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月，解放军总干部下发【评定军衔的工作计划】用于指导全军军衔评定工作。按照这份文件的指示，解放军评定军衔主要是依据现任职务，政治品质、业务能力，以及在军队中服役的经历和对革命事业做出的贡献这几方面进行综合考量。
其实，在元帅和大将这两个高等军衔上并没有多少争议，榜上有名的人，多多少少都是实至名归的。
但是张宗逊的授衔却是一个意外，在1955年1月16日彭德怀与罗荣桓首次联名上报毛泽东的大将预授名单中有15人，张宗逊排在第10位，比许光达要高两个名次，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大将名单出来后只有10位，而正好排在第10位的张宗逊却被许光达「挤掉」了。
虽然评定上将也是凤毛麟角的存在，但是这种差点就要给我了，最后却没有了，正常人估计得炸毛。
黄埔五期毕业的张宗逊，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入党，1927年9月追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担任工农革命军第1军10连连长，是「我军创始阶段的少数几个连长之一。」
由于受过军校教育，又对革命信仰坚定，毛泽东很快就发现了张宗逊的作战才能，曾提拔其为特务连的副连长，主要负责保护毛泽东的安全，因此有人称张宗逊是毛泽东的「贴身保镖」。
在红军时期，张宗逊在毛泽东的培养下，先后担任红1方面军12军军长，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
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张宗逊担任八路军第120师358旅旅长，这可是正儿八经的正规旅，是国民政府承认的，当时八路军一共3个师，6个旅。
相比之下，许光达只是120师的独立第2旅旅长，八路军中大多数独立团，独立旅一类的番号，都是没有正式编制的，可以说许光达的资历就比张宗逊差了点。
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第一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也就是一野的二号人物，是彭德怀的得力助手。
1952年担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是仅次于聂荣臻、粟裕、黄克诚的第四副总参谋长。
1955年初次拟定大将时，张宗逊担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职务也是够用的。
可以说，张宗逊在评选大将这件事上，资格、职务方面是够级别的，在业务能力上肯定没得说；在政治品质上，肯定也没问题；如果要真要找点毛病，那也只能在对革命事业做出贡献上来找了。
所谓对革命事业做出贡献，一方面是要看指挥打了多少胜仗，歼敌多少，对解放事业做出了多少贡献；另一方面就要看在战争时期发展多少根据地。
当然，打了多少胜仗，歼了多少敌人，在含金量上也没有发展根据地重要，实际上我军很多元帅本身并非打仗的元帅，而是出自政工系统，比如我军中的聂荣臻、罗荣桓等元帅，就以发展根据地出色为主。
这也是我军与他国军队不一样的地方，大多数国家的军队都是以军功来评定军衔，而我军是人民的军队，只有把人民发动起来，才是最大的成功。
抗日战争初期，山东军区工作不好做，后来中央派罗荣桓去山东，使得山东成为当时最有实力的敌后根据地。
张宗逊在抗战时期，实际上就是没有发展出大的根据地，358旅抗战初期就是4000多人，到1943年抗战尾声，也只有10000多人，远远没有其他旅长发展得猛。
这一点跟386旅的陈赓比起来就差远了，陈赓1940年率部开入太岳地区，后来建立太岳军区，影响力就不用说了。
