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以色列輿論漸變，新納粹一詞再不為過
從去年10月哈馬斯閃擊到今年4月巴以交火，這輪以巴沖突不僅烈度超乎想象，也嚴重沖擊以色列的國際形象。
以色列被指控進行長達75年的種族隔離、對巴勒斯坦領土長達56年的占領、對加沙長達16年的封鎖，且涉嫌違反1948年的【防止及懲治危害種族罪公約】和國際法中有關加沙走廊巴勒斯坦人的義務規範。 國際法院也在1月26日作出臨時判決，要求以色列必須避免種族滅絕發生。
雖然英美法德等西方國家都表態不同意種族滅絕指控，但這些官方聲明連說服本國民眾都有問題，自然也很難逆轉全球輿論格局。例如根據【經濟學人】1月民調顯示，有超過三分之一的美國人認為以色列正對巴勒斯坦人實行種族滅絕，這個回答在18-29歲的受訪者中甚至高達49%。
而聚焦以色列形象的民調證據同樣鮮明。根據【時代雜誌】1月披露的美國莫寧咨詢公司調查結果，自加沙戰爭爆發以來，世界各地對以色列的支持度大幅下降：在接受調查的43個國家中，有42個國家出現了下降。
整體來說，全球輿論對加沙戰爭的看法高度趨同：不論以色列有什麽理由，這場戰爭明顯缺乏正當性，其所導致的死傷更讓以色列的形象經營前功盡棄，甚至正在透支二戰以來的輿論格局，讓以色列從曾經的大屠殺受害者徹底墮落為冷血新納粹。
首先觀察以色列的新納粹形象起源。基本上這一形象不是源於這次沖突，而是早在上世紀以色列建國後，就已被部份以色列、阿拉伯、西方知識分子提出。例如哲學家漢娜·鄂蘭就曾提到，以色列建國解決了歐洲的猶太人問題，卻制造了大量阿拉伯難民。
而且猶太歷史學家傾向將猶太人描繪成歷史的受害者、而非歷史的創造者，等於是讓猶太人擁有了永恒的善良身份。鄂蘭更在1948年直接將以色列自由黨與納粹進行比較，稱前者的組織、政治哲學、社會基礎，都與納粹及法西斯政黨高度相似，是我們這個時代最令人不安的政治現象之一。
以色列哲學家耶沙亞胡·萊博維茨也在1968年提出，猶太人對巴勒斯坦領土的持續軍事占領，必然導致以色列國防軍的道德淪喪，並痛批以色列正將士兵變成猶太納粹分子。
例如德國政治學家、柏林國際反猶太主義研究中心主任基利門斯·赫尼就認為，將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與納粹主義相提並論純屬顛倒是非，是極其激進的反猶宣傳；拜登也表示，將納粹德國與以色列進行比較，是對大屠殺的軟性否認，是不否認卻顛倒事實，把受害者說成加害者，而這種錯誤的比較淡化了大屠殺的本質，比直接否認更狡猾。
當然，上述說法的深層脈絡，也有部份出自西方行之有年的大屠殺獨特性論述，也就是認為猶太大屠殺不能被與其他屠殺相比較，因為這場屠殺是人類歷史中獨一無二的存在。
整體來說，正因當年納粹大屠殺的圖騰過於鮮明，所以套用到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身上，增加了不少論述的沖擊性、歷史諷刺感。只是這些套用確實不能排除反猶主義的潛流，盡管其占比可能不高、甚至極低，卻畢竟在西方社會歷史悠久，且是導致納粹成功動員大屠殺的原因之一。因此長年以來，將以色列與納粹相提並論、或在以巴沖突上套用大屠殺敘事，都是某種危險的政治不正確，容易被反猶、否認大屠殺等敘事攻訐。
但從近20年的局勢發展來看，兩個現實正在改變二戰之後的輿論格局，讓以色列是新納粹的論述越發不受反猶主義的陰影掣肘。
首先是以色列的狀態。顯而易見，如今的以色列已非當年脆弱無祖國的猶太社區，卻還持續以受害者自居，這種作法不僅很難引發共鳴，還會強化以色列把大屠殺當道德免死金牌的形象，甚至連自己人都看不下去。例如立場左翼的前以色列議長亞伯拉罕·伯格就曾嘲諷，以色列人已經武裝到牙齒超過60年，擁有軍隊和特種部隊，擁有猶太人從未擁有過的能力，卻還每天害怕。
