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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人说：「那年，我答应了保长去给日本人干活，后来就被日本人送走了！」
1944年10月，北京的王世宗与家人告别，村里的保长告诉他，去长辛店干活每天都有大米白面吃，对乱世中平民来说，这是极大的诱惑！
到地方了，他也傻眼了，日本人直接把他们关了起来，保长则开心地领了钱回家去了，只留下王世宗一个人在日伪警察局的牢房里放声哭泣。
更让他想不到的还在后面，他与其他青壮年被日本人拿枪抵着头押到了船上，等下船了，王世宗发现这到处都挂着「膏药」旗，他脑子一阵眩晕，这是日本！
而与王世宗有相同经历的共有四万多人，其中有近七千人身死其中。然而等到战争结束，日本人却对这些板上钉钉的事实矢口否认，四万多中华儿女甚至没有等来一声道歉。
劳动力急剧减少
到后来，我们将这一群被日本人掳掠到日本本土强制劳动的人称为中国劳工。
但也不仅仅日本本土有，在中国东北、华北地区，许多工矿场地都有中国人的身影。
但他们不是自愿来为祖国开发能源的，挖来的煤铁都被日本人拉走了，而他们也都是被抓来的壮丁。
什么事情后面都会有一个原因，要说日本人为何抓中国人去日本做苦力，这首要原因就是小鬼子实在太贪了！
熟知历史的人都知道二战后期日本人把战线拉得很长，人口本来就不多的日本男人都上前线打仗了，后方企业自然就出现了劳动力短缺。
1942年11月，头号战犯东条英机的内阁通过来了【关于将华人劳工移入日本内地的决议】。
一场针对中国人的集体绑架活动就此拉开序幕，而 日军则轻蔑的将这称为「猎兔」行动，在他们眼中，中国人没有任何人权。
残忍的掳掠
1942年2月，塞北军分区雁北支队在平鲁县一带行动时与日伪军正面相遇，双方随即陷入激战。
战士们奋勇杀敌，打退了敌人好几次冲锋，但最终依旧寡不敌众，18岁的杨万贵与其他五名战友惨遭俘虏。
接下来三个月里杨万贵就在日军监狱里度过，到这一年5月，杨万贵和其他人被运到了北京西郊的战服所，这战服所里面有一千多个人，都是不愿意为日军卖命的人，等待他们的是前往日本的货船。
与此同时，在华北各乡镇，日军开始下村抓人，生离死别的哀嚎与恐惧在村庄上方笼罩。
1945年2月，一小队日本兵开着卡车闯入了山东潍县的北眉村。村民们来不及反应，都被堵在了村子里。
村民李福令一家四口被日本鬼子堵在了家里，日本人拿枪指着李福令，要带他走。
他是家里的顶梁柱，没了他妻子与一双儿女难以生活，李福令的妻子拉着7岁的儿子给日军下跪，求求日本兵别带李福令走，四岁的女儿就在一边哭。
「他们根本就不是人！」
日本兵听不懂妇人再说什么，直接拿枪托打晕了她，一双儿女见此情况放声大哭，李福令想救妻子但被日军死死压住。
见女孩痛哭不止，还想去拉爸爸回来，日本兵兽性大发，抱起年仅四岁的孩子就砸到了地上，李福令的女儿当场就没了命。
做父亲的他甚至没能再摸一下女儿的脸，就被日本人押到了卡车上，和他一起的还有同村三十多个年轻人。
村民们放声痛哭，不舍亲人离别，车上的人也哭，他们不知道这一去要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
被抓来的人会被送到专门的看管地，这些地方连监狱都不算，是牲畜都不愿意待的地方。
文章开头讲到的那位被保长骗来的王世宗也有着一样遭遇，他被日军敲晕，绑进了火车，与其他人一起被运到了海边的临时营房，那里都是木板搭的房子，一个房子被日本人塞了有一千多人。
这个时候是11月了，北方已然冬季，薄薄的木头根本防不住那寒风，但日本人就给每个人发了一张薄毯子，上面布满了霉菌，中国人睡觉的时候还必须全部脱光。
经常有人生病，营地里有医生，但那不是给中国人服务的，日本人会直接把生病的人隔离开来，然后让其自生自灭。
屋子外面有日伪军看着，里面的人不能说话，那看守的手里都是碗口粗的木棍，看谁不顺眼就是一顿毒打。他们也不怕打死人，对于他们来说，这都是消耗品。
为了节省空间，睡觉都是头插着脚的，连翻身都十分困难。一到晚上，通铺上都是细微的哭声。
也有人站出来反抗，王世宗所知道的是一个来自山海关的教员想要阻止一些人搞叛乱，趁机跑出去。
但最终这个计划还是被日本人知晓了，日军直接把那教员吊了起来，活活用木棍打死。
在营房里面的日子并不久，等到劳工们被绑上了船，他们都还不知道自己去的是哪里，而与后面的经历相比，在中转营房的日子也许已经好多了。
帝国主义下的奴隶主
等到人数够了，日本就会派船把这一批人运到日本各大沿海港口，而这些船大多都是运煤运矿石的货船。
