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14年後，英國工黨取代保守黨重回英國政治舞台中心。英國新首相、工黨領袖斯塔默在勝選演講中表示：「變革從現在開始。」
然而，從停滯不前的經濟增長、搖搖欲墜的公共服務、長期的住房短缺到不斷增加的債務，工黨面臨一系列棘手的經濟挑戰。
英國財政研究所（IFS）所長莊遜（Paul Johnson）認為，經濟增長能給英國財政帶來喘息空間，但近年來英國經濟增長始終乏力，「要實作真正的變革，需要將實際資源擺上桌面。但工黨的宣言中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工黨有計劃從什麽地方籌集資金。」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公共政策學院教授戴維斯（Richard Davies）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長期來看，英國經濟最糟糕的場景是「走上意大利的路徑」，即15~20年沒有增長。他認為，英國需要克服債務問題，對英國經濟進行投資，提高生產率。
英國經濟面臨的多重挑戰
IFS稱，英國已從2007年前工齡勞動群體收入增長最快的經濟體之一，淪為表現最弱的之一。盡管國際經濟增長全面放緩，英國從2007年到2019年的增長率（6%）也要遠低於美國（12%）和德國（16%）。自2020年以來，英國的相對表現也沒有改善。
戴維斯認為，2008年金融危機中，美國和英國的生產力都受到了打擊。但自那以後，美國的生產力相比英國實際上大幅上升。「我認為，這歸結於金融。」他稱，美國「有一個更大得多的資本池」，因此一家初創公司拓展需要的融資步驟都在美國，這意味著有好點子的人可以在美國發展業務、僱用人員，推動經濟變得更有生產力。
在經濟生產率停滯不前的背景下，英國民眾的收入也沒有增長。根據IFS的數據，從上屆工黨政府執政的最後一年（2009~2010年）到去年（2022~2023年），收入中位數僅增長了6%。平均薪金增長也非常緩慢，2023~2024年的平均稅前薪酬僅比2009~2010年的水平高出3.5%。由於增稅影響，高收入家庭總收入增長率僅有1.5%。
同時，英國通貨膨脹率一度在2022年達到創紀錄的11.1%，侵蝕了家庭的消費能力。數據顯示，自2010年以來，英國實際薪金幾乎沒有增長，英國智庫決議基金會也估計，2023年的實際平均周薪比2008年金融危機前的水平還要低205英鎊。
在英國，民眾的生活質素也在下降。根據英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1年，英格蘭62%的家庭擁有自己的住房，低於2008/2009年度的68%。根據英國房地產公司Zoopla的數據，目前英國家庭平均將超過29%的稅後收入用於支付房租，高於2010年的24%。
在這13年間，雖然「絕對貧困」率下降了3.4個百分點，但也只有前一個13年間下降速度（16.2個百分點）的五分之一。一些衡量貧困的指標更是明顯惡化，例如，在約4240萬勞動適齡人口（16至64歲）中，有280多萬人因長期健康狀況不佳而失業，表示無法為家中取暖的工作年齡人口比例從4%上升至11%（460萬人）。
在公共服務方面，英國引以為傲的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也捉襟見肘。斯塔默的前任、英國保守黨前首相蘇納克曾承諾降低NHS的候診等待人數。但在英格蘭，等待非急診治療的患者人數已從他承諾時的610萬攀升至今年3月的約630萬。
工黨的解決方案
英國智庫決議基金會在6月的一份報告中寫道，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英國經濟就停滯不前。而改變這種情況，需要企業和政府大幅增加投資以提高生產率。因為增加投資將提供「基礎設施、器材和研發，從而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有了更高的生產率增長，就會有更高的本地生產總值（GDP）增長和更高的薪金。
在工黨的競選綱領中，承諾將恢復經濟增長作為其首要任務，為此，新一屆英國政府將增加公共投資、新工業戰略並實行政策改革。但與此同時，工黨還面臨著高企的政府債務，與是否要增稅的艱難抉擇。
根據ONS數據，截至2024年3月，英國的公共部門凈債務為2.6465萬億英鎊，占GDP的96.5%。這是近年來的最高水平，接近20世紀60年代初的水平。而IFS的研究發現，英國的稅收水平也已達到了歷史高位。2023/24財政年度的稅收收入占GDP的40%左右，這是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的最高水平。
全球經濟分析公司BCA Research首席地緣政治戰略師格特肯（Matt Gertken）也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英國私營部門去杠桿化已迫使政府近年來大幅增加借貸，公共債務顯著擴張，而工黨的社會支出計劃將對國家預算施加巨大壓力。
他稱，雖然工黨在競選中承諾不大幅提高主要稅種的稅率，現有的稅收計劃僅包括加強執行手段、減少漏洞以及增加資本利得稅率等，但在工黨的五年任期內，支出超支將導致通脹壓力回升，因此需要穩定預算並籌集比預期更多的資金。
對於增稅的前景，戴維斯表示，英國需要增加稅收收入。「我們有高債務與GDP比率，對公共支出的需求也很高，比如學校、醫院、老年護理等，因此需要增加稅收收入。」他稱，有報告和暗示表明資本利得稅和資產稅可能需要上調，但如果英國希望成為開放的經濟體吸引投資，就必須在如何增稅上作出權衡。
但戴維斯認為：「我不認為會有一些人所報道的那種非常具有懲罰性的稅收，如果那樣做，你會嚇跑所有這些投資組合流入和外國直接投資，而作為一個國家，我們需要這些外國直接投資。因此，我不相信政府會做任何會嚇跑這些投資的事情。」
格特肯則表示，斯塔默在這方面有民意的支持，「絕大多數選民認為應該增加對企業和富人的稅收」，增加稅收將有助於為社會穩定「付費」，並有助於控制債務成本和通貨膨脹。
(本文來自第一財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