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新保安戰役片段（3）
周樹鈞
我回來後，把突圍的決定告訴了政工處和政工隊的全體人員，讓他們充分作好準備，並要把有關重要的指示檔完全燒毀，又讓炊事員多做了點幹糧，以備突圍後食用。
一切都準備好了，但到第二天早上還沒有接到通知，我跑到師部去打聽，馮說：「傅總司令又不讓突圍了，叫我們固守待援。」當時我想：這裏快彈盡糧絕了，怎麽能固守待援？ 「援」又在什麽地方呢？真是前途渺茫！
這時部隊為了固守待援、保存實力、減少傷亡，都在城內加強防禦工事，日夜趕修交通壕、掩蔽部和動員老鄉挖地洞，在零下二、三十度的凍結下，用洋鎬、鐵鍬掘土，猶如碰在石頭上一樣，用木柴、糞火烤，才算勉強能挖下去，戰士們個個累得渾身出汗，城內老鄉的門板、木料和柴草，家家被搜尋一空，不過工事卻做得相當堅固和嚴密。
我記得有一天從城內西北角駐地到東北角軍政工處去開會，幾乎完全是從交通壕走去的，並且在地面上也看不見一個人，好像是都轉入地下活動。
還有一次，我到常效偉副師長那裏看他的傷，他正躺在炕上，面色很蒼白，還是不能行動。師部為了保護他的安全，就在炕上給他搭了一個比較堅固的小掩蔽部，四角用四根大圓粗柱子頂著，上面蓋了有三尺多厚的木柴，門板和泥土，同時把窗戶用磚頭，瓦片密封起來，只在炕沿上邊留一個小口能送飯送水，家裏黑得什麽也看不見，炕上點了一盞煤油燈，發出微弱的藍光，真好像進入了鬼的世界。
他的心情很不好，問我這兩天外面的情況怎樣，我能說些什麽呢？只能說些好聽的，盡量安慰他，讓他安心靜養（後來聽說新保安解放後，他在涿鹿解放軍野戰醫院因病重而死）。
在進入新保安的頭幾天，還沒有感到糧食緊張，因為各部隊從張家口起身時，都還補充了點給養。但到了十二月十三、四日，有的連隊就沒有吃的，開始發生了恐慌。我到軍政工處把這個情況向張鴻恩處長反映後，張說：「總部已決定派飛機來給我們空投。」
不提空投還倒罷了，提起空投，確實使人大傷腦筋。總部每天都派飛機來，不是空投彈藥，就是空投大米、曲奇，但新保安城在解放軍四麪包圍之下，僅剩下小小的一塊地方，飛機飛得低了，怕遭到解放軍炮火射擊，飛得高了，空投又沒有把握。
我們經常看到降落傘在頭頂上下降，但落下來卻跌到城外，只能是伸長了脖子「望空興嘆」！
為了擴大空投場地，有一次我師奉令配合二六七師向東門外車站發動進攻，在強大的炮火掩護下，二六七師連續猛攻了九次，都被解放軍打垮了。
可憐的「王牌」軍，就連攻擊這一個據點的力量都沒有了。
靠空投不解決問題，想擴大空投場，又碰了釘子，但部隊不吃飯是不能打仗的，這就叫軍需處向地方上老鄉家裏去「買」，最初還能「買」到點，後來被「買光」了，就只得煮馬料吃。但馬料也不多，怎麽辦呢？有人建議說：「看見張家口和我們一塊來的那些先生太太們的汽車上帶有糧食，可以向他們借一點或買一點。」
我認為這個建議很好，馬上請示軍政工處，經同意後，就邀請這些人到新保安鎮公所開了一次座談會。那次座談會由我主持，到會的有二三十人，首先我把新保安的「敵」我情況作了個介紹，大意是說：從目前來看，解放軍數倍於我軍，把我軍包圍了。但解放軍內部復雜，有東北的，有華北的，還有地方團隊，都各行其是，指揮不能統一，戰鬥力不強。
其次他們的士兵大部份都是俘虜國民黨軍的，只要我們打得好，就能夠調轉槍口對準他們。再說三十五軍久經考驗，裝備精良，意誌堅定。而且有傅總司令守天鎮、守涿州、守太原、守綏包的傳統經驗，是能夠守得住的。
同時，我們要相信傅總司令，這是他最基本的部隊，他決不會丟下我們不管的。現在我們同一命運，希望幫助軍隊固守待援，共濟時艱。接著就說明當前部隊糧食緊張情況，要求大家予以支援。這時有許多人就當場表示，願意把所攜帶的糧食，盡量借給部隊，隨著其他人亦均表示贊同，結果甚為圓滿。雖為數不大，但也解決了一部份問題。
城內的傷病員工作，也是個最頭痛的問題。傷兵一天一天在增加，最多的時候達到了三千多人，平均五個人裏就有一個傷病員。他們幾十個人擠在一間小屋裏，睡在很薄的鋪草上，夜裏凍得發抖，有許多人的傷口因醫藥缺乏，都發了炎，成天在呻吟著，傷病員見了我們只是落淚。
這些問題我們因解決不了，都采取了回避態度，不去看他們。這樣他們對我們意見很大，部隊的下級官兵也對我們意見很多。為了安定情緒，挽回人心，最後由軍和師的政工處、軍醫處合組成一個慰問組，到各個醫院——實際上是收容所，去慰問了一次，每人發給偽金元券三五十元不等，借示撫慰。
十幾天過去了，解放軍並沒積極攻城，而我們卻悶得發慌，認為這樣守下去究竟能得個什麽結果呢？有一次三○三團王達五副團長向我說，他問樊參謀長：「我們內無糧彈，外無援兵，還守個什麽？」樊說：「我們現在是守‘立場’哩。」我聽了哈哈大笑說：「對！我們是替傅作義守‘貞節牌’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