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24日，徐州失守，國民黨部隊敗退。為攔阻日軍西進，蔣介石命令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炸毀花園口黃河大堤。鄭州東南40余縣被一瀉千裏的黃河水淹沒，數以萬計的老百姓被困在看不見盡頭的黃泛區，有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一片淒慘景象。
炸堤之前，國民黨西撤部隊途經豫東時，各縣黨部書記長和縣長隨軍而去，民運指導員也紛紛撤走。宋克賓離開了商丘，到了柘城，我和蔡洪範仍在虞城。
5月26日，國民黨的一個團進駐虞城縣城揚言要抗擊日軍、固守虞城。開會時，該團劉團長向縣長蔡洪範要木料、糧食等，蔡無力承辦，不敢應諾。我建議說："要保證木材和糧食的供應，縣政府必須移到城外辦公。"劉團長接受了我的建議，我和蔡洪範便帶著縣政府的全班人馬離城而去。臨出發時，征得蔡洪範的同意，我讓獄吏開啟牢門，釋放了全部在押犯人。我對犯人講了話，曉以抗日救國大義。偵緝隊長高國昌不同意，說："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們捉進來，就這麽放掉，以後怎麽辦案？"我說："他們是犯人，可也是中國人。放掉他們，對抗戰有利。"（其中的一個犯人袁天柱，後來成為抗日遊擊隊的支隊司令。)
出城後向西去，到了賈寨附近。我們正走著，忽見日軍的氣球騰空升起，接著，炮彈在西撤的國民黨隊伍裏爆炸，死傷不少人。追擊的日軍過後，我們撿到兩門迫擊炮，轉向東北。到了李新集寨前，遭到地主武裝的槍擊。我們邊還擊邊前進，把他們壓了下去。進了寨子，地主已跑，高國昌要追，被我勸阻。當天，我們就在地主家住了下來。不久，我們得知，駐守縣城的劉團於5月27日拂曉被日軍擊潰，虞城淪陷。
李新集是個大村子，有兩家姓石的大地主。地主家的財產很多，院子也很大。因這裏較偏僻，不易被日軍騷擾，我們便決定在此安營紮寨，擴充套件武裝力量，與日軍打遊擊。
在李新集住下後，我們開了一個會，決定成立豫東抗日遊擊司令部，統一發動和指揮豫東地方抗日武裝。豫東抗日遊擊司令部由蔡洪範任司令，我任政訓處長，劉國華（沁陽人）任參謀長，李得時（南陽人，後在夏邑抗日時犧牲）任副官長，程峻嶺（城裏私人診所的醫生）任醫務處長，屠躍南任軍需處長。偵緝隊編為一個大隊，高國昌任大隊長；警察隊編為一個大隊，陳寶璋任大隊長，民眾抗日自衛隊編為一個大隊，王少利任大隊長。同時，收編了很多地方武裝和一部份愛國青年，隊伍漸漸壯大。6月初，我們反攻虞城縣城。首戰告捷，士氣大振。之後，我們以"豫東抗日遊擊司令部"的名義，釋出安民告示，號召："有人出人，有槍出槍，軍民團結，消滅敵人。只有趕走日本鬼子，人民才能安居樂業。"
隊伍的壯大，帶來了槍支、給養、被服、財政等方面的嚴重困難。為解決困難，我們想盡了一切辦法。愛動腦筋的副官長李得時，從一個曾給姓石的地主當過管家的人那裏得知，地主家有很多錢財，埋在地下，如挖掘出來，能解決大問題。我們十分高興。經他指點，副官長李得時帶著幾個士兵，從地主草園裏的三個大草垛底下，挖出很多銅板，又在正房門前的台階下，挖出七八個大壇子。其中有一壇子銀元寶，每個元寶重40兩，其余壇子裝滿了銀元。我們把銅板裝在筐裏過秤，分給各連隊作菜金，把元寶拿到單縣賣掉，給士兵做了1000多套軍裝，印了一些宣傳品和空白委任狀，買了一些辦公用品。同時，用銀元收買了一些國民黨軍隊潰敗時留下來的槍支、子彈。我們又把地主的糧倉開啟，把糧食分給附近的窮苦百姓。自此，豫東抗日遊擊司令部名聲大振。