当然，坊间有说张宗逊没评上元帅是因为指挥作战，稍有欠缺，尤其是在大同集宁战役中的表现，更是令人诟病。
大同集宁战役是张宗逊少有的独立指挥大兵团作战，结果却被傅作义以弱势兵力击败，简直就是关键时刻掉链子，毛泽东说他，该厉害的时候没有厉害起来。
那么，这一仗究竟是如何打的，竟然让人如此诟病呢？
1946年6月，中原突围后，解放战争全面爆发，毛泽东给晋察冀军区聂荣臻、萧克等人致电，要晋察冀军区夺取平汉路北段、同蒲路、正太路三条线路，以及大同、太原、石门、保定四个城市。
在这一带的国民党守军主要是阎锡山部与傅作义的晋绥军，早在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前，国共双方在这一带就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军事行动。
比如1945年9月的上党战役中，刘伯承与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军区挫败了阎锡山，但是在绥远战役中，聂荣臻的晋察冀军区与贺龙的晋绥军区联手也未能攻克傅作义。
所以，在全面战争爆发后，聂荣臻认为应该避开傅作义，进攻阎锡山据守的大同，以傅作义和阎锡山之间的矛盾，阎锡山的地盘有难，傅作义未必会帮，国民党军各军之间互相不救援是经常的事。
为什么选择大同呢？
大同是我国古代兵家必争之地，在军事历史上占据一席之地，而在近代以来，大同丰富的煤炭资源，更让大同成为战略要地，近代战争打的虽然是人，但是消耗的却是能源，谁掌握了煤炭、石油，谁就掌握了战场主动权。
作为平绥路与同蒲铁路的链接点，大同更是链接山西与河北的交通要冲，如果能够打下大同，那么晋绥与晋察冀两个根据地就能够连在一起。
实际上，我军在当时发展情况不错，在晋北战役中，连续解放了10座县城，孤立了大同，形势一片大好。聂荣臻等人经过商议认为，不但要打大同，手笔还要大！
为了打下大同，以晋绥军区副司令张宗逊为大同前线总指挥，晋察冀军区副政委罗瑞卿任前线政委，总共调集50个主力团，总数十几万人，成为全面解放战争爆发后第一场大规模战役。
之所以会选择张宗逊，主要原因还是在之前的绥远战役中，聂荣臻与贺龙联手失利，再战有可能的敌手傅作义，担心吃亏。
解放军手笔如此之大，战略诉求同样大，第一，大量消灭阎锡山与傅作义的有生力量；第二，报绥远之战失利之仇，打通山西与河北解放区之间的联系。
相比于解放军的大手笔，国民党方面阵容略微有点拉胯，在大同的守军为暂编第38师与东北挺进军马占山骑兵第5、6师，外加保安总队等，总计兵力19000人，不足两万。暂38师主要由伪军改编而成，战斗力更别提有多拉胯了。
其中的东北挺进军还是有点实力的，马占山在抗战时期也是个狠茬子，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一枪不放投降，马占山率部一直抵抗到底，最终才以假投降的方式求得一线生机，喘气过后再次抗战，虽然最后失败，当时抗日英雄的名号是跑不了了。
全面抗战爆发后，马占山配合傅作义也打了几场仗，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委员，按理说也是前途无量。
组建东北挺进军的目的，也是为了让马占山率部到东北去，后来美国答应用军舰护送国民党军北上，才把马占山部留在绥远。
但是马占山解放战场第一次与共产党军队交手就以失利告终，再也不想打内战了，一直称病避居北平，不再一线指挥作战，此时东北挺进军打着马占山的旗号，其实也是杂牌军。
大同守军就是这样一支人数不多，成分复杂，建制混乱的队伍，在张宗逊看来，我军拥有绝对优势兵力，拿下大同应该是轻而易举拿下的事情。
对于阎锡山这边是没有什么担心的，唯一担心的就是傅作义那边的增援，为了防止傅作义增援，张宗逊也做了充足的准备，派遣晋绥军区独1旅守卓资山，独立第三旅等部守集宁，绥蒙军区第9团在十八台，晋绥军区第四旅于商都一线，作为阻击傅作义的右翼兵团。派遣独立三旅，绥蒙军区第7团，独立骑兵团于凉城，张家口教导旅于新堂，作为阻击傅作义的左翼兵团。
