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博可夫寥寥幾字道盡了作家離世時的淒涼：「契訶夫遠離親人和朋友，客死異鄉，在一個滿是陌生人的陌生小鎮上。」（納博可夫：【俄羅斯文學講稿】，丁駿，王建開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年版，291頁）納博可夫的「異鄉」「陌生」，為契訶夫的孤獨命運罩上了一層神秘而憂傷的面紗。而揭開這層面紗，走進作家精神世界的最佳途徑，莫過於閱讀作家的書信。
從1875年到1904年的近30年間，契訶夫共寫下約4400封書信。作為契訶夫的文學遺產，這些書信不僅對其文學創作進行了補充和解讀，也豐富了我們對作家本人的認知，從中可見作家精神世界的韌性與剛性、廣度與深度。書信中的契訶夫近在咫尺，他不再是戴著夾鼻眼鏡的刻板作家，而是一個有情有義、有悲傷有哀嘆、有溫柔有牽掛的，一個充滿人間煙火氣的平凡人。他會疾言厲色，以至出離憤怒，但他更多的是兄弟和朋友，丈夫和醫生，是親切可感的普通人。尤其從契訶夫與家人、朋友之間的書信中，可見契訶夫生活與創作的現實圖景。
本文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2024年7月12日專題【像生活一樣簡單，像生活一樣深邃】中的B04-05版。
契訶夫的感情世界：
「我的愛情不是太陽」
親情、愛情和友情，是契訶夫生命中的三大精神支柱。
親情是契訶夫的重要創作動力，也是他一生的負累。作家兄妹六人，他排行老三，有兩個哥哥，和兩弟一妹。契訶夫為家人傾盡所有，對兄弟、妹妹呵護痛愛，鼓勵鞭策，而對長兄亞歷山大，不乏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呵責。契訶夫雖一生謙遜儒雅，卻背負著卑微出身的壓力，走上了拒斥自卑的旅程，因此他堅決秉承「永遠做自己」的獨立精神。面對長兄茍且的生活態度，契訶夫勸其「要辛苦工作，賺取自己的一份麪包」（Чехов А. П.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и писем: В 30 т. Письма: В 12 т. Т.11. Письма, июль 1902 - декабрь 1903. - М.: Наука, 1982. С.319. 俄文【契訶夫作品與書信全集】（30卷），書信共12卷，下引此書信集，只註「俄文書信集卷數+頁碼」），鼓勵他克服惰性，成為一個更有用的藝術家；叮囑弟弟「在人們當中應該感到自己的尊嚴」（契訶夫：【契訶夫文集第十四卷】，汝龍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年，11頁，下引此書只註「十四卷+頁碼」）。相較於亞歷山大，契訶夫更像是兄長，心思細密，考慮周全。
契訶夫與妹妹瑪麗亞的關系最親密。瑪麗亞是家中唯一的女兒，僅此一點便使其在家中享有特殊地位。瑪麗亞協助契訶夫管理梅利霍沃莊園，幫助他處理莫斯科的各種事務，負責向遠在雅爾達的作家反饋其作品在莫斯科的接受情況。契訶夫去世後，瑪麗亞負責保管他的私人財產及書信出版等事務，把一生獻給了契訶夫及其事業。在作家眼中，瑪麗亞「不遜色於屠格涅夫筆下的任何一位女主人公」（俄文書信集第1卷，57頁）。