名聲一出去，豫東各縣的民眾抗日自衛隊都派人來找我聯系，要求收編。只要他們說對該縣民運指導員的名字，我就給他們編個番號，每100人左右編為一個中隊，500人左右編為一個大隊，指定地點集合、點編。他們臨走時，我對各縣的接頭人說："回去轉告各隊員，不許傷害國民黨部隊的潰散士兵，要想辦法收留他們的槍支。留槍時，要說好話，要給他們打收條，給他們點錢作為路費。收槍花的錢，可以來司令部報銷。"很快，部隊發展到幾千人。
6月10日左右，宋克賓聽說蔡洪範在虞城搞起了武裝。6月中旬，他們帶著僅有十幾支手槍和百十支步槍的人馬由柘城來到虞城，在空空的縣城裏駐了下來。商丘日軍聞訊，前去圍擊，把宋克賓和宋子剛等人堵在了城裏。因情況突然，宋子剛爬到梁頭上藏了起來，宋克賓從北門逃出，跑到了李新集。我和蔡洪範立即決定：派部隊增援虞城，營救宋子剛。為免遭日軍襲擊，我們馬上集合全部人馬，迅速出發，離開了李新集。先頭部隊未到縣城，日軍已聞風撤退。
在縣城外面，我們的部隊和宋克賓的部隊會師。我和宋克賓、蔡洪範、宋子剛開了個會，決定將遊擊司令部轉移到鐵路以南，以便和後方聯系。我們當即帶隊南下，並收編了一些地方武裝，部隊增加到五六千人。在蔡洪範的推讓和我們的舉薦下，宋克賓當了司令，我仍任政訓處長。這支抗日遊擊隊是當時活動在黃泛區以東的唯一的一支抗日武裝。
當時商丘地區的政治形勢是：國民黨政權已經垮台、敵偽政權尚未建立，各縣的土豪劣紳準備組織"維持會"，歡迎"皇軍"。我用"武裝請客"的方式把那些土豪劣紳請到司令部，把他們制作的"歡迎皇軍"的旗子亮出來，並問他們：你們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他們都說：是中國人。我說：你們既然是中國人，為什麽要歡迎"皇軍"呢？他們無言可答，有些害怕，怕我把他們作為漢奸處理。我一轉口氣說：你們既然是中國人，事情就好辦了。第一，不準你們借用日本人的勢力坑害老百姓；第二，不準把遊擊隊的活動情況報告日本人；第三，要求你們能把日軍的活動情況隨時報告遊擊隊。他們都同意以上三個條件。我請他們吃了飯，喝了酒，送他們回去了。用這樣統一戰線的策略對待土豪劣紳，為遊擊隊的活動減少了阻力。在工農群眾的配合下，我們打了幾個勝仗，拔除了日軍在隴海鐵路線上的幾個防護據點，收復了兩座被日軍侵占的縣城，得到一批戰利品，主要是炮彈、機槍、軍刀、電話機等等。
6月下旬，我們派秘書李洪同誌（地下黨員）赴洛陽，向第一戰區長官部匯報情況。同時，我讓他和中國共產黨河南省委取得聯系，並讓他向劉子久同誌轉達我的入黨申請。7月上旬，我們接到由淮陽地區行政專員轉來的程潛長官的電報，要我和宋克賓火速赴洛陽，我們兩人帶著幾個衛兵和一部份戰利品，坐著小木船，經過60裏路寬的黃泛區，到達了周家口（現在的周口市），日夜兼程到漯河，轉乘火車經鄭州到洛陽。到洛陽後，長官部政訓處長李世璋領著我和宋克賓去見程潛長官，匯報了我們的工作情況，受到了程潛長官的鼓勵和表揚。接著，政訓處為我們開了歡迎會。會上，李世璋表揚說："我們派了40名民運指導員去豫東工作，僅有葛佩琦一人留在那裏堅持下來，並做出了成績，大家要向他學習。"我們舉辦了戰利品展覽，洛陽各報紙報道了我們在豫東的抗戰情況。
