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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由副营职位转业,到县公安局当刑警时,难忘一次打拐的经历

2024-01-10军事

文/杨子兴

图/来自网络

注:为方便大家流畅阅读,文章包含部分虚构情节

1981年3月的一天,我和赵副教导员一起前往河北省保定市的某个县,解救一位被困的妇女。赵副教导员是1956年入伍的老兵,他在部队工作和生活二十二年后,在1978年转业回到家乡县城公安局工作(川西地区)。

在八十年代初,县公安局还没有设立政委这个职务,我们都叫教导员,同时,在当时,也没有「打拐」这个词语(这是后来的叫法)。记得当时,在得知这个任务是由我和赵副教导员一起前往完成后,我也很是激动。毕竟,自79年末从部队转业回来,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我还没有参与过一次,像这样的异地打拐。

而且,因为路途遥远,此行我跟赵副教导员,至少要离家大半个月。所以,在临出发前,我特意回到家,跟妻子说明了情况。但妻子(当时我的妻子在县邮电局工作),当时在听了我的话后,神情很是失落,还泪眼汪汪的看着我。而看着妻子委屈的样子,我心里也非常难受。毕竟,当时我们的儿子还不到半岁,而她,隔一天也会有一个夜班。

因为我是刑警,每个月至少有二十天,都在县里的各个公社奔波着处理案件,跟妻子无疑是聚少离多。因此,那繁重的报务工作和家庭负担,也全都压在了她一个人身上,让她有些喘不过气来。我当然知道妻子的不容易,也很心疼她,但没办法,当了警察,就意味着分别。况且,好不容易让我遇到了一件大案,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所以在跟妻子告完别后,我心一横,也顾不上她的泪水,拎着行李,就跟着赵副教导员出发了。

等我跟赵副教导员到成都火车站时,为了买两张火车票(硬座),我足足排了四个小时的队。在当时,我们警察出差,一般都是买硬座,原因有二,一是因为经费困难,比如说从成都到北京,火车票硬座是27元6角,飞机票就需要88元,实在是太贵了。要知道,我那时的工资,每个月才37.5元;二是因为,在当时我们出差,想要坐卧铺或者乘飞机,那可是要看人的。像我(普通警察),就算是再有钱,也买不到卧铺和飞机票,更何况,我也没钱。因此,我一个小警察,能坐上硬座,已经是很不错了。要知道,硬座还是要比站票舒服得多(我出差时买到站票的次数也很多)。

其实在平时,成都火车站也没有这么多人,恰好是因为那两天,成都正在开糖酒展销会,所以火车票才会这么紧张。虽然当时已经是绿皮火车(我1969年当兵时,坐的还是闷罐火车),但时速依然非常慢(六十公里每小时),再加上火车一路上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到最后,我跟赵副教导员竟一直坐了两天两夜。因为我年轻一点,脚还好,肿的还不算厉害,但赵副教导员年纪稍大,所以到最后,脚肿得连穿鞋都成了问题。

同时,因为人太多了,一个车厢里,连过道都站满了人。你要是想起来走动走动,活动一下身体,根本是不可能。虽然我跟赵副教导员的座位,距离厕所也比较近,但要是想去一趟厕所,来回花费的时间,至少也需要20分钟。因此,一路上,我跟赵副教导员为了尽量少去厕所,就很少喝水,也很少吃东西。

就这样,在火车轰鸣了整整两天两夜后,我俩终于到了保定火车站。在下了火车后,我跟赵副教导员就又一起一瘸一拐、马不停蹄的,去找到那个县的汽车。最后又经过八九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到达县城时,已经是早上六点钟了,天也蒙蒙亮了起来。

因为半天一夜都没吃饭了(上次吃饭还是昨天中午),我跟赵副教导员,也是饿的饥肠辘辘。于是我俩就先去一人吃了两个馒头,喝了一碗玉米面糊糊。在吃饱后,我俩又急急忙忙向县里的公安局奔去。等到了公安局接待室,当地的同事在看完我们的介绍信后,就去办公室给我们签了几个字和盖了几个章,然后就让我俩直接去当地的派出所。

