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進入1949年，國民黨是流年不利，無論在政治、經濟和軍事方面都遭到嚴重失敗，特別是軍事，更是不堪回首。自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結束，國民黨軍隊的精華損失殆盡，已無法阻擋人民解放軍的強大攻勢。
4月21日，解放軍強渡長江，以摧枯拉朽之勢橫掃江南。23日，南京解放，國民黨首腦機關南逃廣州。5月27日，上海解放，國民黨頓失經濟重心。然而，出浙江，進福建，占湖廣，人民解放軍鋒芒所及，國民黨軍隊或被殲，或潰散。不出數日，江南已悉數落入人民解放軍之手。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從幕後走到台前，成立國民黨中央非常委員會，作為非常時期處置一切的最高權力機關，蔣介石以國民黨總裁兼任非常委員會主席，重新恢復了一人獨裁。面對人民解放軍的淩厲攻勢，蔣介石決定仿效八年抗戰的作法，以大西南作為他在大陸的最後基地，積蓄力量，伺機反攻。
入秋以後，在短短的兩個多月時間內，蔣介石卻兩次從重慶來到成都，引起國人關註。1949年8月24日，蔣介石帶領蔣經國飛到重慶一下飛機，蔣介石就發表講話稱：「所望我全川同胞，完成民族革命而努力」。在重慶召開軍事會議，布置西南防務。蔣介石命令胡宗南所部14萬余人倚仗秦嶺山脈為第一道防線，倚仗白龍江，米倉山、大巴山構成第二道防線，企圖以此阻擋解放軍從北面入川。在川東方面，命令宋希濂部兩個兵團置於鄂西北，與駐守巫山、奉節的孫元良兵團構成一道防線，扼守川東大門。又以桂系部隊10多萬人保守滇黔後方，雲南的盧漢、李彌控制昆明等戰略要地，保持通向國外的通道。在川南，蔣介石命令何紹周的第十九兵團分散在湘黔公路兩側，保衛四川南大門。
9月12日，蔣介石飛抵成都鳳凰山機場，開始了他自抗戰勝利之後的第一次成都之行。此行在成都住了五天。蔣介石似乎是一天當做一年用，整日忙於接見川中各方面人物，宣講自己堅守西南的決心和信心。9月14日對成都軍校學生進行了檢閱，幾千名軍校師生集合在大操場上接受蔣介石檢閱。由於檢閱中發生意外，40分鐘便早早結束。但在蔣介石看來整個成都之行，達到了預期目的。因此，當9月17日蔣介石離開成都前往重慶時，他是滿懷信心和喜悅登上飛機的。
但事與願違，蔣介石的任何努力已不可能挽救國民黨覆滅的命運。進入11月，人民解放軍楊勇兵團四個軍從湘西芷口沿川黔公路西進；13日解放貴陽，防守貴州的何紹周兵團殘部被迫退入雲南。同時，陳錫朕兵團也由湘鄂西沿川鄂、川湘公路進軍四川。防守川東門戶的宋希濂部連丟建始、恩施，退守彭水，企圖依托烏口頑抗。
軍事形勢的急劇變化，迫使蔣介石於11月14日再次飛到重慶，親自部署重慶防禦，但在人民解放軍的強大攻勢下，蔣介石的任何努力都無濟於事。沒過幾天，解放大軍的隆隆炮聲就響徹了嘉陵江畔，坐鎮重慶的蔣介石感到處境不妙，已有火燒屁股的感覺。便於11月30日天不亮就率領顧祝同、錢大鈞等爬上飛機逃往成都。他的飛機剛起飛半小時，解放軍就挺進了重慶市區。蔣介石事後得知這一情況，心頭一震：好險，差點成為共產黨的俘虜。
蔣介石一行風塵仆仆，第二次蒞臨成都，又住進了北較場黃埔軍校內的黃埔樓。比起9月份第一次來時，此時蔣介石的心境又大不一樣。上次是想把成都建為反共復國的重要基地，因此上上下下打點，方方面面照顧，以安撫人心，穩定局面。
