚墙角，眉头紧锁，胸口浸透鲜血，右手臂和半个手掌几乎被打成肉渣，还紧紧抱着被打断的冲锋枪，食指死死扣着扳机，估计是被越军高射机枪横扫阵亡。如此悲壮的场面和强烈的视觉冲击，让人热泪盈眶，喉头哽咽，终身难忘。
战友们噙着眼泪，轮番冲进小屋抢运烈士。刘元竹和孔健刚抬起一具遗体，就有一团白花花的脑浆流在脚面上。智军和刘纲抬起一具遗体时，烈士已包扎的小腿竟然反折起来。他们不得不放慢节奏，轻抬轻放每一具遗体。房内空气浑浊，腥味腐味熏人，令人窒息。他们强忍住胃部强烈的生理反应，每一次都在室外深吸一口气，再冲进去抬起烈士。一趟又一趟，终于把28名烈士（全是各团分批次强渡红河时牺牲，因部队迅猛推进，来不及后送）全部抢运到洞坪烈士转运站。
忙完烈士的信息登记和装殓入袋后，已近傍晚。邱科长命令班长刘元竹负责随车后送屏边，并再三强调：要果断、迅速通过暴露地段，必要时用身体掩护司机。若驾驶员不幸被击中，车辆失控，宁可撞山，也绝不能连人带车跌入红河。绝不能丢失一名烈士，要给组织、给烈士家属一个交待，这是军人的职责。刘元竹班长受领任务后，连夜驱车前往屏边，途中数次遭到对岸越军的零星枪袭，所幸平安无事，于次日凌晨运抵屏边。
或许是烈士忠魂佑我平安，我们每次转运烈士都有惊无险。随后几天，各团组织股熟悉了师转运站的位置和工作程序，烈士遗体开始成批送来。
记得一天深夜，110团送来一车烈士，大部分烈士的身份信息残缺，需上车逐个翻看遗体补充登记。我翻身上车，车上有21具遗体，装袋后横放，重叠两层，挤得满满当当。我双手吊着汽车蓬杆，晃着身体找下脚的缝隙，小心翼翼地把脚伸入，站稳后开始工作。我逐个翻找袋外卡片，与车下的智军、孔健核对，他们完善登记表，填写新卡片后递给我，我重新插回烈士袋。车上大半烈士未建立信息卡片，我逐一解开烈士袋，查看遗体，翻找军帽、领章、腰带、胶鞋上的信息。
从车头查到车中部，再到车尾。车顶蓬布严实，空气不流通。开战几天，这车烈士牺牲至少有两三天，加上亚热带丛林气候闷热潮湿，血腥味、尸腐味等异味混杂，熏得人头晕脑胀。实在忍不住，我就抓住汽车棚杆荡到车尾吸几口新鲜空气，再继续工作。近半个小时，终于完成这车烈士的信息补充。我满身大汗跳下汽车，长吁一口气，发现裤腿粘乎乎的，电筒一照，已是腥红一片，都是烈士的鲜血……
110团转运烈士的同志告诉我，5连2排长梁峰在攻打332高地时与敌短兵相接，同时被越军手榴弹和迫击炮弹片击中，多处重伤，可能已牺牲。我脑袋嗡的一声，懵了。我和梁峰是高中同学，入伍前一起在雅安地区田径队训练，入伍后一起参加比赛和文艺汇演，难道就这样……
连续几天没收到梁峰的遗体，我满腹疑惑，在新收的烈士遗体中仔细甄别，去野战医院接收烈士时也多方打听。直到战争结束，文工团在蒙自新安所集结时，才听指导员郑雄讲，他们医院曾在凌晨收治过梁峰，伤票上误登记为「梁风」。当时他头部严重肿胀变形，浑身是血，气若游丝，清创后连夜转送河口的野战医院就失联了。
团卫生队报告梁峰伤重不行了，部队班师回国后仍找不到他，遂列入阵亡名单。
几天后，梁峰苏醒，能表达意识，医院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和部队番号，部队也才知道他还活着。半年后梁峰康复归队。鉴于他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从排长直接提升为指导员，并荣立二等功，成了军中少见的「活烈士」。
三
开战十来天，我们几个人昼夜不停地接收烈士、殓装遗体、随车护送，每天还深入越境纵深搜寻烈士，负重抬遗体、上下车。披着晨雾，顶着骄阳，没日没夜，连续运转，疲惫不堪，双肩红肿，体力透支。仅在吃饭间隙和护送途中有喘息机会。为防越军特工偷袭，夜间还要轮流站岗，人少事多，隔天换岗已成常态。整个作战期间，我们没睡过一次囫囵觉，成天泡在血腥味、尸腐味中，面对支离破碎的人体残骸和年轻稚气的烈士脸庞，我们不再流泪，但心在哭泣、颤抖、流血，胸中怒火越烧越烈！
我们每天就这样每天睁眼就「淌在血污里，熏染在尸腐中，埋头在烈士堆」，转运站准备的福尔马林和酒精已无法有效降解异味。我们不仅心理压抑日益加重，生理上也对肉和油产生强烈的排斥反应，吃饭时厌恶荤腥，即使饥肠辘辘，也会因恶心欲呕而没有食欲，只能偶尔啃几口剩余不多的压缩饼干。
