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赵学信 撰文：我是北方佳人 文中图片采自网络）
曾经有哲人说过，无论多么渺小的成功，都不是偶然的，三分机缘之外，还要付出七分汗水和努力，对此我深以为然。
我叫赵学信，是一名军营老兵，今年已经67周岁，也已经到了安度晚年的时候。
人一上了年纪觉就浅，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时常回忆起自己火热的军旅生涯，亲密的战友，还有40多年前我临近退伍时亲身经历的几件往事，不但让我经受住了考验，收获了成长，也使自己的命运发生了不小变化，至今想来，还是颇多感慨。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出生于蒙山山脉腹地，一个仅有三百多人的小山村。
在我们那里，自古便有「地无三尺平」的说法，土地的贫瘠，农事的艰难，可见一斑。
我的父母都是最普通的农民，他们整天早出晚归，在田地里辛苦劳作，用微薄的收成，养育了我们姐弟四个。
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属于父母中年得子，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年龄都比我大的多，在全家的呵护疼爱下，即使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我的童年生活也称得上无忧无虑。
与其他多数山里人不同，父亲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我三个哥哥姐姐都顺利读完了初中，我更是一直上到了高中。
1970年代的高中还是两年制，我在公社中学住校读书，每周回家一次，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我每次单程步行近两个小时。
1973年春，小河里的冰凌刚刚开始消融，天气还乍暖还寒的时候，我从公社中学毕业了。
虽然我的学习成绩在学校出类拔萃，但是上大学却仍是镜花水月，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卷起铺盖卷，背起书包，我告别了自己的学生生涯。
哥哥疼爱我，想让我在家休息几天，我却执意跟在他后面扛起锄头下了地，十年寒窗苦读，我愈发了解家人的不易，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到了1973年秋，经过几个月的风吹日晒，我长高了不少，皮肤成了麦黄色，身体也强壮了,算是一个合格的农村后生了。
不过，一有时间，我就登上村子周边最高的山峰，穿过层层云雾，试图看到大山外面的世界，对一个17岁的少年来说，那种渴望难以言说。
家人都看出了我的焦虑和彷徨，但却无能为力。
山区海拔高，湿气重，一场淅沥的秋雨过后，气温骤降，鸟儿也躲进了窝里，冬季快要来了。
10月份的一天，是个难得的大晴天，临近中午，我大姐和姐夫相跟着来到了我家。
我大姐是1969年成的家，大姐夫在我们公社上班，算是我家里为数不多的吃公家饭的亲戚之一。
那天，寒暄过后，大姐夫告诉父亲，他跟公社人武部门比较熟悉，听说当年的征兵工作马上就开始了，想问问我是否有意向去当兵。
听了大姐夫的话，父亲略一沉思，就说当兵是好事，不但可以长见识，也可以锻炼人，就是怕学信吃不了部队的苦，再说听说参军名额很抢手，恐怕学信验不上兵。
大姐夫接过话说，参军报名的事他来想办法，但前提还是学信自己愿意参军。
听完大姐夫的来意，我就像一个梦中人一样，似乎被他一句话点醒了。
我当时强烈的意识到，参军也许是我走出大山，拥抱外面世界最好的途径了，我决定抓住这个机会。
于是，我站起身来，快步走到大姐夫面前说：「大姐夫，我想去当兵，我不怕吃苦，种地比当兵更辛苦。」
听了我的话，大姐夫欣慰的笑了，他又看向我父亲，父亲说：「你是公家人，见识广，你拿主意吧。」
有了父亲和大姐夫的支持，我参军的事在家里就算定下来了，母亲虽然不舍得我远行，但也只好默认了。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在大姐夫的斡旋下，我的参军之路平稳起步，报名、初审、体检、复核、家访，整个过程异常顺畅，没有出现意外情况。
1973年12月初，公社人武干事亲自把入伍通知书送到了我手中，我的参军梦照进了现实。
1973年12月28日，在新年即将来临的时候，我告别了家乡和父母亲人，坐上了长长的接兵列车，也完成了从少年向青年的蜕变。
在离家入伍的前一天晚上，大哥来到了我住的西屋，他用粗糙的大手掏出了六元钱，塞进了我的提包，他让我该买东西就买，不要过于节俭委屈自己，出门在外照顾好自己，到了部队不要怕苦怕累，不能忘了山里人本色，让我放心家里，常给家写信。
听着大哥的话，我的眼泪模糊了双眼，离愁别绪涌上心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能不断点头。
接兵列车载着我们，翻山越岭，一路向西，历经两个多昼夜，停靠在了云雾缭绕的乌蒙山脉深处。
一座巍峨的军营，静静的伫立在群山环抱之中，守护着那片美丽的土地。
走下火车，我不禁笑了，我真是从山区又来到了山区啊，好像画了一个圈，不过，乌蒙山脉植被明显更加茂密，在冬季仍然给人郁郁葱葱之感。