11月30日再次來成都，這次已帶有明顯的亡命色彩。在他逃來成都的第三天，12月2日親自召集了有黨政軍各方面負責幹部參加的軍事會議，研究下一步的行動計劃。按蔣介石本來的設想，國民黨在大西南地區的戰略部署應該有三步棋：上策是爭取固守大西南，以圖重溫抗戰時的美夢，但隨著貴陽、重慶的相繼遺失，這一步已落空了；中策是固守川西北和西昌一隅，以待國際形勢的變化，再圖反攻，東山再起；下策是退守台灣。12月2日的軍事會議，主要就是圍繞中策來做文章，進行軍事部署，策劃"川西大會戰"，力爭讓胡宗南部在成都附近打一個漂亮仗，遲滯一下解放大軍南北兩線的夾擊包圍之勢，再從容轉向西昌，給國民黨最後的逃亡留下一個光榮的尾巴。
但是，人民解放軍的強大軍事壓力不給蔣介石任何喘息之機。重慶解放後，劉伯承親率陳錫聯第三兵團、楊勇第五兵團繼續西進，連克簡陽、仁壽、樂山、彭山、大邑等地，切斷了國民黨的南逃之路。同時，賀龍率周士第第十八兵團由川北南下，連克廣元、劍閣、綿陽，逼近成都。反觀國民黨軍已軍無鬥誌，潰不成軍，四散奔逃，各尋出路，蔣介石要依靠他們來進行川西會戰，只能是一廂情願。
當天，他就召集張群、劉文輝、鄧錫侯、王陵基、王璜緒等人談話，在講話中，蔣盡力掩飾從重慶潰逃及川東慘敗的真象，把它說成是有計劃的戰略轉移，並吹噓在川西會戰的有利條件，把希望寄托在胡宗南集團身上，要求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等人與胡宗南合作，並向劉、鄧、潘、詢問對川西決戰的意見。但劉文輝等三人深知這是蔣介石拉攏人心的一貫做法。在此全國解放日益逼近的時候，國民黨的失敗已是不可避免，他們當然不願作蔣介石的殉葬品，從各自的利益出發，產生了脫離國民黨陣營，加人人民陣營的打算，因此對蔣介石的拉攏和垂詢一概虛予應付，暗地裏卻加緊起義的準備。而就在這時，人民解放軍的南北壓迫日益向成都逼近，這使得蔣介石整天六神無主，坐立不安，每天對著軍事地圖發呆，他知道，事已不可為。
對蔣介石來說，最頭痛的是不斷傳來各地國民黨軍政人員通電起義的訊息。面對這眾叛親離的局面，蔣介石最關註的是在自己周圍的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盧漢等人的動向，因為劉、鄧、潘既對四川地方有號召力，他們的部隊又散布在成都及其周圍，尤其是劉文輝，掌握了以成都逃往滇西的必要之地﹣﹣西康，一旦他們發難，蔣介石的退路將全部被切斷。在這種的情況下，蔣介石有了身居虎穴狼窩的感覺，而種種跡象表明，劉、鄧、潘、盧正蠢蠢欲動。蔣介石知道，他們的背叛只是遲早而已。
雲南，是國民黨逃往國外的必經之地，昆明是由蓉飛台的一個重要中轉站，因此蔣介石派了張群去昆明，要他匯同其嫡系李彌第八軍、余程萬第二十二軍一起挾制盧漢，但12月9日，張群卻從昆明打來了一個不祥的電話。這一切使蔣介石感到危險正在逼近自己……局勢的迅速惡化，強化了蔣介石早日離開成都的決心。12月9日，盧漢、劉文輝、鄧錫侯等分別宣布起義。解放軍尚未兵臨城下，蔣介石在成都就已無法立足，12月10日，即慌慌張張地飛離成都，到達台北。
二戰時的蔣介石和美軍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