作家的愛情世界占據了書信集的很大篇幅。擦肩而過的紅袖利卡·米濟諾娃和聚少離多的妻子奧爾迦·克尼碧爾，是契訶夫最鐘愛的兩個女人，她們皆為作家冷清的生命平添了溫暖。契訶夫與米濟諾娃長達十年之久的馬拉松愛情無果而終，他們之間六十二封往來書信，見證了二人的曲折愛戀。契訶夫不僅鼓勵她「書信寫得極其得體、幹練、克制」（俄文書信集第4卷，159頁），並時常寫信邀請她來家中做客，而當利卡真的準備前往，契訶夫卻又表示「我已經是個老青年了，我的愛情不是太陽，既不會給我帶來春天，也不會給我愛的小鳥帶來春天」（俄文書信集第7卷，36頁）。
米濟諾娃在契訶夫的來信中不時感覺到戲謔、諷刺，但「我向您發誓，沒有您我很無聊」（俄文書信集第7卷，274頁）之類的情緒，未必不是契訶夫的真實心聲。然而米濟諾娃除「懶惰、脾氣大、愛挑剔」外，她於信中毫不避諱地時常提及追求者和崇拜者這一點，相信令具有偏執自尊的契訶夫屢次受傷。在與契訶夫卿卿我我的同時，她與畫家列維坦頻頻約會，之後與時髦作家波塔片科私奔巴黎，當這些生活實景成為【跳來跳去的女人】【海鷗】等作品中的橋段後，契訶夫對她發出了最後通牒：「您身體裏有一條大鱷魚」，「請離我遠一點兒吧！」（俄文書信集第5卷，87頁）。盡管如此，在回憶起與米濟諾娃若即若離的十年情感經歷時，契訶夫仍不禁悲從中來：「我身體不太好。我幾乎咳嗽不止。顯然，我像錯過了您一樣，忽視了我的健康。」（俄文書信集第5卷，318頁）當得知米濟諾娃嫁給導演薩寧時，契訶夫慨嘆命運的捉弄，並預言她與薩寧過不長久。可作家錯了，米濟諾娃被薩寧視為其生命中的華彩樂章，她與薩寧的家庭關系異常和諧。
契訶夫和妻子奧爾迦·克尼碧爾，1901年。
如果說契訶夫在給米濟諾娃的書信中彌漫著嘲諷的基調，那麽在給克尼碧爾的書信中則充滿了理性。克尼碧爾因扮演契訶夫劇本中的角色與作家相識，然而他們聚少離多。契訶夫由於身體原因只能久居雅爾達，克尼碧爾因劇院、舞台無法遠離莫斯科。這種不得已的兩地生活，使他們只能寄希望於書信交流。與克尼碧爾的通訊，成為晚年契訶夫的重要書信遺產。在他們八百多封的書信中，寫滿了思念、牽掛和哀愁。契訶夫幾乎每天都要給克尼碧爾寫信，關於天氣、生活、創作及健康狀況，克尼碧爾回之以莫斯科的生活、劇院排練、體驗角色、演出後的感受。與克尼碧爾的通訊，成為契訶夫與莫斯科和藝術劇院之間無形的聯系紐帶。
書信還見證了契訶夫生平中兩段最真摯的友情。老作家格裏戈羅維奇對契訶夫有知遇之恩。他建議契訶夫尊重自己難得的天賦，「要愛惜您的印象，把它留給經過深思熟慮、而非一揮而就的著作」（«Слово». Сборник второй. -М.: Книго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исателей в Москве, 1914: 200.）。老作家的建議有如醍醐灌頂，令契訶夫汗顏無地，這一席話與他撰寫長篇小說的終極理想不謀而合。契訶夫在回信中稱其為「佳音使者」，認為其「來信如閃電般」令他震撼，承認自己此前對「文學創作極為輕率和隨便」，決心盡快走出困頓的境地（俄文書信集第1卷，217頁）。也許命定長篇小說的理想無法實作，承認契訶夫具有化平淡為神奇天賦的納博可夫也斷言他「是位短跑選手，不是位有耐力的長跑運動員」（納博可夫 2018:295）。然而格裏戈羅維奇的引導和鼓勵，使契訶夫意識到作家使命的崇高與莊嚴，並由此完成了他由戲謔詼諧的契洪特向嚴肅深沈的契訶夫的轉身。
