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情感群像大劇【南來北往】正在熱播，白敬亭與丁勇岱組成的「互懟師徒」、與金晨從同學之誼到知心戀人的昇華，列車上帶著不同時代銘印的乘客上上下下、大院裏溫馨歡樂的故事等，都在不斷吊起觀眾胃口。
【南來北往】既延續了近年最受市場推崇的現實主義時代大劇的優良基因：如充滿年代感的精良制作、深耕現實又不失浪漫的創作手法、老中青三代優秀演員的強大陣容……又有許多讓人耳目一新的人物關系、敘事結構和鮮活生動的語言、津津有味的故事。而這種厚重感和新鮮感，首先要歸功於編劇高滿堂的精耕細作。
在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專訪時，這位年近70、創作了50多部膾炙人口作品的「老作者」依然保持著超越市場、自我反思的勇氣和澎湃的創作激情：例如，他在【闖關東】【家有九鳳】【北風那個吹】【老農民】【溫州一家人】等作品中涉略了眾多的平凡小人物，卻依然有壓箱底的「儲備」一直沒有動用，一個「引爆點」就再度踏上【南來北往】采風路；他總是以自己和觀眾對此類題材的「不滿足」來鞭策創作，「每部戲在出發之前，必須首先給自己打一槍——不許重復」。
高滿堂刷劇也會看彈幕，觀眾一句「差不多」，在他看來是劇作最大的失敗。熟悉高滿堂的觀眾發現，高滿堂過去作品的主角都是陳寶國、李幼斌、何冰等具有年齡感的男性，【南來北往】是他第一次以年輕男性為主角寫戲。對此，高滿堂坦承不想變得「孤芳自賞」，以及被市場認為是一個老年狀態的作家。老爺子還頗為「得意」地透露，他正在寫懸疑劇呢，還是市場上最「前衛」的12集短劇。
四十年，一車廂的故事被點燃
北青報：您一直堅持體驗派創作，【闖關東】【溫州一家人】的采風經歷跟電視劇一樣精彩。這次您為了【南來北往】做了哪些功課、有什麽難忘的故事？
高滿堂：一個劇作家在寫一部作品的時候，我覺得有兩種準備：第一種是針對目前電視劇創作的現狀，你的思考、你的角度；第二種就是積累的生活在這次創作中能不能迸發出來。我想第二種是更重要的。為什麽一部作品大家看覺得似曾相識，就是因為它的前期準備不足、儲備不夠。像我寫【老酒館】，它的故事已經積累很多年了，而找到了一個視角、一個時機，就迸發出來了。【闖關東】也是這樣，我從小就聽父母講他們是怎麽闖關東——在血液裏，在思想裏，它一直在潛藏著，它等待著一次引爆。這種引爆不是說你去尋找它，而是它突然來找你了。
【南來北往】也是這樣的產物。小時候我們家裏離鐵路軌域很近，都跑去看火車。火車一開過來，我們那個高興啊，看著這節火車會想怎麽這麽多人，他們要到哪裏去，他們家在哪兒？到了1975年，我二十歲才第一次坐火車，十六個小時從北京到大連，是站著過來的。那些南腔北調、南來北往的人，讓你覺得像一個大家庭。第一次坐火車後我才知道，人生各有終點，下車就是終點。回家了，要工作了，要尋找親情了，要改變自己命運了……南來北往這種意向一直在我的腦海裏。
觸發點是現在的警匪劇，我有點看傷了，忽然想起這個火車！我先後兩次到濟南鐵路公安局采訪老刑警，他們跑了一輩子火車，遇到了大大小小的案件——都是在列車上發生的人生故事，很有況味。從1978年到2018年這四十年，正是我們國家改革開放走過的四十年。我們寫了很多乘客，他們每個人的命運在這四十年都和我們國家的命運緊密相連。同時，透過一列火車反映國家四十年的劇變，它又是一個永遠沒有終點的故事。我們國家仍在飛躍式發展，就像火車從蒸汽機車年代到內燃機年代，到動車年代，一直到現在高鐵。四十年，一車廂的故事！
火車戲難拍，但要知難而進
北青報：列車上的眾生百態，再加上案件元素、幾十年社會變遷——「南來北往」這種內容豐富的題材之前一直沒人寫沒人拍，原因可能是火車戲結構復雜，特別難寫難拍。是什麽讓您願意克服困難進行創作？
高滿堂 ：對，首先它是難寫。火車是一個封閉的空間，這就需要高度的戲劇化，高度的敘述技巧。我們這個劇寫了三十多個乘客，都是有名有姓，貫穿到底的。有販毒，有拐賣兒童的，有丟東西的，有病人，也有當年我們說的二道販子——最後變成了老板。這些人你來我去，把控不住的話，就會非常散亂。但是我們最終把他們歸到一條線，就是列車不停，人生不止。創作必須要知難而進，只有這樣做才能出新意，才能和別人不同。
第二個，火車上的戲拍得很少，是火車上拍攝局限太多了。高鐵很難上去，內燃機車、特別是蒸汽機車，幾乎都消失了，你怎麽拍？！所以大家都避其難而遠之。但是我和投資方達成一致：大家齊心協力，起碼留下一個鐵路資料。我當年做【闖關東】的時候，寫放排當時就產生很大的爭議。劇組說放排太難了，在黑龍江放八十米的排，出問題怎麽辦？再就是拍攝難度太大。我當時就堅持，說不管怎麽樣，一定要拍下來。我們這代人再不留下影像資料，後代可能再也不知道放排是怎麽放了。所以我說，影視工作者要有保留史料、傳給後人的意識。
