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現代人來說，【周易】到底是本什麽書？
首先，認為萊布尼茲根據周易八卦發現的二進制，甚至因為周易才有電腦的自嗨說法，當成笑料就行；其次，認為周易僅是記錄了先民對世界的簡單認知，這個觀點雖然沒錯，但還不夠全面，在此之外【周易】還呈現了上古中國人的思維模式。
相比於【周易】裏的那些知識，這種思維模式才是真正越過了千年，到今日仍有一定影響，令中國人的思維模式與印度、歐洲都迥然不同。
周人的【周易】與儒家的【周易】
因為諸子百家都或多或少受【周易】的影響，我們可以透過認知【周易】的思維模式，來探尋從西周到戰國，周人的王官之學是怎樣演化成諸子百家的。
【周易】一書，分為周人原始的卦辭、爻辭，和春秋戰國時代儒家對卦辭、爻辭的理解即所謂「十翼」，包含【系辭】【彖】【象】等。這兩套系統其實很不同。
周人的卦爻系統，實際上是周朝的政治神學建構，這個建構過程按後人的註解，其實一直延續到了周宣王的時代，絕非文王、周公時代的原貌。
周人確實有把本部落的一些史事寫入卦爻之中，但是有意含糊其辭而且也只是卦爻內容的一部份，絕不是什麽「周文王的秘密日記」，更沒有蘊藏著什麽驚天秘密。
商周時代是政教合一的體制，周天子的身份是國君兼職巫師。周人的這套系統，代表的是周天子對宇宙的表述。
到了春秋戰國時代，儒家興起，雖然孔子自稱「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儒家典籍也確實是取自周朝王官學的內容，但實際上孔子作為殷商後代，親近東夷，身上是有多重文化底色的，對於上古典籍他是兼采三代，可能因為周朝制度最復雜，采自周朝的多些，但無論采自什麽時代，都經過了他的篩選。
孔子自稱「述而不作」，就算他真的按自己所說，「述」哪些內容也是有篩選的，實際上也就用孔子本人的世界觀修改了周禮的意蘊，具體操作方式是以「仁」的原則來篩選上古的「禮」，無論商周甚或是石器時代，符合的收錄，不符合的不收錄。
「仁」作為原則的提出，既與東夷較簡單、質樸的社會風俗有關，也與春秋戰國時代社會經濟大發展從而有資源去實作仁道有關，前者是理論來源，後者是先決條件。孔子就像歐洲中世紀和近代之交的思想家，在新的社會和物質條件下，利用和改造古代（希臘、羅馬）的思想資源來建設好的社會。
其區別在於，周制雖不如希臘、羅馬的制度奪目，而儒家又頗具經驗主義風範，重視社會傳統的作用，反對法國大革命式的顛覆性變革，所以縱然隨著商業的發展，儒家有很多共和方向的主張，但仍然選擇依托在等級制下表述，不過已經從實際上改變了等級制的內涵。
這種改變，我們對比周朝的古籍原貌與儒家的再闡釋，可以很清晰地看出來。其中最清晰的就是【周易】了，因為在【周易】中，周人的原始卦辭、爻辭和儒家的闡釋「十翼」是截然分開的，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其中差別。
比如「震」卦，周人卦爻辭的本意，是對關東土著要時時予以鎮壓和震懾，才能保持統治，比較黑暗，儒家在【象】中給改造成「君子以恐懼修省」；「艮」卦，周人卦爻辭的本意，是在暴力鎮壓的基礎上還要對關東土著進行意識形態改造，令其自覺地不敢反，相當兇惡，儒家在【象】中則給改造成「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人畜無害了。
可以說儒家的闡釋遠比周朝健康、正義，儒家號稱「從周」，但孔子對周制的改造令其遠遠地高於周制，所以才會出現孔子、子思、曾子、孟子這樣放諸當時世界來看也毫無愧色的思想巨人。
如果完全地依從周制，將「禮」放在「仁」之前，則只能產生荀子這樣的小人儒，直接導向法家。所以說「周秦之變」固然變化巨大，但之所以能變成，乃是「周中有秦」之故。
【周易】各卦的運作機制
不過，雖然周人的原始卦爻辭和儒家的再闡釋在精神上頗有區別，但在卦、爻的運作機制上卻是相似的，裏麪包含了許多原則，如：
第一，初（一）、三、五為陽位，二、四、上（六）為陰位，陽位陰爻、陰位陽爻屬於錯位，容易不吉，反過來如果是正位則容易吉。比如「家人」卦的四爻「富家，大吉」，本來處於兩卦之交不吉，但因為是陰爻，與四的陰位契合，所以轉吉。
第二，陰爻本身容易不吉，陽爻本身容易吉。
