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 受訪人：Henk W. Volberda ——阿姆斯特丹大學商學院戰略管理與創新學教授，他同時還擔任阿姆斯特丹大學商業創新中心科學主任。 Volberda 長期以來關註荷蘭本土高新企業發展，在有關營商環境戰略調研方面有著豐富的經驗。 】
集微訪談： 最近有一則引發全球半導體圈的惹人註目的新聞，ASML一度被盛傳考慮把總部搬離荷蘭，荷蘭政府為了留住ASML，發起了「貝多芬行動」，並且決定投資25億歐元，您覺得「貝多芬行動」的挑戰性主要有哪些？
Henk Volberda： 最近ASML的CEO表示公司正在考慮總部的重新選址，不確定荷蘭是否還能讓企業繼續保持成長，所以有可能把總部搬到荷蘭之外。ASML是荷蘭國內最大的企業之一，年營收差不多280億歐元，研發投入45億歐元左右。政府為了挽留ASML，於是發起了「貝多芬行動」，並決定投資25億歐元。
這25億歐元的流向，主要有三個部份。首先是住房建設，因為ASML的很多員工都來自全球其他國家，他們在當地上班辦公，需要配套性的居住公寓；其次是教育投資，主要給當地的大學，這對科技公司的人力資源是很重要的。
第三點是投資當地的基礎設施建設，讓總部所在地和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看齊。
我認為ASML總部的基礎設施建設其實算相當不錯了，但由於人口擁擠，業務繁忙，所以需要進一步提升。
ASML的CEO為何抱怨國內的營商環境不好？主要是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在去年也就是2023年的10月27日，荷蘭國會（House of Parliament）決定終止所謂的「高科技專家稅收規則」。這條規則規定高級工程師不用繳納全額所得稅，有30%的稅收折扣。這對雇員構成非常國際化的ASML來說是很重要的；還有，荷蘭政府修改了股票回購和稅收的關系，股票回購導致股價上漲，會多交18%的稅。這就是為什麽ASML的CEO認為荷蘭的營商環境不好，政治決策和商業規劃脫節了。
第三點，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荷蘭政府原有一個投資科技公司、高校和科研機構的210億歐元的發展基金被國會叫停，打算重新調整用途。
第四點，荷蘭的教育部門最近也在改革，決定讓大學本科教育增加荷蘭語修課。荷蘭很多大學的學生都來自北美、中國和歐洲其他國家，國際生占比高達65%，這些理工科學生畢業後很多都進入ASML和NXP等大型半導體公司工作，讓他們在本科階段就要增加荷蘭語學習，無疑會降低對國際生源的吸重力。
第五點，高科技公司在荷蘭原本有「創新-減免」稅收政策，即（innovation box），允許研發密集型公司為其研發投資實作的利潤繳納更少的稅。 它們無需繳納 25.8% 的普通關稅，而是只需繳納 9% 的稅。 然而，國會議員多數議員認為這項財政規則的吸重力下降。
總而言之，對ASML和其它大型跨國公司來說，荷蘭國內出現了太多不確定因素，像ASML這種連續成長了20、30年的大企業是很討厭不確定性和潛在風險的。綜合來看，荷蘭對半導體公司有不少積極正面的支持扶植政策，但因為稅收體系的改變等因素變化，讓國內的營商環境吸重力正在下降。企業在抱怨各類政策變化的同時，也在擔憂各種不確定性的增加。畢竟，目前荷蘭政府處在換屆的敏感期，距離新政府上台還需要一段時間，目前各黨派正在為自己利益不斷討價還價。相對來說，一些比較新的政黨，其執政視野更多瞄向國內，他們希望減少移民數量，其競選口號和執政方針有一些像美國的「杜林普新政」。所以，ASML會覺得國內的營商環境變差了。
集微訪談： 綜合以上各因素，如基礎設施建設，稅收改革，教育改革等等，可以說是總部在荷蘭本土的半導體公司比如NXP和ASML所共同面臨的問題？
Henk Volberda： 是的。目前正在調整中的各類政策對我們營商環境不利，政府需要負擔起更多責任，比如在住房、教育和基礎設施專案上預留5億歐元；財政部門也在提議保留專家免稅條款和穩定股票回購征稅政策，但財政部門還需要發掘新的預算來源，而且也需要得到議會的批準。
所以，在真正能決定經濟事務的重大問題方面，政府和議會是有分歧的，現在的各種決策顯然不利於投資和營商環境的改善，在政黨輪替階段，很多決策的下一步走向未定，這也給「貝多芬行動」帶來了很多不確定性。
集微訪談： 之前很多荷蘭的大型公司，比如殼牌和聯合利華都把總部搬離了荷蘭，但荷蘭政府這次顯然認為ASML不一樣，是必須要留住的。
Henk Volberda: 是的，殼牌和聯合利華也搬遷了，他們把總部搬到了英國，但背後的原因也是因為它們本來也是雙總部的企業發展戰略。盡管如此，這些看起來搬走的公司在荷蘭仍然非常活躍，在荷蘭有很多營業活動，但從長遠來看這對荷蘭來說不是一個好的發展前景。