總寫老年人，會變得孤芳自賞
北青報：白敬亭和金晨符合您創作時的想象嗎？這群青年演員給作品註入了什麽出乎意料的新氣象？
高滿堂：這些演員，除了丁勇岱在【北風那個吹】合作過，其他人我都很陌生。我很少在播出之前把一部自己寫的劇從頭到尾看一遍的，這次是用了幾次時間全部看完了。看完40集之後，我說年輕演員後生可畏，他們並不是只有流量，還是真有本事，比我想象的要好：第一個是把握分寸感，第二個是年代感，第三個出神入化。
北青報：您過往作品都是重點塑造厚重、滄桑的中老年人物，市場其實一直很期待您塑造年輕一代並給青年演員賦能。
高滿堂：對，年輕人物寫得比較少一些，我很少有男一號是一個年輕小夥子。
北青報：這是出於市場的考慮，還是個人表達的需要？
高滿堂：第一個是劇本需要；第二個當然是要有市場意識，你再寫一群老人，沒有年輕人、沒有新鮮血液，恐怕年輕觀眾也不接受。那樣，你會變得有點孤芳自賞。如果你只是一個老年狀態的作家，又寫一個老年狀態的生活，恐怕市場會不認可你。所以這些年我也在調整，我現在還寫懸疑劇呢，寫12集，短劇。
不符合邏輯的，都被鄭曉龍「逮」著了
北青報：【南來北往】有兩個出人意料的「第一次」：除了是您第一部公安題材作品，還是您跟鄭曉龍導演的第一次合作。是什麽契機終於促成了合作？
高滿堂：我們倆每年在創作會議、政協會議上都相遇，但四十年就沒合作過。他在導演行列裏獨當一面，我在編劇行列裏也是有自己的創作。我說我們倆加起來140歲，該合作一次了。於是，我就給鄭導打了電話。我說曉龍，咱能合作嗎？他說排除千難萬險咱也得合作，咱倆多大歲數了。
北青報：為什麽想到請鄭曉龍來導演？除了覺得該合作一回。
高滿堂：他拍平民的東西非常好，列車上，廣播員、刑警、乘警，都是普通老百姓，他拍這些東西非常拿手，尤其像【金婚】，他的氣質在這。一個人的成功必然有他的原因，鄭曉龍在於他的嚴謹。他永遠強調邏輯，劇本寫得再花哨，再怎麽激動人心，你的落點不在邏輯裏，一律刪除。我們討論劇本時他始終強調這個問題，給我很大的啟示。
再就是在現場，他對服化道的要求已經到了苛刻的程度。一個道具擺得不對，重來；窗簾不對，當年沒有這個；辦公桌上鋪的金絲絨，不可能；門前種花，不行，男主人公入獄十年，老婆還有心情種花嗎？他特別細，挑這些東西的時候就一句話，「咱這個年齡不能犯這樣的錯誤」。
北青報：劇本不符合情節邏輯性，被鄭曉龍挑出來的，能舉一個例子嗎？
高滿堂：比如說我寫了一對兩地分居的年輕人，男的在哈城，女的在當地城市居住。他倆在車上就相遇了——她去看她丈夫，她丈夫恰恰又回來探親看她。鄭曉龍說不對，夫妻兩個人怎麽能這樣呢？滿堂你是為了強調戲劇效果，制造不期而遇，但那個時代，都會提前打電話通知對方。我說這是我疏忽了。包括已經拍好的東西，他還說拿掉，戲再好也不行，別讓一個細節失誤，壞了我們整個風格。
一部劇沒個性是最大的失敗
北青報：近幾年，頭部市場非常熱衷於以大時間跨度、群像塑造、合家歡風格等為主要元素的現實主義國民大劇。您對【南來北往】在春節檔期播出的期待是什麽？
高滿堂：電視劇市場，我覺得觀眾比創作者還聰明。我們的敘述、我們的表達，經常是在觀眾的意料之中。我看彈幕，那些留言是毫不留情面的。我覺得觀眾提得有道理，特別準確，我們沒有理由拒絕。觀眾最憤怒的就是你這部劇和別的劇差不多，一個「差不多」，你就完蛋了。一部劇連個性都沒有，大家分辨不出來，這是創作者最大的失敗！所以【南來北往】當中我首先讓觀眾聽一個新鮮的故事，看幾個新鮮的人物，我想這兩個新鮮是首先要立住的。
再就是觀眾的欣賞角度現在也變得更多元了，大男主、大女主，一劇到底的線性結構，會讓觀眾感覺到欣賞疲勞。【南來北往】完全和同類題材的結構不一樣，是兩條線、一個大院。兩條線就是四十年上車下車的乘客一條線，我們鐵路工人和公安幹警車上的故事一條線，一個大院是他們的生活區。他們居住、行走，南來北往，串起改革開放四十年的大氣象，我覺得這種結構觀眾可能看得更舒服。現在年代劇出現一些問題，大家迷戀於自己日常已經認定的一種模式。但你別忘記市場一直在變，觀眾欣賞層次在不斷提高。因此，每部戲在出發之前，你必須首先給自己打一槍——不許重復。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楊文傑
編輯/崔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