契訶夫與高爾基之間的友情成為彼此重要的精神支撐。初遇高爾基，契訶夫在書信中贊揚其故事「充滿智慧，讓人感覺含蓄而優雅」的同時，直言其缺點是「沒有節制，沒有風度，讓人感覺過分」（俄文書信集第8卷，11頁）。評價可謂一針見血，不留情面，但契訶夫又是高爾基的伯樂。在契訶夫看來，「高爾基作品總有一天會被人遺忘，但他本人即使在千年之後也很難被人忘掉」（俄文書信集第11卷，164頁）。因此，當國君因政治原因拒絕授予高爾基院士稱號時，契訶夫致信「仁慈的國君」，請辭自己的榮譽院士稱號，因為他無法就此與自己的良心達成和解。
對契訶夫的賞識和提攜，高爾基報以之超越友情的摯愛。高爾基對契訶夫由崇拜敬仰到生活中的關愛令人動容。認識這位「偉大的天才」，令高爾基狂喜。他在信中表達了對契訶夫「真誠熱切的愛戴」，對其「驚人才華的欽佩」，稱契訶夫作品伴隨他度過了「奇妙的時光」。高爾基時常為契訶夫抱打不平，因出版商「搶劫」「盜竊」了契訶夫作品，而拒絕與他們來往。及至契訶夫死後被一列「運輸新鮮牡蠣」的火車從巴登維勒運回莫斯科，高爾基憤怒了，他無法原諒俄國社會以「運送牡蠣」的車廂，運送這位一生都在與庸俗作鬥爭的藝術家。
契訶夫（後排左二）與家人合影，1874年。從十六歲開始，直至去世，契訶夫始終承擔著養家重擔。
契訶夫的孤獨：
「孤獨是件美好的事」
契訶夫的生命中不乏親情、愛情與友情，但這些卻無法排解作家如影隨形的孤獨感。契訶夫的孤獨，與其說是曲高和寡的寂寥，不如說是無人能解的惆悵，也有其不治之癥（肺結核）產生的宿命般的無奈。初識契訶夫，高爾基就已深切體會到他的孤獨。高爾基曾對妻子說起契訶夫的一枚印章，上面刻著：「對一個孤獨的人來說，隨處都是沙漠！」契訶夫的同時代人多次提及這枚溫暖了眾人的「孤獨的」印章。在給老作家格裏戈羅維奇的回信中，契訶夫表示：「我在莫斯科有幾百個熟人，其中有一二十個是寫作的，但我想不出有誰讀過我的作品，也想不出有誰視我為藝術家……如果把您信中的哪怕一小段話讀給他們聽，他們也會當面嘲笑我的。」（俄文書信集第1卷，218頁）可見，契訶夫對格裏戈羅維奇知遇之恩的無限放大，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源於知己難求。
契訶夫的孤獨，也有其與生俱來的個性使然。契訶夫一向謙遜、平糊，其「不足為外人道」的個性也有據可循。也許作家更願意將靈魂訴諸作品，但又有幾人能真懂其作品呢？！「純粹契訶夫式的幽默」，可笑與可悲常常渾然一體，令人難解。有幽默感的人寥寥無幾，契訶夫文本中的潛台詞也著實頗費思量，真正讀懂契訶夫的人，自然也少之又少。這不禁令人想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扮演的泰利果林（劇本【海鷗】中的男主角）。斯坦尼認為，契訶夫的作品需要不斷重讀，方能體會其中的深邃。眾所周知，斯坦尼扮演的泰利果林，是一個身穿精致白西裝的時髦美男子，而契訶夫在表揚其演出後，指出自己的泰利果林應該「穿的是方格褲子和破了洞的鞋」。
斯坦尼多年之後再次出演【海鷗】時，突然意識到，泰利果林就是契訶夫所說的那身打扮，美男子不過是少女夢想中的幻影，從而破解了契訶夫筆下的泰利果林的戲劇性，以及被打死的海鷗的悲劇性。契訶夫的天鵝絕唱【櫻桃園】的喜劇性，也曾令戲劇人百思不得其解。創作內涵的豐富深邃，潛流湧動，無疑是契訶夫成功的基石，但同時可能也註定了作家潛在的孤獨——無人能解。也許正是這種精神上的孤寂，鑄就了作家獨特的藝術姿態。
契訶夫。