尽管每天体力透支，吃不下东西食物补充不足，我们疲惫不堪，但与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相比，这又算什么？只要有任务，我们仍会义无反顾地冲上去，竭尽全力履行军人的职责。
转运烈士的过程中，既有传奇，也有惊险。记得有一天上午，109团送来10多名烈士，大家忙碌起来。刘纲和智军刚把一具遗体翻过身，邱科长突然大喊：「不要动！」大家定睛一看，倒吸一口冷气。这名烈士后腰上背的一排4颗手榴弹，木柄全被机枪打断，有的拉火环已漏出，有的拉火环被打掉，仅残留几根似断非断的拉火线，悬吊吊地裸露在外。如果不小心引爆手榴弹，后果不堪设想！孔健心细，上前小心翼翼地摘下弹袋，我和邱科长在后山的一个猫儿洞里销毁了废弹。
一天中午，我们收到配属我师的昆明军区坦克团的4名烈士，遗体被烟火熏得漆黑，严重烧焦变形，面容炭化，上身仅残留白背心残片，全身找不到身份信息。运送的同志说，这些烈士是从被烧毁的坦克车里拖出来的，可能因为车内空间狭小闷热，战士们脱掉军装光着膀子驾车战斗，不幸被击毁。我们敬佩地收殓烈士，登记了所属坦克车辆编号。屏边的王远林干事为这几名不知道姓名的烈士照了正、侧面遗像，留档待战后甄别。
大概在2月24日13时许，111团送来几名烈士，夏建军、秦立敏的名字映入眼帘……
夏建军任九连连长时，我与他有过交往，师文工团战士智军的编制挂在九连，我曾多次去重庆市沙坪坝杨公桥九连部找他。他战前升任三营副营长，在带领九连攻打280高地时，需通过一片菠萝地。他率先匍匐前进，抵近侦察，即将通过菠萝地时，不幸被越军发现，一梭子高射机枪弹打来，他翻身倒地，子弹打碎右臂、进入右侧胸，从左胸腔穿出，胸部一个大洞，鲜血喷涌而出当场牺牲。
在装烈士袋时，夏副营长的眼睛瞪得又圆又大，战士张福兴轻轻抚摸他的双眼，他才慢慢闭上。夏建军的遗体送到烈士转运站，智军认出是当年接收他入伍的夏连长，看着血淋淋的遗体，忍不住热泪盈眶。战后得知，他是37师在此战中牺牲的最高级别军官。
秦立敏就更熟悉了，他所在的111团1连是我的老连队。他是河南省邓县人，1974年入伍，任一班副。我们多次一起参加团、师、军的培训和比赛，他还获得过成都军区班用机枪对抗赛第二名。他扛着机枪在临峰山上跑5公里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
战后得知，他回乡结婚才几天，婚假未完就接到部队归队电报。他含泪告别父老乡亲，抚慰好新娘，毅然归建。在1连攻打211高地时，他英勇顽强，和战友们向高地猛攻，端起机枪狂扫，刚攻占山头，就被对面280高地的越军用高射机枪和小炮压制在山顶，胸部被82迫击炮弹片击中，因伤重不幸牺牲。
我们正忙碌收殓烈士时，突然传来炮弹袭来的凄厉气流声，紧接着，周边约100米左右先后落下越军的5、6发炮弹。「隐蔽，赶快隐蔽！」我们用汽车蓬布盖住烈士，一路小跑，时而低姿，时而卧倒，钻进猫耳洞。好在炮袭规模不大，很快结束。此类炮袭我在洞坪遇到两次。
2月27日，情况有变，15时许仅收到3名烈士。我和刘元竹、智军、孔健驱车前往10多公里外的野战医院。院方正为烈士善后犯愁，一是不知往哪送，二是无力运送。军医带我们到医院一角，那里有两顶帐篷，里面躺着30多具烈士遗体。一名副连长的遗骸面容安详，军帽、风纪扣整齐（估计是军医整理的），但胸部以下全没了，只剩空空的胸腔、三片肋骨和一截小腿。军医指着另一个塑料袋说：「这也是一名烈士，149师的排长，只剩半个头颅。」刘元竹说：「149师和我们师在一个安葬点，我们转交。」军医告诉我们：「前线战士和支前民工救人心切，重伤员在路上牺牲仍送来医院，加上战地救护跟不上，一些战士因流血过多而牺牲。」
医院的收殓工作十分专业，烈士们都换上了新军装，洗尽了遗体上的污垢，耳，鼻孔都塞上了酒精棉球。
从医院回到洞坪转运站，已是晚上22时许，刘纲午后已护送留守的车辆去了屏边。深夜单车，切不可长途超载，只好卸下14名烈士，暂停入室内。智军更辛苦，当晚就随车将20余名烈士运往屏边。
晚上，我们几个人和14名烈士挤一起，都躺在农场的这间大库房里。夜深了，大家内心却没一丁点恐惧，连续累了好几个通宵，都睡得很沉。
记得有一次，我随车护送烈士去屏边，恰遇屏边逢赶场，小小的县城街道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堵得水泄不通。我们不得不停下车，我徒步在前面开路，刚刚疏通，回头一看，一股腥红色的鲜血正顺着车箱的木板缝隙滴滴答答地掉在地上，一条深红色的血路正在蔓延开来……我急忙命令驾驶员快开车，在一群围观老百姓一双双惊悚、疑惑的目光中，我们匆忙离开闹市。