等我跟赵副教导员又一路风尘仆仆的来到当地的派出所时,才发现他们所里全所加起来,也只有三位民警。他们所长是1947年参加工作的老资历,长的是又高又壮,说话时声音也很响亮,所以在无形中,也也给了人一种望而生畏的感觉。见了面,这位所长在等我们说明来意后,他也是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他们指导员,也是从部队转业回来的老兵,虽然资历也跟所长差不多(1951年参加工作的),但人却是是很和气。在听我们说明来意后,他立马给我俩倒了两杯开水。当时在看到这一幕后,我的心也是暖暖的。除了所长和指导员,他们所里还有位内勤。那位内勤小伙子的年纪,要比我还小上几岁。从我们进到所里,我从头到尾都没听到他说过一句话。

因为我们赵副教导员也是老资格,他根本没办法出面,所以为了打破僵局,当时的我,是左一个老前辈,右一个老首长地叫着。除此之外,我还一直找着话题聊天,到最后,直到我说到我是江西人,我的父亲也是1945年工作的老资历,而我,则是1969年的兵。

等我说到此,那位所长才终于抬起了头,他看了看我,然后说:「噢,我们还是老乡呢。」说完话,便径直的走出去了。当时看到这一幕,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没办法,已经来了,所以我跟赵副教导员,也只能就那样在所里坐着,到最后,我俩竟一直坐了一整天。那一天,直到现在,还让我很难忘。

等到了晚上,我跟赵副教导员好不容易找了个大车店住下,在当时,可没有什么星级宾馆和酒店,让你享受。因为是大车店,所以条件非常简陋,那火炕,简直让人无法入睡(十分拥挤)。当时在看到这种情况后,也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一句老话,真是「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但好在,我们还能有地方住。就这样,因为几天的奔波劳累,刚躺下不久,我跟赵副教导员在商量了明天的打算后,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我俩挨着)。

等第二天一大早,天还蒙蒙亮时,我跟赵副教导员就起了床。起床后,我们又赶在他们上班前,来到了派出所。为了让他们能转变态度,没办法,我只好上手把他们所里的办公室,里里外外的都打扫了一遍。除此之外,我还把他们桌子上的物品,也都全部摆放整齐。做完这一切后,我刚坐下,就看见有一位大姐要去挑水。

我随口问了问看门的大爷,没想到,那竟是所长的夫人。当时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心中真是一阵惊喜。因为我知道,机会终于来了。于是我连忙上前,在一把抢下了所长夫人手中的扁担和水桶后,就急忙向井台奔去。而后,我一连挑了七八担水,把所长家厨房的水缸,全的装得满满的。

见我如此勤快,所长夫人也亲切地和我拉起了家常。我见机会已到,就把我跟赵副教导员来后,受到所长冷落的事说了一遍。所长夫人是个爽快人,听了我的倾诉后,她立即去「批评」了所长,说他对南方来的同事态度不热情,说人家四川来的那个小杨,人多好,又是给你们打扫办公室,又是给咱家挑水的。你们都是在公安局工作,人家出门在外,多不容易,你们应该好好配合才是。

我本以为所长夫人的话,也没太大作用。但让我没想到的是,当天下午,所长就宰了只羊,还特意为我俩包了一顿羊肉饺子。晚上的饭桌上,我们南北两地的警察推杯换盏,在不知不觉间,感情也拉近了不少。再加上,我们都是当兵出身,从部队转业回来,所以聊天的话题也非常多。到最后,我们饭桌上的气氛,也变得非常融洽。

在吃饱喝足后,我们也说到了此行的目的,救人。当时听了我们的话后,那所长一改昨天的冷漠,很是爽快,只见他一拍桌子,然后就大声的说,「没问题,小兄弟,咱们等下到晚上十二点,就开始行动。」

当时听了那所长的话,我高兴的差点跳了起来,然后就开始积极的为晚上的行动做准备。毕竟,这可是我转业到公安局后,参与的第一次打拐。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