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晨/文
美國悖論
2024年的美國大選即將揭曉。代表著嬰兒潮一代的杜林普與比他年輕了一個世代的哈裏斯對決，再次突顯美國的分歧與撕裂。此次大選可謂戲碼不斷，從7月初杜林普遇刺後帶來的人氣爆棚，到7月底拜登讓賢哈裏斯，民主黨果斷換馬激發民意飆升，選情此起彼伏。根據【經濟學人】的最新預測，杜林普這次有53%的可能性贏。【金融時報】的最新民調也顯示，在經濟議題上杜林普第一次領先，44%的人更相信杜林普管理經濟；相比之下，43%的人更相信哈裏斯。不過，野村證券提出，市場針對杜林普的對沖過度，可能出現哈裏斯支持率比預期高、大選陷入僵局的結果。對美國選民而言，工作和生活成本等經濟問題是他們最關心的議題。
這可能是結果最接近的一次大選。穿透大選的喧囂，美國自身的「悖論」更值得我們審視，整體而言有三個方面：第一，創新者與保守者合流，以馬斯克全力支持杜林普最有代表性。第二，超級富豪對選舉的影響力與日俱增，金權政治將進一步被寡頭所掌握。第三，對美國經濟向好與否的「體感溫度」不同階層的感受大相徑庭。
日益極化的政治觀念
如果要從一個人身上看到美國的成功和挑戰，這個人一定是馬斯克。他是幾周前成功回收發射星艦的SpaceX的老板，同樣也是一個剛剛向杜林普捐款7500萬美元，並且每天隨機給一位簽署支持美國憲法第一和第二修正案（言論自由與合法擁有槍支）註冊選民派發100萬獎金的人，當然還是完成Robotaxi（無人駕駛出租車）首秀，卻還是讓人們大喊不過癮的人。
在大選進入最後沖刺階段，馬斯克更是在最大的搖擺州賓夕法尼亞州安營紮寨，幫助杜林普拉選票，誌在必得。為什麽馬斯克會如此支持杜林普？
在商言商，馬斯克的首要目標是希望影響未來政府的政策能夠推動加速去監管，為自己旗下的SpaceX和特斯拉的持續發展掃除障礙。馬斯克最大的擔心是監管跟不上創新的步伐。按照另一位支持杜林普的大佬黑石老板蘇世民的話說：「拜登的經濟、移民和外交政策正在把這個國家引向錯誤的方向。」
換言之，馬斯克代表了一個持續不斷創新的美國，他旗下兩家創新公司的持續突破都需要更為寬松的監管環境。
特斯拉正在經歷巨大的轉型，全球電動車市場已經是大片紅海，中國車企在電池和電動車制造領域開始全球領先，而特斯拉自從2020年Model Y之後，再沒有新車型推出，轉而加碼自動駕駛、Robotaxi和機器人Optimus。面對市場的變化，特斯拉正在重新定位，逐漸轉成一家探索未來的AI自動化公司，但自動駕駛要是想能真正快速得到推廣，還需要更為寬松的監管環境。
馬斯克預測明年FSD（特斯拉的全自動駕駛技術）可以在全美全面上路，前提是被核定為L4級別，即車輛在限定的道路及環境中能夠完全自主完成駕駛任務並監控駕駛環境，無需人類駕駛員的幹預。而目前特斯拉的自動駕駛技術只被認證為L2，要求駕駛員的手還不能離開方向盤，時刻保持對車輛的監控，隨時準備接管車輛。這距離Robotaxi取消方向盤的設計差距可謂十萬八千裏。
杜林普已經宣布，如果競選獲勝，會任命馬斯克為幫助美國政府瘦身的「效率部」（Department of Efficiency）部長。盡管可能存在巨大的利益沖突，此舉卻可能讓馬斯克成為美國政府的「改革沙皇」，推動美國監管政策的改革。而他瘦身的大刀也很可能砍向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推動拆分谷歌的反壟斷調查，星鏈和X最重要的監管者，目前的監管限制了星鏈在更低軌域部署更多衛星）和美國交通部（自動駕駛監管部門）。
如果說特斯拉在美國推行自動駕駛面臨諸多挑戰，NASA和SpaceX的關系則體現了美國政府與創新企業共生的一面。NASA是SpaceX的衣食父母，如果沒有NASA的訂單，SpaceX早在2009年就破產了。可見即使屬於官僚體系，NASA也能做到與時俱進，不歧視民營企業，也不會被波音和洛克希德·馬丁等這樣的航天巨頭企業利益捆綁，這算是美國開放的一面。
但SpaceX與波音這樣的巨頭有著巨大的區別，波音不會為航天而冒險，因為它已經習慣了NASA發包訂單的原則，也就是成本之上再加固定利潤的方式。原本這種方式是為了鼓勵企業參與到國家推動的創新上，讓國家兜底企業的風險，可時間長了就演變成了各種重大專案費時、費錢、費力的情況。波音牽頭研制的下一代火箭太空發射系統（SLS），自2010年代開始研發，已經花費了200億美元，到現在還沒有試飛。