1942年9月，天津塘沽港口，被日军俘虏的原雁北支队战士杨万贵与其他两百多人被关进了一个狭窄的货舱里，那里面就几个透气口，闷得让人喘不上气。
船启动之后，许多劳工都哭了，男人们的哭声甚至比发动机还要大，他们不知道自己要被带到哪去。
有得人来自内陆地区，这辈子连海都没见过，上来就是吐，但日本人不让劳工出去，渐渐地那船舱里布满了恶臭味。
有人因此倒下了，尸体被丢到了海里面，也有人因为上厕所而不小心掉到了海里。
掉下去的人拼命求救，日本兵根本不看他一眼，甚至会对他射击以取乐，这些人最终都葬身大海。
等到了日本，劳工们才发觉这里才是真正的地狱，日本的平民百姓与那些日本兵一样，根本没有把中国人当做人来看待，劳工们被分到企业干活，得不到任何公正对待。
杨万贵和其他二十多个中国人被分到了八幡钢铁厂，住所是一个不过二十平米的房子。
「那屋子里面没有床，就只能睡在地上。」
每天早上天没亮他们就得起来，早餐就是一个馒头或者是玉米面做成的大饼，然后就是走五六公里去干活。
这里的劳工一天要干十八个小时的重体力活，午饭和早饭是一样的，这些稀少的食物根本支撑不了他们一天的劳作。
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劳作下，体质较弱的人顶不住了，经常有人在上工的时候晕倒，但监工并不在乎。
那监工虽然不是日本军人，但残忍手段是一点不弱于士兵，晕倒的劳工会被监工直接打醒，而后就是各种折磨。
只要那监工认为你偷懒了，便会让你跪在大太阳底下暴晒，直到他觉得够了为止，有的人直接晒死。
更严重的是疾病，来这后不久就有人染上了痢疾，成天的拉肚子，但监工觉得是中国人装病，就是不给治，还要坚持上工。
杨万贵的战友，雁北支队特务连7班的班长还有通讯员都染上了痢疾，最终死在了异国他乡。
通讯员赵付才连续拉了五天肚子，一天拉肚子二三十次，疾病的痛苦加之对回家的渴望，让他每日煎熬，最终哭瞎了双眼，在黑暗之后绝望的死去。
短短十天，杨万贵所在的大队从190人下降到了150人左右，每天都有人死，大家都已经麻木了。
而这样的事情对于分散在日本各处的中国劳工而言是比比皆是，他们被分到的工作都是日本人不愿意做的，是最脏最累的，但日本人从不给他们好的待遇，甚至会加以虐待。
开头讲到的那位，被保长骗走的王世宗来到了北海道，工作是在煤矿挖矿。
这里的工作每天两班倒，每一次上工都是十五六个小时，而一日三餐都是一个手掌大小的窝窝头。那窝窝头又黑又硬，根本不是人吃的东西。
到了冬天北海道的温度可以到零下十多度，但日本人没有给他们任何衣物，每日都要上工的他们只得把树叶子往裤腿里面塞，但还是避免不了生疮。
劳工们没有药，只能让那个疮一直在那，每天在那煤矿里面挖煤，煤粉都会飘落进去，一用力便是钻心的疼。
与王世宗一起来的一个唐山人还染上了鼠疫，便被送进了隔离板房，没多久有两个穿着白大褂的日本人来了。
大家都以为那是给劳工治病的医生，但没一会儿那两个医生便提着一幅器官走了出来，那个得了鼠疫的人被直接解剖了。
死亡在劳工营里成了常事，在这里已经没了人伦，在火化尸体的时候，甚至有饿得不行的人跑上去抢人肉吃。
一旁的日本人大笑不止，甚至将这些事情说出去，说中国人极为「残忍」，而根本不把自己的行为当做是罪孽。
罪恶结束了吗？
依据日方的统计，从1943年到1945年，先后41762名中国人被日本人掳走，三万八千多人最终来到日本，而这其中有七千多人在日本因为日本人的非人虐待而客死他乡。
对于这些数据，日本人都是知道的，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都是否认的。
我知道，但我不承认，我被迫承认了，但我不道歉。这便是日本人对于中国劳工问题的态度，这也是日本对侵华战争的态度。
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劳工才开始要组织的对日本政府提起相关诉讼，但这一过程并不顺利。
日本人否认对中国人的奴役，就算是被判败诉了，也迟迟不履行其中的赔偿责任，就算是板上钉钉了，依旧不愿意对自己国民承认任何曾经的丑恶嘴脸。
中国劳工问题结束了吗？并没有，很大一部分劳工死里逃生，最终回到祖国，但日本人从未承认过这一罪孽，他们对中国人民的伤害还在持续，我们不能松懈，应该予以回击！
参考信息：
日本奴役中国劳工纪实：执着不忘屈辱 庄严追讨尊严_共产党员网
日本政府遭遇严格审判 每名中国劳工可获赔7.55万美元
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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