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
企業是城市中最具活力的一類行為主體，也是城市中人員、技術、資金等要素流動的推動主體之一。由企業之間的關聯形成的城市互動和聯系是城市網絡中最重要的一類網絡。本期解釋城市將聚焦基於企業關系的全球城市間網絡，解析這些網絡背後的視角差異以及關系類別。
一、基於企業兩種視角，形成不同城市網絡
構建基於企業關系的城市網絡一般有兩種路徑，一種是基於主體的視角，根據企業主體本身的總部-分支，或投資與被投資的關系構建起企業關聯，再根據各企業所在的位置（註：這裏的地址多指辦公地址）投射成城市網絡。全球化與世界城市研究網絡（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Study Group and Network，簡稱GaWC）就是采用這種方法，根據高能階生產性服務企業的總部-分支網絡給全球的城市排名。另一種是基於客體的視角，根據企業生產的產品或服務之間的關聯構建企業聯系，從而形成城市網絡。最典型的就是城市間的「三鏈網絡」，即城市間供應鏈網絡、產業鏈網絡和價值鏈網絡，這些網絡一般基於產品或服務的全生命周期過程中涉及到的企業，構建這些鏈上的不同企業的城市關聯。
主體視角下的城市網絡可以觀察城市在企業的全球布局中所處的位置，對於跨國公司的全球戰略至關重要。而客體視角下的城市網絡則可以觀察城市在供應鏈、產業鏈和創新鏈中所處的環節和地位，對於城市管理者和規劃者合理制定城市產業和創新戰略必不可缺。
盡管這兩種視角下的城市網絡如此重要，但實際操作中想要深入剖析這兩種網絡並不容易。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相關的數據披露和統計制度並不完善，比如企業間的總部-分支關系或投資與被投資關系一般只有上市公司才有義務披露。因此，總部-分支網絡多見於上市公司的研究。企業產品的供應鏈由於包含了敏感的供應商和客戶商資訊，鮮有企業完整披露。至於企業間的產業鏈網絡和價值鏈網絡則由於缺乏明確的產業圖譜和價值鏈圖譜而更加難以明確統計，但一些案例式的研究向我們揭示了一些重要規律。
比如，有學者研究了蘋果的供應商名錄，發現蘋果的價值鏈網絡中的研發部份通常集中在科技/教育中心城市，如聖荷西、波士頓、東京、首爾、新竹等城市；綜合性的研發也涉及美國（如舊金山、紐約等）、西歐（如慕尼黑、圖林根、伯恩等）和亞太地區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城市（如新加坡、班加羅爾、龜尾等）。基於主體視角的蘋果全球旗艦店網絡（也可視為一種總部-分支網絡）則相對簡單，主要集中在紐約（11家）、上海（8家）、香港（6家）和首爾（6家）等全球一線城市。
圖1 蘋果的全球旗艦店網絡（左圖）與產品研發鏈網絡（右圖） 資料來源：根據蘋果官網及劉清、楊永春、蔣小榮等，基於全球價值鏈的全球化城市網絡分析——以蘋果手機供應商為例[J].地理學報,2021,76(04):870-887文章繪制。
二、全球城市間企業關聯和互動的五種動力機制
一般看來，基於企業關系的城市網絡存在五種關系類別，這五種類別也構成了全球城市間企業關聯和互動的五種動力機制。
一是區位型關系 ，企業一般更傾向在同一個區域內開設分支機構和發展業務關系，比如東京的500強企業基本都在新加坡開設分支機構，相當一部份原因就是同屬亞洲區域內。
二是文化型關系 ，如果兩個城市有共同的語言和文化背景，企業關系下的城市網絡聯系也會更加緊密，比如倫敦的跨國公司喜歡在悉尼、紐約、多倫多等城市開展業務，這些城市之間語言的互通使得業務切換更加流暢。
三是產業型關系 ，具有相似或相同產業背景的城市之間，企業關系更加緊密，比如從全球制造網絡看，緣於與電子資訊業的相似產業背景，舊金山、深圳和班加羅爾三大城市關系密切。
四是發展型關系 ，兩個城市如果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一個發展中國家的城市更加容易同一個已開發國家的城市形成緊密的企業聯系。比如，從美國紐約到中國上海，再到越南胡誌明市的發展梯度上，企業傾向於在這種梯度的每個台階上進行全面布局，從而加強了這些城市之間的關聯。
五是功能型關系 ，按照全球城市的相關理論，有的城市是綜合型城市（如紐約、倫敦），有的城市則是專業型全球城市（如舊金山、慕尼黑），不同的城市在全球化中的分工和功能不相同，企業更加喜歡在不同功能的城市間建立網絡。比如，倫敦這樣的綜合型全球城市中的跨國公司喜歡把分支機構設立在薩斯卡通（Saskatoon）這樣的專業型城市中。
其實，這五種動力機制之間並非完全排斥，城市間的企業關聯很可能是2種或2種以上機制共同作用的結果。從全球3000多個城市之間近4萬對跨國城市聯系中看，僅由單一類別主導的城市關聯在全球所有城市網絡中僅占38.8%，還有約13.2%的城市關聯由未被證實的其他因素（如時區因素、政治因素等）所主導。 五種關系類別中，功能型關系最普遍，隨後就是區域型關系，而產業型關系表現較弱。
從具體城市來看，不同城市中的企業對外拓展的路徑也不完全相同。倫敦屬於文化、區位和功能三方面共同決定的企業對外拓展機制，主要是由於英語的廣泛使用、英國曾經大量的殖民地以及倫敦作為綜合型全球城市的強大控制力。而東京的企業對外拓展則是產業和區位共同決定的機制，主要是東京的產業基礎紮實，以及日本在亞洲區域內的產業影響力。
上海的企業對外拓展機制是由發展和功能兩種類別共同決定的。 一方面，上海作為發展中大國的首位城市，處於全球發展梯度的中上部，既有對標倫敦和紐約等頂級城市的需要，也有向一些欠發達城市進行功能疏解和產業轉移的需求。另一方面，上海作為成長中的綜合性國際大都市，要更加突出其在全球價值鏈體系中的控制力和領導力，就需要與專業功能的科技型城市、貿易型城市和航運型城市等開展深入合作。
企業是城市經濟的動力引擎，由企業間的聯系塑造的城市網絡是全球化的重要驅動力。逆全球化思潮不斷擡頭的今天，企業間聯系的中斷和企業布局的再調整，是否也在弱化城市間的互動，目前還不得而知。但經濟全球化所塑造的全球城市網絡無疑是全球要素流動的最重要通道。
參考文獻
[1]劉清,楊永春,蔣小榮,等.基於全球價值鏈的全球化城市網絡分析——以蘋果手機供應商為例[J].地理學報,2021,76(04):870-887.
[2]Sigler T, Martinus K, Loginova J (2021) Socio-spatial relations observed in the global city network of firms. PLoS ONE 16(8): e0255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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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城市」專欄由上海發展戰略研究所戴躍華博士主持，關註城市科學發展的前沿趨勢，解釋城市科學以及城市中人類行為動力學的一般特征和規律，探究利用前沿城市科學理論最佳化城市治理的路徑和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