而SpaceX最大的特點就是，NASA雖然是它最大的客戶，但它絕不會為此就不與之競爭。在未來的太空競賽，尤其是馬斯克殖民火星的夢想上，SpaceX很可能是美國政府的直接競爭對手。
杜林普上台有助於馬斯克營造一個與NASA競合相對寬松的監管環境，讓SpaceX既能夠持續獲得更多NASA的訂單，又能更高頻次地發射，盡快達到火星計劃所需的同時發射上百枚星艦火箭的能力，還可以讓星鏈在低地軌域上部署更多衛星，快速擴張業務，帶來更充沛的現金流。
商業考慮之外，收購推特兩周年後，馬斯克的政治觀念也日益極化，推動了他投向杜林普的懷抱。兩個人的相似之處越來越多。
據傳，在自己不是特別懂行的領域，馬斯克很容易受最後一個跟他聊天的人的影響。比如收購推特之後，到底該裁員多少人，馬斯克心裏並沒有多少定數，經常反復，就是因為耳邊嚼耳根的人很多。
貼近杜林普的人也表示，如果杜林普這次能夠當選，他選人最重要的標準就是忠誠測試。同樣，馬斯克也很在意團隊的忠誠。收購推特之後，他質疑整個團隊的忠誠度，擔心有內鬼，要求員工經過忠誠度測試，並據此又裁掉了1500人。
超級富豪：兩邊下註或紛紛站隊
馬斯克對杜林普的支持並不是孤例，比爾·蓋茨就向哈裏斯捐助了5000萬美元。事實上，哈裏斯獲得了超過20位超級富豪的支持，而杜林普僅得到了14位元超級富豪的力挺。
這次美國大選不僅延續了過去兩次大選美國普羅大眾的撕裂，連原本並不怎麽選邊站隊的超級富豪都紛紛表態站隊。比如【華盛頓郵報】今年宣布放棄過去30多年的傳統，不再發表支持任何候選人的社論，據說是老板貝佐斯（同時也是亞馬遜的老板）不允許報社發表支持哈裏斯的社論，雖然貝佐斯在杜林普第一個任期內曾備受刁難。
超級富豪們對兩位候選人的看法可謂越來越極化。支持杜林普的許多富人認為，杜林普在經濟政策上會更傾向於自己，而杜林普的風險主要是管不住自己的個人行為和大嘴巴，但這些風險相對於可能獲得的政策傾斜而言，都是可以容忍的小風險。
美國職業經理人的觀點卻大相徑庭。由美國大公司CEO組成的商業圓桌會議（Business Roundtable）統計，美國財富100強企業的CEO中已經不再有人支持杜林普。這些大公司CEO整體的看法是，雖然不喜歡拜登政府的政策，但更不願意承擔杜林普政府可能帶來的災難性風險。
由此可見，富裕階層的觀點在分化。大公司的CEO更看重秩序和規則，認為民主黨的政策雖然不討喜，但比起杜林普帶來的不確定性要更好應對。馬斯克和蘇世民這樣的矽谷大亨和金融大佬之所以支持杜林普，是因為他們的管理風格使然。他們喜歡專斷，註重效率，看重關系，不喜歡被繁瑣的規則所束縛。
超級富豪的站隊也讓美國選舉的金權政治味道越來越濃。2008年，奧巴馬競選美國總統時創造了總統大選耗費超過10億美元的記錄。從此之後，這一記錄被一再重新整理。到了2020年，杜林普與拜登對決時居然耗費了57億美元。過去三個月，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哈裏斯的募資再次重新整理記錄，共募集10億美元，遠超杜林普。通常募資能力強的人會贏得大選，至今為止唯一的反例是希拉里。2016年大選時，希拉里募集的資金大大超過自費參選的杜林普。
隨著更多超級富豪站隊，美國政治也進入了寡頭時代。Super PAC（超級行動政治委員會）因為可以無限接納富人的政治捐款，已經成為取代民主共和兩黨的黨組織的主要的競選資金提供者。馬斯克向杜林普捐贈的7500萬美元就投向名為「美國政治行動委員會（America PAC）」的 Super PAC，而這一組織在競選的最後階段已經成為搖擺州賓夕法尼亞州最主要的地推力量。
進入寡頭時代，政治捐款的門檻也水漲船高。2008年，奧巴馬依靠互聯網上的小額捐款「眾籌」了海量的競選經費。到了2024年，杜林普的主要財源來自超級富豪「金主爸爸」們。
原本只需要花5萬美元就可以參加一場總統候選人的募資晚宴，跟候選人握握手、照照相，說上兩句閑話。現在要想獲得入場券至少得在加上一個零，花費50萬美元。募集到250萬美元才能加入「杜林普勝利基金」，也就是最高等級的杜林普金主俱樂部。
超級富豪們也不那麽在意與潛在總統合影或者參加白宮晚宴的機會，他們更在意對候選人的政策影響力。杜林普也絕不藏著掖著，在4月份的一次募資晚會上，他明確表示，自己上台將解除對所有本土油氣開采的限制，因此他期待油氣公司至少為他的選戰貢獻10億美元。