書信中，契訶夫的孤獨，更多伴隨著家族病史。結核病是契訶夫的家族病，作為醫生的契訶夫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生命結局，其後期作品因此浸透著悲苦與哀傷。契訶夫因病常年遠居雅爾達，過著囚徒般的生活。在給親人的書信裏，隨處可見作家憂傷的生活銘印。他訴說雅爾達的寂寞，抱怨封閉生活引起的未老先衰，甚至在給妹妹的信中將自己比作物品，他無異於空曠的房間裏一架無人彈奏的鋼琴。難以想象怎樣的孤苦才會讓作家在手記中寫下：「正如我將孤獨地躺在墳墓裏一樣，事實上，我活著也很孤獨。」（俄文作品與書信全集，第17卷手記，121頁）
長期獨處的契訶夫學會了排解孤獨，甚至享受孤獨：「孤獨是件美好的事。」（俄文書信集第8卷，207頁）換言之，契訶夫以創作對抗孤獨。創作時，契訶夫需要獨處的光影。孤獨是契訶夫的宿命，愛情、親情和友情可以撫慰它，卻無法排遣它，作家只有投身創作，超然物外，才會化解孤獨。
契訶夫的「貧困」：
「錢就像蛋白酥一樣在融化」
盡管契訶夫擁抱孤獨，奮筆疾書，但拮據的生活仍如影隨形，幾乎困擾其一生。1897年秋，契訶夫在給妹妹瑪麗亞的信中提到在法國休養時的感受：「無所事事令人厭倦。錢就像蛋白酥一樣在融化。」（俄文書信集第7卷，57頁）契訶夫讀中學時就開始賺錢養家，後來兄弟妹妹及父母的生活，幾乎全由他一人承擔。1890年4月，契訶夫準備動身前往薩哈林島時，在給【新時報】出版人蘇沃林的信中，提到「家庭生活費用已經安排到10月份，這方面我已經安心了」（俄文書信集第4卷，53頁）。在此前一年的1889年5月，也是在給蘇沃林的信中，契訶夫表示「我只要能向經理室索取到三千盧布，就可以把長篇小說寫完了」（俄文書信集第3卷，202頁）。肩負家人的生活，寫一部稍長的中篇小說對契訶夫來說都是一種奢侈，拼命創作成為契訶夫的生活常態。
在契訶夫與編輯部的通訊中，「缺錢」「沒錢」「急需錢」等字眼俯拾皆是。據導演涅米羅維奇-丹琴科的回憶，在最初幾年裏，契訶夫像所有俄國作家一樣總是急需錢用，書信中滿是寄錢的請求。他們最經常談起的是「稿費問題，誰能拿到多少稿費，出版商如何支付稿費」等問題。在給幽默雜誌【花絮】的出版商兼編輯尼·列依金的信中，契訶夫也時常提到入不敷出、身體欠安等狀況。「我的身體好一點了，可是我的衣袋仍舊空空如也」（十四卷，165頁）；「我沒有錢付別墅費和夥食費。我正在零零碎碎地從各編輯部裏湊錢」（十四卷，230頁）。在與【北方通報】的編輯阿·普列謝耶夫的通訊中，也不乏窘迫的表述：「如今我在等稿費。整個九月我一貧如洗，典當了一些東西，如魚撞冰，拼命掙紮。」（俄文書信集第3卷，10頁）
就是這樣一位時常缺錢欠賬、窘境叠起的作家，一生卻參與了無數的慈善事業。契訶夫資助過眾多貧困的孩子讀書，在雅爾達的作家故居禮，存放著許多作家為他們支付學費的收據。作家一生除在莫斯科近郊建了三所學校，還在雅爾達建了一所學校；向地方圖書館贈書，在塔甘羅格建立圖書館和博物館；向薩馬拉省等歉收地區的災民持續捐款，為斯摩棱斯克的貧困兒童孤兒院募捐，等等。契訶夫組織的範圍最廣、時間最長的一次募捐活動，是1899年到1902年協助雅爾達慈善協會為患有肺結核病窮人捐資建立寄宿公寓，甚至在契訶夫有生之年，還建起了寄宿公寓式療養院。至於在梅利霍沃莊園為農民免費治病，這已是作家必需的日常了。1901年，在給妹妹的遺囑裏，他囑咐瑪麗亞在她和母親去世後，「剩下的所有財產將由塔甘羅格市政府支配，用於人民教育需求」，又囑咐她要「接濟窮人」（俄文書信集第10卷，57頁）。