进入营房，稍事休整，伴随清澈响亮的集合号角，我的新兵连生涯正式启航。
曾听不少人说，当兵要过好几关，首当其冲新兵连。
不过，我对新兵连训练却并没有特别的感觉，新兵训练强度虽高，但最多也就和夏收秋种在伯仲之间，对我一个山里来的孩子来说不算什么，经过两天的适应，我就完全跟上了连队的训练节奏，训练成绩也得到了快速提升。
我们那批新兵参加新兵连训练时间不长，只有两个月，到新兵连训练结束，我荣获了优秀新兵的称号，结业考核成绩也名列前茅。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新兵下老连队，我被分配到了团直属警卫排。
我深知警卫部队的重要地位，对自己能加入警卫排而倍感荣幸，同时也感到压力不小。
我所在的一班，是警卫排的拳头班，一班长姓张，来自鲁地，他身强体健，目光如炬，具有典型的北方汉子的特征。
张班长在生活中对战士关心爱护，颇有一家之长风范，在训练和管理方面又几近严苛，让人非常尊敬。
在张班长和战友们的帮助下，我充分发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端正态度，勤学好问，服从指挥，关心战友，刻苦训练，在较短的时间内熟练掌握了各项业务技能，也顺利融入了新的集体，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在赶上班里战友的训练节奏后，我有意识的提升自己的业务素质，经常自觉加练，并把自己在田里劳动储备的体能和耐力完全发挥了出来，到了1974年底，我已经成长为了排里名副其实的训练标兵，有多项训练成绩在团里也名列前茅，自身获得了不小的成长。
1975年12月份，一班张班长被组织提拔为了排长，我因综合素质比较突出，被任命为了警卫排一班新一任班长。
我深知班长的重要作用，也知道自己兵龄尚浅，自担任班长的第一天起，我就把严于律己作为了自己的座右铭，无论是训练还是生活管理中，只要我要求班里战友做到的，我必须第一个达标，另外，我要求自己的所有训练科目，单项成绩必须保持在全班前三名。
在班务管理中，我深刻领会严格管理，严情结合的精髓，服从领导，关心爱护战友，千方百计抓作风、抓训练、抓荣誉、抓团结，在全班战友的共同努力下，一班连续两年受到了团里的通报嘉奖，并荣立集体三等功一次。
1977年4月，我因综合表现良好，被调入了师直属警卫连，担任一排三班班长。
到任之后，我端正态度，积极主动向领导和战友请教学习，遇事多请示汇报，迅速适应了新的工作环境，个人能力也得到了提升。
1978年3月，在我入伍满四年以后，我和不少战友一样，面临着以后去向的困扰。
我当时面对的情况，在部队提干，有希望，但是没把握，警卫连战友优秀者如过江之鲫，我们的整体素质相当接近，大家都有机会。
退伍返乡的话，我只能回家务农，但是在外当兵多年，又真能做到甘心如怡？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陷入了有点迷茫的状态，而且这种状态不可避免的被带到了工作中。
警卫连孟指导员带兵经验丰富，他看出了一些端倪，就找了个机会跟我谈了一次话。
我把自己的彷徨和迷茫向孟指导员做了汇报，指导员告诉我，我要做的就是做好本职工作，对自己有信心，其他的就交给时间，只要努力了，就不会遗憾。
我深深的感激孟指导员，心境一下开阔了不少，我对自己说，无论以后怎么样，做好自己，无愧于心，就足够了。
经过那次谈话，我又恢复为了那个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对待战友亲切热情的赵学信。
时间来到了1978年5月份，一个天气晴朗的星期天，我照例利用休息时间，来到了部队驻地后面的山上小憩。
偷得浮生半日闲，我走在山间小路上，一边欣赏美景，一边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耳边还不时传来几声鸟啼，颇有点悠然自得之感。
驻地后面的那座小山，海拔在400多米，正当我快接近山顶，脸上也开始冒汗的时候，我突然听到了一阵犬吠，而且声音还不小。
犬吠声接连不断的传来，我屏住呼吸，判断声音来自上方。
于是我紧走几步，一口气爬到了山顶，但是奇怪的是，并没有发现有犬的踪迹。
正当我感到纳闷时，犬吠声再次响起，距离我所在的位置已经非常近，我仔细观察辨别，发现离山顶二十多米处，有一座观景平台，从山路向内延伸约十多米，而犬吠声就来自那附近。
来不及多想，我连忙迈步向下，待到达平台位置后，又紧走几步，来到了平台尽头。
这时犬吠声再次响起，很清楚声音来自平台下方，我连忙向下张望，平台下的情景却让我不由得大吃一惊。
只见一个老大爷平躺在平台下方的地上，他一动不动，旁边有一只小黑狗在不时狂吠。
「坏了，有人摔着了」，我对自己说。
来不及多想，我顺着小路马上下到了平台底部，下面是一片碎石和杂草，距离平台大约五米左右。
我快步来到老大爷身边，只见他双目紧闭，脸色黯淡，没有一丝动静。
我蹲下身来，一边轻推老大爷的胳膊，一边轻轻呼喊：「老大爷，醒一醒」，但是没有任何反应，我又提高了音量，但还是没有任何回应。
我用手探了一下老大爷的鼻息，还好呼吸尚存，虽然比较微弱，但节奏尚可。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老大爷的头部、背部和四肢都有伤痕，不过应该还没伤到筋骨，但是也需要尽快处理，否则后果难料。