四
三月初，部队已向越南纵深挺进，前线捷报连连，各团送来的烈士也逐渐减少，此时正是主动出击搜寻的时机。我们3人一组，分乘两辆车，每日跨过红河，在曾经战斗激烈的各个战场仔细搜索，期望能找到因种种原因而被遗漏的我方人员遗体。果不其然，我们先后寻获了3名烈士。
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名烈士，是由刘元竹班长和智军、刘纲搜索发现的110团特务连战士董特柯。他们顺着浓烈的尸腐气味，在一灌木丛深处找到了他。烈士身高近1.8米，至少已牺牲了近20来天，遗体已高度腐败，膨胀变形。他的双眼眶满是蠕动的蛆虫，已然空洞，面部双唇全无，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用手一抬，体肤一片片往下垮落，无奈之下，只好割开烈士袋的一侧，以翻滚的方式艰难地将其装入袋中。
战后得知，他是1978年入伍的陕西籍战士，2月16日深夜随师侦察队先期渡河，执行潜入包抄任务，约凌晨2时许英勇牺牲。战斗打响后，民工在抬遗体回国的途中，因要急送重伤员，便暂时将遗体隐蔽在一个有植被的山包上。最终被我们搜寻发现并护送回国。
听闻董特柯的姐姐在战时给弟弟写信，连回信用的信封、邮票、信纸都为弟弟准备妥当，只求弟弟能报个平安，可惜未能如愿……
董特柯的牺牲，让我不禁想起与他曾同在一个连队的高中同班同学孔健，据说他战前已担任110团侦察参谋，在2月16日深夜率侦察队先期渡河作战。但愿他能平安无事。
3月5日，我方宣布撤军。部队开始陆续交替后撤。此时，送来的烈士似乎又多了起来。先是收到师炮团两名烈士，是往前线各炮位送饭的炊事兵，在送饭途中遭到炮袭不幸被炸身亡。这两名战士的军装被炸得千疮百孔，几近粉碎。有一名小战士看样子20出头，身体上嵌满了大大小小的弹片，有一块弹片竟有20多公分长，直接从后腰插入腹腔。这两名战士身上的肌肉组织被横飞的弹片削成好多个片状，耷拉下来，被风吹得干干的，血已流尽，但烈士的身体却还是软软的，看起来刚刚牺牲不久。
各部队后撤时，又陆续搜索到个别遗漏的烈士，共送来3具，因阵亡时间较长，腐败程度较高，有的已成碳水状，部分已接近白骨化。
这一阶段至少还有几名牺牲的战士是被匕首从后背刺杀的。据各团转运烈士的同志讲述，历经20多天的激烈战斗，部队后撤时已疲惫到极致，哨兵被越军特工队摸哨暗杀的情况时有发生。战斗已近尾声，出现这种事情，实在令人痛心疾首。
随着各参战部队陆续后撤回国，我们的战斗使命已然完成。37师洞坪烈士转运站在师组织科邱光前科长的领导下，以师文工团的5名同志和师汽车连3名驾驶员为骨干，独当一面地承担了洞坪烈士转运站的工作重任，做到了及时、安全、无差错地将全师267名烈士（含配属部队）顺利转运到屏边县安葬点，出色地完成了师党委交付的艰巨任务。
3月18日以后，转运站的同志开始分两批陆续后撤，邱科长和我是最后一批撤离洞坪，回到屏边的。
清晨，我再次来到37师屏边烈士安葬点（现屏边烈士陵园水冲子西园）。第二天就要启程撤往蒙自新安所了，就要离开这片渗透了烈士鲜血、洒满了我们汗水的山川土地。
我站在沟口，心中百感交集，感慨万千。我们的战友还如此年轻，精彩的人生才刚刚拉开序幕，却骤然停止。我们不惧战争，却更渴望和平。然而，当祖国的尊严受到挑衅，国家的安全受到威胁，人民的生活受到侵扰时，我们愿以满腔热血，维护祖国的尊严，捍卫国家的领土完整，守护人民的幸福安宁。
昨日的腥风血雨已悄然离去，昔日荒芜的小山岗，已化作漫坡的烈士墓穴，一排又一排，一列又一列，仿佛那些忠诚的士兵，凛然挺立在我们面前，用他们的身躯和热血，组成了新的战斗方阵，永远镇守在祖国南疆。
英烈们的战斗英姿依然历历在目。他们的英名和壮举，将永载我军的光辉史册，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本文根据【我在烈士转运站的那些日子】改编，未经原作者同意，侵删除！）
后 记
2019年4月9日，经四川大学图书馆的严格审核，决定将【我在烈士转运站的那些日子】一书作为历史资料，收为永久性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