本質上，超級富豪向杜林普捐錢就是對未來杜林普政策的下註，期待杜林普上台之後能夠獲得回報。杜林普在第一任期就明確地「投桃報李」。他在2018年聖誕節前簽署了超級減稅法案，將企業所得稅從35%降到21%時，就對身邊圍攏的富豪說：「我可都讓你們發了大財！」
杜林普執政風格中有一點是確定的，那就是做交易。為了募資和掙錢，杜林普也會政策大轉向。他一度抨擊加密貨幣，卻在2023年來了180度大轉彎，全心擁抱加密貨幣，並因此成為高科技圈的紅人，甚至和自己的兩個兒子成立加密貨幣公司參與淘金。他已經明確表示，上台之後會炒掉現任SEC（美國證監會）主席根斯勒（Gary Gensler），因為他的監管理念太過保守，限制了加密資產的發展。
可以肯定的是，金權時代的寡頭交易將變得更加赤裸裸。如果杜林普險勝，可以想象馬斯克公司的業務，尤其是自動駕駛，會一路綠燈。
美國經濟：最好與最壞的時代
「這是最好的時代，這也是最壞的時代」，狄更斯的這句話用來形容現在的美國十分貼切。不同階層的人對於美國的感知「體感溫度」相差巨大。
美國GDP占富裕國家的比例逐年上升。現在的美國人均GDP比歐洲高出三成，比日本高出六成。美國的整體經濟實力從20世紀90年代占G7的四成增長到現在的一半。在經濟方面，美國與其他已開發國家的差距正在拉開。
既然如此，為什麽這次大選選民最關註的仍然是經濟議題？普羅大眾抱怨最多的還是高通脹帶來的生活成本激增。美國是G7中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而美國的經濟向好，很大程度上體現在股市的持續繁榮上。美國資本市場仍穩居全球第一，但股市的上漲帶來的更多是富人財富的增長。美國億萬富翁的財富在過去十年翻了一番，而普通人的薪金只在過去兩年通脹高企時才小有增加。
移民議題也是此次大選中最重要的議題之一。據霍士新聞統計，拜登政府執政四年有接近1000萬非法移民進入美國。根據聯合國的預測，目前美國占世界人口的4%，到2100年仍將大致相同。在同一時期，中國人口占比預計將從18%下降到6%，而歐盟將從6%下降到3.5%。美國本質上是一個移民國家，移民讓美國人口未來仍能相對年輕，到本世紀末平均年齡也只有40歲左右。持續年輕的人口結構為美國經濟帶來了活力，老齡化的負擔也沒那麽重。
美國生產率確實在不斷提升，主要由兩大因素推動。首先是對資本的投資，簡單來說，工人有更多更高效的工具可供使用，包括公路和倉庫等基礎設施，以及軟件等無形工具。其次是營商環境相對穩定，保持了相對的商業活力。
這也是崇拜馬斯克這樣看似無所不能的創業者的人在文化上最大的盲點。崇拜馬斯克的時候，其實更需要去理解美國是如何營造創新的土壤的，並思考如何保護這樣的創新土壤不被顛覆。
民間的撕裂和極化愈演愈烈。近期有兩場火藥味十足的采訪（分別是電視采訪和播客采訪）：第一場是杜林普的競選搭檔萬斯，他接受了【紐約時報】播客的采訪；另一場則是霍士電視台采訪副總統哈裏斯。兩個采訪都「深入敵後」，火藥味十足、沖撞感十足。萬斯與【紐約時報】記者就杜林普是否輸掉了2020年美國大選進行了一番口水戰，打得不可開交；霍士電視台的主播與哈裏斯幾乎就所有問題都談不到一塊去，說得好聽一點是訪談，說不好聽就是自說自話。萬斯和哈裏斯都沒有必要到觀點迥異的平台上「受辱」，【紐約時報】顯然支持民主黨，而霍士電視台是當然的「紅脖子」重鎮，他們之所以會接受對立方媒體的專訪，原因無他，搖擺州位數不多的搖擺選民將影響到這次大選的結果，他們得不遺余力從對方陣營撈取還沒有最終下定決心的選民。
美國敘事中充滿了英雄黑化的故事，最著名的莫過於星際大戰中天行者的黑化。金錢與權力是否也會讓馬斯克黑化？不同的人會觀感不同。在被收購了兩年並改名為「X」之後，推特已經成為馬斯克掌控的大喇叭，他在平台上肆無忌憚地推廣各類假新聞。但如果你是SpaceX或者特斯拉的粉絲，很可能更願意相信馬斯克並沒有失去他創業的初心，他只會更不遺余力、不擇手段地完成自己的夢想，因為他相信自己在探索人類未來發展的方向。
在馬斯克一個人身上，既能看到創新，也能看到謊言，這其實也是他移民加入的這個國家的真實寫照——矛盾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