而2023年10月這輪以巴沖突的炸裂，無疑加劇了前述輿論格局的傾斜，讓以色列是新納粹的敘事更有市場。
例如沙特國王大學的政治社會學教授哈立德·達希爾就在沖突不久後公開批評以色列以納粹風格推行其政策，稱以色列正在發動戰爭、屠殺和沒收土地，以建造定居點並迫使原住民流離失所。誰反對，誰就會被指控為反猶主義，但正是他們從德國帶來了納粹主義。
2023年12月，美國知名記者瑪莎·格森在【紐約客】上撰文講述加沙戰爭，文中譴責哈馬斯10月7日的襲擊暴行，同時也批評以色列轟炸加沙走廊，堪比納粹清洗東歐貧民窟。可想而知，這篇文章引來德國以色列協會的抗議，瑪莎·格森的獲獎資格一度受到影響，不過因頒獎單位力保，最後還是以推遲典禮、縮小規模的方式，讓瑪莎·格森成功領獎。
2024年2月、國際法院對以色列種族滅絕案作出臨時判決不久後，巴西總統盧拉公開發聲，稱以色列正對加沙走廊的巴勒斯坦人實施種族滅絕，這不是一場士兵對士兵的戰爭。這是一場準備充分的軍隊與婦女兒童之間的戰爭，盧拉更表示加沙走廊巴勒斯坦人民所發生的事情在歷史上從未發生過，除了希特拉決定屠殺猶太人的時候。
當然，以色列也為此暴跳如雷，並將盧拉列為不受歡迎人物，稱除非盧拉道歉否則將被拒絕入境，但盧拉無動於衷，巴西外交部則直接召回了駐以色列大使。
顯然，在以色列兵強馬壯、持續大開殺戒的現在，大屠殺受害者身份越來越難遮掩加沙的遍地鮮血，倒是以色列是新納粹的論述越來越有市場，且論者所要付出的政治不正確代價比過去任何時候都低。
當然從更嚴謹的角度來看，以色列是不是新納粹或許是學術問題；但在現實世界中、尤其是加沙戰爭正在進行的當下，這個敘事毫無疑問是輿論問題。而民眾要形成這種認知，其實也無須研究與爬梳學者的長期辯論，而是在事件進行的時空中，觀看媒體報道、社群討論、人物的相互博弈，直接就能疊加情緒感受形成認知。
有趣的是，這次美國媒體一如既往，都對沖突采取了親以色列的報道立場，例如聚焦10月7日閃擊造成的以色列傷亡、用極度煽情的語言講述哈馬斯的殺戮、片面強調美國在沖突後出現了反猶事件、嚴重回避巴勒斯坦兒童與記者在戰爭中的死傷，卻還是無法讓輿論的風向一面倒同情以色列，更無法阻止「以色列是新納粹」的批評敘事壯大。
原因之一，是美國當下閱聽市場的年齡分層：傳統印刷媒體、有線電視主要覆蓋中老年閱聽人，年輕人則更多是透過TikTok、YouTube、Instagram和Twitter了解這場沖突。換句話說，後者不易被美國傳統媒體的親以立場所網羅，反而很容易在新舊媒體之爭、真相vs假象、事實vs宣傳的視野下，更加排斥親以的戰爭敘事，認為傳統媒體與猶太金融資本沆瀣一氣，已經毫無公信力可言。
但最主要的原因，當然還是出在以色列自己。沖突發展至今，以軍已在加沙造成數萬平民死傷，即便以色列曾有哈馬斯先動手的輿論防護罩，在如此不成比例、形同屠殺的報復下，也早就被槍林彈雨震成碎片。
但以色列猶嫌不足，不僅揮舞染血雙手繼續殺戮，還讓外交官全球出擊，頻上節目、投書媒體為軍隊暴行辯護，滿嘴「以色列不以平民為打擊物件」的睜眼說瞎話，同時又把所有批評聲音打成反猶主義，稱外界指責都只是為了詆毀以色列。如此大言不慚、強詞奪理，只能更加暴露西裝筆挺下的泯滅人性，同時激化同情巴勒斯坦方對以色列的負面觀感。
到頭來，輿論恰如流水，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新納粹諷刺能從能從過去的大逆不道、冒天下之大不韙，轉為今日的雖爭議卻有市場，以色列要負最大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