在一切准备就绪后，我军主力于1946年7月31日，对大同发起进攻，经过一个月的激烈作战，扫清大同外围阵地，消灭敌军2000余人。
实际上，这个进程是有点慢的，主要原因是虽然我军兵力占绝对优势，但是火力不集中，缺乏攻坚经验，致使攻坚形成拉锯，一直到9月4日才进逼大同城下。
大同守军请求阎锡山救援，但是阎锡山从上党战役后，被我军给打怕了，不敢派兵去增援。阎锡山没有办法，只好向蒋介石求援，实际就是想调傅作义来解大同之围。
傅作义跟阎锡山的关系也很有意思，傅作义早年是阎锡山的「十三太保」之一，是阎锡山提拔起来的，一直属于晋绥军序列，也是阎锡山手下最能打的将领。
当初北伐时，阎锡山率晋绥军出山西响应国民革命军，阎锡山让傅作义打先锋，结果傅作义打得太猛一直怼到奉系的腹地涿州城，后来阎锡山主力受阻就跑回了山西，把傅作义给卖了。
傅作义也争气，在涿州城守了两个月，到北伐大局已定时，得到阎锡山的授意才投降，此战奠定了傅作义在军史上的地位，也让蒋介石眼前一亮。鉴于阎锡山在抗战时期的拉胯表现，而傅作义在抗战中敢打敢拼的风格，老蒋在抗战胜利后就升任傅作义为第12战区司令，一来是看好傅作义这个人，二来是分化瓦解晋绥军。
所以，解放战争时期，傅作义表面上还属于晋绥军序列，实际上已经跟阎锡山两口锅吃饭了。
当初我军制定攻打大同计划时，也认为傅作义出于跟阎锡山的矛盾，可能不会出兵救援，事实上，大同战役前期傅作义也丝毫没有救援的意思。
老蒋一向玩人有一套，知道傅作义心里的小九九，跟山西人没有谈不拢的买卖，只有谈不拢的价钱，老蒋为诱使傅作义出兵增援大同，直接许诺，如果傅作义增援大同，那就把大同划归第12战区。
傅作义虽然已经是12战区司令，晋绥军里面占了一个绥字，似乎能与阎锡山分庭抗礼，但是绥远毕竟是贫困地区，经济落后，如果能够得到大同这样的城市，后来取代阎锡山也是有可能的事情。傅作义一听老蒋如此敞亮，马上就不矜持了，立即答应出兵。
但是以傅作义的兵力还是要慎重一点，毕竟其麾下兵力也不多，于是傅作义将手下大将召集起来闭门连续开了7天军事会议，做了反复预演。
最终研究出了一条兵分三路救援大同的策略，9月3日，傅作义集中第35军3个师、暂编第3军两个师和4个骑兵师共3万人，沿平绥路分南、中、北3路向集宁前进，企图经集宁南援大同。蒋介石在庐山看到了傅作义的作战报告，立即点赞叫好，说此计划乃「围魏救赵」之计。
由于傅作义作战计划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我军尚不知傅作义的作战意图，大同前线指挥部认为，此时应该全力打援，后进行攻坚，随即只留一部分兵力继续包围大同，主力部队进行打援。
围点打援是我军最常用的打法，在缺乏攻坚武器的情况下，通过运动战，来歼灭敌人往往能收到奇效。
然而，这一次张宗逊却吃了亏，傅作义不是普通将领，对共产党将领熟悉的打法那是了如指掌，9月5日，傅作义部猛攻卓资山，当时张宗逊认为我军还可以守一段时间，结果增援没到位，卓资已经失守。
傅作义攻占卓资山后，我军还未能判断傅作义部的救援方向，当时中央军委判断，最大可能是待在卓资山不动，其次是向凉城推进，最后是向集宁进攻。可以说，我军根本没有料到傅作义的主攻方向竟然是集宁。
当时傅作义在9月7日，秘密向集宁地区隐蔽集结，由于我军情报做的较差，到第8日傅作义快打集宁的时候，才开始调动主力向集宁增援。
因为进攻集宁一路，是舍近求远，长途跋涉，而我兵力稀薄的右翼阻击兵团准备并不充分。
集宁陷落的话，晋察冀军区首府张家口就会陷入危险之中，所以必须全力救援，当时毛泽东下令：「集宁守军死守，任何情况下不得放弃，否则执行纪律。」
可以说，傅作义用兵相当诡异，晋绥军在他的带领下，装备可能不如中央军，但是作战方略远胜于蒋介石培养出来的那些黄埔军官。
毕竟傅作义保定军校毕业，纵横沙场多年，素来懂得兵法，我军从战略主动变成战略被动，从进攻大同变成保卫集宁。