有一天晚上，李洪同誌陪同劉子久同誌來到我住的旅館。劉子久同誌正式對我宣布："組織上已經正式批準你的入黨申請，由於你是老民先隊員，免除候補期，直接轉為正式黨員。"自一二·九以來，我爭取入黨的願望，終於實作了，我感到無比榮幸！我決心為革命事業奮鬥終生。
我向劉子久同誌匯報了我見程長官的情況，並說明長官司令部和河南省政府擬將"豫東抗日遊擊司令部"改為"豫東保安司令部"，由宋克賓擔任豫東地區行政專員兼保安司令，我仍擔任政訓處長。劉子久同誌表示同意。為避免意外，劉子久同誌和李洪很快就離去了。當時劉子久同誌的職務是河南省委委員、豫西特委書記，公開身份是八路軍洛陽辦事處主任。在離開洛陽之前，我去看望劉子久同誌，他交給我一個任務："做好宋克賓和官兵的統一戰線工作。為新四軍彭雪楓同誌率隊進駐豫東，建立抗日根據地，創造條件。"劉子久同誌寫了一封介紹信，要我交給雪楓同誌。
第一戰區長官部發給我們步槍子彈20萬粒、手槍子彈1萬粒、電台兩部、法幣5萬元。我和宋克賓帶著這批軍用物資回到豫東之後，有許多股自動成立的地方武裝要求收編，部隊很快就擴大了。按遊擊隊的編制，整編為三個縱隊，第一縱隊司令魏鳳樓兼鹿邑縣長；第二縱隊司令宋子剛兼虞城縣長；第三縱隊司令蔡洪範兼永城縣長。共有1.5萬多人，成為豫東一支最大的抗日遊擊隊。
1938年初冬，彭雪楓同誌率領新四軍遊擊支隊從確山竹溝鎮到了鹿邑縣，駐在王皮留村，我立即去聯系。雪楓同誌外出，未見。看到他的士兵還穿著單衣，我回到部隊後向宋克賓提出建議，要援助他們。宋克賓同意我的建議，撥給彭雪楓部棉軍衣300套。後來，彭部轉移到鹿邑城東的太清宮（老子的故鄉）。在那裏，我同彭雪楓同誌取得了聯系，把劉子久同誌寫給他的信交給了他，並向他匯報了豫東地區的抗戰形勢。他表揚了我，要我繼續做好統戰工作，有事和他直接聯系。
1939年春，彭雪楓同誌率部進到永城縣境，在與日軍作戰時犧牲了幾位戰士。在永城縣書案店為犧牲的戰士開追悼會，我代表豫東專員公署和保安司令部前往參加。大會上，我發表了"抗日烈士功在國家"的演講。會後，彭雪楓同誌約我單獨談話。交談中，我向雪楓同誌說明了宋克賓部將要改編、調離的情況，要求調到新四軍工作。他說：為了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你留在宋克賓部，比調到新四軍會起更大的作用。
【葛佩琦，1933年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在民族危亡的歷史關口，投身革命洪流。作為學生運動領袖，他在一二．九運動中加入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在抗日救亡一線曾兩次被捕，在獄中堅定不屈。1938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徐州會戰後，組織了黃泛區以東的唯一抗日武裝，之後深入日統區進行對敵策動和地下工作。解放戰爭時期，他以少將督查的名義打入東北保安長官司令部，搜集敵軍事情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