還有其他大型荷蘭公司也在重新考慮他們的商業模式並考慮搬遷。我們在荷蘭每年都在做有關商業環境調研的工作。在這個過程中，我確實看到了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在應對各種問題方面不太積極。目前企業方主要的擔憂是諸多規則和政策在政府層面有太多不確定性。因為債務、投資、氣候和生活質素息息相關，在荷蘭工作和生活的當地人對生活質素的感知度是非常高的。對高科技企業來講，荷蘭的投資環境還是有不少積極正面因素的，比如數碼化基礎設施建設等等。
現在荷蘭很多大型公司的行政總裁在站出來警告政治家要小心行事，他們認為，荷蘭有很多跨國公司，客戶也是全球性的，損害本土公司的利益也會損害客戶利益，從長遠來看，營商環境的惡劣顯然對這些全球性的客戶也是很不利的。
集微訪談： 對於NXP和ASML來講，這些大型半導體公司是荷蘭和歐盟科技政策的連線紐帶。荷蘭可以以此借力，拿到歐洲芯片法案的一些補貼。「貝多芬行動」的部份資金來源是否也來自歐盟方面？
Henk Volberda: 三年疫情讓歐盟認識到，在半導體領域歐洲對外的依賴度是很高的，政策的制定方向是希望更能戰略自主，這是「歐洲芯片法案」出台的初衷。以此為助推，台積電在德勒斯登，英特爾在馬德堡都在建新廠，特斯拉在柏林也有大型工廠，我們可以看到，德國和法國這些歐洲大國在法案中的話語權很高。
為什麽台積電選擇在德勒斯登而非燕豪芬建廠，而且NXP也跟隨台積電過去？這主要是因為德國願意給高達120億歐元的補貼，其中很大一部份來自德國政府。所以我們看到，荷蘭的營商環境總體來看不差於德國和法國，但大型半導體公司還是選擇了這些大型國家，原因之一就是補貼、資助計劃。
集微訪談： 最近一段時間，美國政府收緊了光刻器材進出口管制規則，這會對中荷兩國的半導體商貿造成什麽影響？
Henk Volberda： 這個問題對我來說有一些難以回答，這其實是個地緣政治問題。中美在半導體進出口問題上出現了一些緊張局面，有關半導體的戰略自主權，以及美國認定的某些盟友國家將在多大程度上在戰略性科技自主方面協助第三方國家等問題上，也是有分歧的。美國卡的是EUV這種非常先進的光刻器材，這些器材大約只占ASML光刻器材總量的2%左右，不過，進出口管制肯定會對ASML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集微訪談： 前一段時間荷蘭首相呂特訪華，並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進行了會談。半導體業界判斷，呂特帶來的議題方向之一是光刻機在華銷售和維護問題。公開的資訊顯示，雙方就俄烏沖突問題也談了很多。呂特被認為是下一屆北約秘書長的熱門人選，荷蘭政府的重大認識變動，會對中荷雙邊關系造成什麽影響？
Henk Volberda： 中國是荷蘭重要的商貿夥伴，這是荷蘭首相訪華的最主要原因。我們與中國在各方面都保持著良好的合作關系，作為商學院教授，我有很多中國學生，包括不少的博士生。
對於荷蘭首相呂特來說，與中國保持良好的關系非常重要，雙方討論的重要部份應該有貿易和技術談判等。ASML仍然保持了對華市場的大量出口，但由於外部的政治局勢，荷蘭又不得不和一個重要夥伴美國在出口管制問題上保持一致，我不認為美國的插手會真正撼動中荷兩國的商業往來。但俄烏沖突則是另一個繞不開的話題，作為下一屆北約秘書長的熱門人選，呂特希望能在俄烏沖突問題上得到中國幫助，畢竟，中國也是俄羅斯的親密合作夥伴。
另外還有一點，很多大型的中國跨國公司也在歐洲設有分部。我們也許希望越來越多的中國公司把歐洲總部設在荷蘭，利用好荷蘭的商業基礎設施。
集微訪談： 日前傳出訊息，美國和歐盟承諾將合作期限延長三年，以辨識半導體行業的幹擾，特別是針對主流的「傳統」芯片。雙方打算繼續收集和分享有關非市場政策和做法的非機密資訊和市場情報，承諾就計劃采取的行動進行相互磋商。歐美的這種合作，會對全球半導體供應鏈造成什麽影響？
Henk Volberda: 我以電池行業的原材料為例回答這個問題。歐美審查中國某些行業的供應鏈，是因為在這個領域中國幾乎是是完全獨立的，而且歐美又非常依賴中國。在電動汽車所需的電池原材料方面，歐美還在找替代方案。
集微訪談： 去年下半年以來，中國半導體資本市場正在發生變化，監管機構逐漸加強了對企業財務指標的稽核，提高了IPO的門檻；同時在市場出清的大環境下，業內不少細分賽道並購整合的呼聲很高，如何看待中國半導體市場新一輪的結構性調整？
Henk Volberda: 我現在還不清楚中國資本市場監管機構加強IPO資質稽核的具體原因，但半導體市場強調的是創新性，創新性代表了企業的成長性，對那些破壞公平市場競爭環境的公司需要做出一些懲罰，市場需要出清。
在荷蘭，基於自由市場經濟理念的並購是很正常的，並且會時常發生，這是資源最佳化配置和市場出清低效產能的重要手段之一。除非並購方來自海外，而被並購方是本土的某些關鍵技術類公司。如果一家外國公司想要進入電信行業，那麽可能出於戰略原因，我們荷蘭的監管機構估計也會出手幹預。但如果不是關鍵高科技基礎設施行業，那就要取決於市場的自發行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