集宁大决战拉开之后，傅作义部展开猛烈攻击，经过一天的攻坚，当晚我军全部退入集宁，到11日，我军主力回援部队赶到，立即夺回了卧龙山以南阵地和土城子，对进攻敌军形成反包围。
傅作义部陷入危机当中，在攻城无果后，打算撤退，遭遇我军沉重打击，当天下午，我军向卧龙山，脑包山之敌发起攻击， 歼灭暂编第11师大部、第17师一部共5000人，截断敌西退的道路，将新编第31 师、暂编第17师大部及第11师残部压缩在集宁西南的卧龙山阵地。
我军只剩最后一击就能击溃的傅作义部，就在这个时候，我军前线指挥张宗逊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鉴于9月11日伤亡过大，在12日进行了休整。错过歼敌的最佳时机，而傅作义部的残余部队，在12日收拢过后，从12日拂晓开始二次进攻集宁，集宁城内激烈混战。
当时张宗逊本来打算歼灭集宁外围敌军，攻入集宁城内的敌军自然不战而被围，然而在这时，张宗逊却又犯致命性错误，当时国民党援军101师在12日赶到战场，张宗逊下令放弃对集宁外围敌军的围歼，反而调主力去战101师。
面对敌军源源不断涌入集宁，我军在集宁的部队渐渐不支，不得不撤出集宁，随即董其武在13日策应101师夹击我军主力。
然而我军主力在外围战斗也不顺利，张宗逊以为傅作义主力部队赶来，于是下令部队撤退，集宁战役失利。
随即傅作义派遣援军去支援大同，9月16日，杨成武纵队不得不撤出大同。
大同、集宁战役基本结束，虽然我军实现歼敌1.2万人的战绩，连续作战一个半月给敌人沉重的打击。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这次战役中，我军在战役初期是占据优势，但是却被傅作义的「围魏救赵」打法，化主动为被动，大同没打下来，集宁还丢了。
前线指挥部政委罗瑞卿同志此后评论说：「大同战役，实际上是一次败仗……主要的是影响了晋察冀地区在大半年时间内，在对敌作战中都处于被动地位。」
在此战当中，我军首先在进攻大同时未能在短时间内攻破，浪费时间太久，致使国民党内部达成妥协，蒋介石诱使傅作义出兵。而我军虽然对傅作义出兵有所预料，但是准备明显不足，尤其是在作战中，情报工作做的不好，始终没有搞清楚傅作义的进攻方向。
等到集宁作战的时候，本来有机会歼灭集宁的先头部队，但是却错过了歼敌良机，致使集宁丢失。此战导致我晋察冀形势急转直下，张家口暴露在敌军打击之下，不久，傅作义一鼓作气攻下张家口，晋察冀解放区被一切为二。
傅作义在1947年2月回顾这场战役时说：「集宁会战， 最后能得到胜利， 我认为这是一个侥幸」。他认为「第 101 师参加战斗之后，共产党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在12日晚上，他没有去攻击31师，而去全力打101师，这是共产党失败的原因。 如果他那天晚上（12日）去攻新31师，我们的情况就相当危险了。」
就整体情况来说，晋察冀地势辽阔，前期为阻击傅作义分兵守备本来就是兵家大忌，当时就应该发挥我军人数上的优势，集中火力直接打下大同就把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张宗逊的两次关键性失误，让这位久经战场的老将一度受到质疑，所以才有了1955年授衔时，本来初选已经决定授衔给他大将职务，却在正式授衔时，把大将军衔给了曾在其部下任职的许光达。
主要原因其实是，八路军358旅首任旅长卢冬生在1945年意外牺牲，这就导致红2方面军在评选军衔时，有一些缺乏，所以即使许光达在苏联疗伤五年，直接错过长征，但毕竟是红2方面军硕果仅存的将领之一，所以才入围大将之列；而当时红1方面军的将帅实在是太多了，必须要减少点比例。
另一方面，当时正在组建装甲兵团，许光达又是装甲兵司令，必须要注重这个新兵种，在综合考虑之下，才将大将军衔授给了许光达。
所以从本质上来说，许光达「抢了」张宗逊的军衔，不全是张宗逊打了一场败仗的缘故，而是有着更复杂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