来不及犹豫了，我撕下自己衣服的一角，简单包扎了一下老大爷的头部，然后小心翼翼的挪动他的身体，让他附在我的背上。
然后我腰背用力，把老大爷背了起来，然后艰难的爬上了平台。
到达平台后，我稍微调整了一下姿势，保证老大爷不会掉下来，然后快速向山下奔去。
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我那次真正体会到了，那位老大爷虽然年岁已高，但是体态偏胖，体重不轻，我顺着下山道走了几十米，就感到了压力山大。
不过，想到老大爷仍处在危险之中，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我把自己的潜能发挥到了极致，每下行几十米休息几秒钟，然后接着奔跑。
一千多米的下山路，我用了十分钟左右，就来到了山脚下。
到了山下，我背着那位老大爷来到了附近的大路边，等了一会，我拦住了一辆车，然后把老大爷送到了附近的医院。
经过医院的紧张救治，那位老大爷最终转危为安，医生告诉我，如果送来的再晚一些，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再后来，医生说老大爷已经苏醒了，家属也已经赶了过来，我也就放心下来，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驻地。
那天归队后，我没向任何人提及在山上救人的事,因为我认为那是我应该做的，没必要到处宣扬。
从医院回来两天以后，那天中午，我正在班里值班，孟指导员通知我到连部去一趟。
等我匆匆赶往连部，喊完报告以后，我除了看到了孟指导员，竟然吃惊的发现师部于参谋长正在那里坐着。
我连忙向于参谋长行礼。
不想于参谋长却站起身来，他主动伸手和我握手，然后说：「赵班长，我今天不是以参谋长的身份，而是以一名被救者家属的身份来感谢你，非常感谢你那天在山上救了我父亲啊!」
我连忙说：「参谋长您太客气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相信其他人遇到也会那么做，所以没有什么需要感谢的。」
那天，于参谋长拉着我的手，一再对我表示感谢，他还向孟指导员问起我个人的一些情况，指导员都一一做了汇报。
又过了一周左右，师里对我下发了一个通报嘉奖，嘉奖事由是济危救困，乐于助人。
时间来到了1978年7月份，天越来越热了，乌蒙山地区也进入了一年一度的雨季。
当年一进入7月份，乌蒙山地区就连下了几场暴雨，基本形成了连阴天。
7月中旬，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晴天，我又登上了驻地附近的那座小山，站在那座平台处，想想几个月前在那里救于参谋长父亲的经历，心里竟生出了不少感慨。
那天，我沿着山路登上了山顶，山上空气清新，让人有心旷神怡之感。
不过，我忽然间感到了一丝异样，那就是山上太安静了，不仅看不见小鸟，听不见鸟鸣，连以往经常遇到的松鼠也不见了踪迹。
我向对面山坡眺望，这一看不要紧，我竟然在巨大的山体之间，发现有大片植被出现了倒伏，而且山坡上隆起了不少土堆。
作为一个从小从山里长大的人，我知道那可能预示着要出现滑坡的情况，而在那片山体下，就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山村。
来不及多想，我马上下山赶回了驻地，然后第一时间向上级做了汇报。
经过部队和地方组织人员实地查看并综合研判，认为那面山坡确实存在山体滑坡的风险，并及时组织了山下村庄人员疏散。
大约一周之后，在连续暴雨的冲击下，那面山坡出现了大面积滑坡，山下村庄建筑有很大一部分遭到了破坏，幸运的是，人员和贵重物品都得到了提前转移，损失被降到了最低。
1978年8月，我因及时发出山体滑坡提示，被记了个人三等功一次。
1978年9月，我被提拔为了警卫连一排排长，迈入了部队基层军官的序列。
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和师部于参谋长家还有后续缘分，老爷子伤好以后，非要让我到家里吃饭。
后来一来二去，我竟然和于老爷子成了忘年交，每次休息的时候，老爷子不是让我陪他下象棋，就是让我陪他爬山，于参谋长也乐得父亲交我这个朋友。
再后来，在半年年多之后，于参谋长把他的侄女于婉婷，一名师医院的医生介绍给了我。
于婉婷容貌秀丽端庄，我第一次见她就印象很深，我和于婉婷见面后都感觉不错，在交往半年多后，双方确定了关系。
1980年9月，在组织批准后，我和于婉婷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结婚以后，婉婷全力支持我的工作，我在部队的职务也几经变动，后来先后担任了副连长，连长，副营长，团参谋长，团长等职务。
直到1994年，我以正团职转业到了某地级机关工作。
2016年，我以某省直机关主要负责人职务办理了退休。
回眸六十多载人生路，要感谢的人很多，有父母兄妹，姐姐姐夫，孟指导员，于参谋长，还有许多领导和战友，没有他们，我走不到今天。
另外，我还要感谢婉婷，给了我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让我没有后顾之忧。
我还要感谢绿色军营，把我从一个普通青年，锻造成了一名合格的兵。
谨以此文，纪念自己的奋斗历程，火热的军旅生涯，还有难忘的青春岁月，那些可爱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