1891年，契訶夫在手記中寫道：「為公共利益服務的願望應該是靈魂的需要，是個人幸福的條件。」（俄文作品與書信全集，第17卷手記，3頁）作家畢生都在踐行這一信條。作家對自己的生活如此苛刻，對他人卻如此慷慨，其物質上的貧困難掩其精神上的富足。
薩哈林島上腳戴鐐銬的囚犯。
契訶夫的公民情懷：
「公正比空氣更珍貴」
1891年9月，契訶夫在給一位女作家的書信中提到，「對於一個客觀的作家來說，公正比空氣更珍貴」（俄文書信集第4卷，273頁）。生活中的契訶夫正是這樣一個視公平正義高於一切的人。他始終關註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國知識分子所關心的一切，包括囚犯流放地薩哈林島上的國民問題，日俄戰爭等國家問題。從契訶夫對這些在他走後多年仍沒有得到帝國政府解決的問題的態度上，可見作家的公民情懷。
1890年，哥哥去世，自我虛無使契訶夫陷入精神迷茫與委頓之中，為了尋找生命的意義和存在的價值，契訶夫決定造訪「人間地獄」薩哈林。出發之前，契訶夫駁斥了蘇沃林的「薩哈林島誰也不需要，誰也不會感興趣」的觀點，認為「俄國人考察薩哈林島時，做出了驚人的壯舉，為此可以將人奉若神明，而我們卻認為不需要這個。我們應該像去朝拜麥加一樣，朝拜薩哈林島那種地方」（俄文書信集第4卷，32頁）。滿懷虔誠的探訪心理，1890年4月21日，契訶夫從莫斯科雅羅斯拉夫爾車站出發前往薩哈林島，在那裏考察了三個月零兩天後，於同年12月9日返回莫斯科。在薩哈林期間，作家每天早上五點起床，對薩哈林島人口進行普查，走遍所有定居點，與每一個相遇的人交談，記錄下大約一萬名苦役犯與定居者的名字。經歷了地獄般的薩哈林之後，契訶夫重拾生活的信心，他同時意識到官僚體制對囚犯對流放地的歧視與偏見，認為俄國人的愛國主義流於紙上談兵，他們只不過以傲慢與自負代替知識，以懶惰與齷齪代替勞動，毫無正義可言。
正如納博可夫在【俄羅斯文學講稿】中所提到的，契訶夫從不參與任何政治活動，「並不是因為他對舊體制裏平民的生活困境漠不關心，而是因為他覺得政治活動不是他命中註定的道路：他也在服務民眾，只是以一種不同的方式。他認為首先需要的是公正，他畢生都在大聲疾呼反對種種不公」（納博可夫 2018: 287）。考察薩哈林及其後來出版的【薩哈林旅行記】（1895），不僅展現出作家對囚犯流放地普通民眾艱辛生活的同情，也是作家以其獨特方式抗議體制之殘暴不公的證明。
【薩哈林旅行記】作者：契訶夫，譯者：刁紹華 姜長斌，版本：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年1月
契訶夫對1904年爆發的日俄戰爭深感痛心與憂慮。無論身處何地，他都隨時關註報紙上關於戰爭的訊息。一向痛恨卑鄙謊言的契訶夫，被充斥著戰爭謬論和假象的報紙激怒。1904年4月，他計劃「如果七八月身體健康，就去遠東，不是以記者的身份，而是以醫生的身份」，因為「醫生比記者會看到更多」（俄文書信集第12卷，85頁）。作家決定以親歷親見，回擊所有的謊言。然而，1904年7月，契訶夫因病只得前往德國巴登維勒，在那裏永別了硝煙彌漫的人世間。
透過契訶夫書信的吉光片羽，可見契訶夫的精神世界。作家的謙和內斂，孤苦無奈，窘迫拮據，乃至家國情懷，值得後人在歷史的映像中不斷進行重塑。契訶夫書信，不單單是作家對其生活和創作的一種獨特的紀實性敘述，其中躍動著19世紀末20世紀初整個俄國文化和社會生活的脈搏。
作者/王麗丹
編輯/張進 劉亞光
校對/薛京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