第三，三、四爻為兩卦之交，是動蕩的區間，容易不吉。比如乾卦總體上是一個吉卦，但三爻就要求「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四爻要求「或躍在淵」，才能「無咎」，免於災患。
第四，二爻、五爻分別為上下兩卦的中位，所以特別尊貴，五爻因為在上面且是陽位，又比陰位且在下面的二爻更尊貴。吉卦這兩爻容易大吉，兇卦的這兩爻容易有轉機。比如總體上較吉的乾卦，九二「見龍在田」是吉，九五「飛龍在天」是大吉；又如總體上較兇的剝卦，六二「剝床以辨，蔑，貞兇」可以防兇，六五「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則是吉了。
第五，初爻-四爻，二爻-五爻，三爻-上爻，屬於兩卦中對應的兩爻，如果一陰一陽，陰陽互濟，就叫「有應」，易吉；如果都是陽或者都是陰，同性互斥，就叫「無應」，易不吉。同樣以上面提到的「家人」卦四爻「富家，大吉」為例，令兇險的四爻由兇轉吉的一個原因是陰爻契合四的陰位，另一個原因則是作為陰爻，與其對應的下卦初位為陽爻，陰陽互濟，因而有助於轉吉。
第六，陰爻與陽爻相鄰，是陰陽相濟，易吉，但如果陰在陽上，屬於顛倒次序，容易削減吉的效果甚至轉向不吉，反過來陽在陰上則易吉。如「震」卦，初爻為陽爻，二爻為陰爻，二爻屬於以柔乘剛、以陰淩陽，順序不對，故不吉，曰「震來，厲；億喪貝，躋於九陵」；同卦的三爻為陰爻，四爻為陽爻，三爻屬於以陰承陽，順序是對的，所以三爻本來動蕩兇險，也可避免災患了，故曰「震行無眚」。
第七，六爻可以用來比喻國家、人體、政事等很多事物。因為六爻本身是政治神學的載體，所以用來比喻國家時為多，這時越上面的爻地位越高，如上爻比喻太上國君，五爻比喻人君，三四爻比喻大臣，初二爻比喻小臣等，有些卦的意義就是從這種比喻中生發出來的。
也可以換個角度，從三才天地人的角度來看六爻，初二爻象征地，三四爻象征人，五上爻象征天，然後透過天地人的活動來想象各爻的陰陽內容，給卦象賦予意義。
第八，上爻一般會是該卦的結束和轉機，兇卦在上爻易轉吉，吉卦在上爻易轉兇，體現的是什麽事做過頭了都會向反方向變化，所以強調做事適中，過猶不及。比如乾卦的五爻是「飛龍在天」，上上大吉，但再進一步就過猶不及，六爻就「亢龍有悔」了。
第九，每一卦的六爻闡述的不是該卦卦名的具體性質，而是其代表的變化行程和發展趨勢，將以上原則綜合起來，可以得出一卦的趨勢。用【周易】占蔔，蔔的也是趨勢。
比如諸葛亮死後，楊儀想要繼承諸葛亮的位置，占蔔得到「家人」卦就悶悶不樂。因為「家人」卦顯示的是經過家內婦女保持安分、柔順、謹慎最終得到「家和」的過程，否則就不吉，得不到好結果，而楊儀頗具野心，從「家人」卦的行程來看，他的追求得不到好結果，所以不高興。
這些原則都不是百分之百絕對的，會有少量例外情況出現，但大體上沒問題。
【周易】對中國人思維的塑造
從這些原則中我們可以歸納出一些中國人不同於歐洲人、印度人的基本思維模式。張祥龍教授的【中西印哲學導論】對此有精彩的講解，但筆者在此基礎上仍有補充和商榷，總結如下：
一是重視事物的兩面性，陰中有陽，陽中有陰，積極中有消極，消極中有積極，而且這兩者還缺一不可，且可以互相轉換。
這造成的結果是更重視事物之間的關系，所以中國文化特別重視天人關系、人際關系。
二是陰陽兩面雖然缺一不可，但陽是主，陰是仆，【周易】雖然認為不能沒有「陰」，但處處強調陰要服從於陽，在多個卦象中體現了征服者周人對被征服的關東土著鎮壓和控制。
所以，中國傳統中的另一基底思維是同時以上位者的剛健和下位者的柔順為美德。儒家的再闡釋將這種意蘊轉向「一個人應該同時具有陰陽之德」，但因為要依托傳統發言，未能將周人的意蘊完全去除。本來路可以一步步走，慢慢去除也不妨，但因為社會變革導致政治脫韁，秦制帝國的出現大大地強化這種意蘊，儒家沒有天時再徐圖改變了。
三是重視事物的變化趨勢。【周易•系辭】強調「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一定要感知事物變化的趨向，研究和掌控「天下之至變」，找準時機來達成目的。不同事情的事機是非常不同的，「易」字本身就是變化之意，所以時、勢、機具有較強的隨機性，而沒有太多原則性的約束，抓到時勢和事機就是本事。
在【論語】中孔子稱贊「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儒家雖然接受了【周易】的變化思維，但是仍然試圖將其原則化。而道家致力於掌控勢，兵家、法家則以勢為能，到後期還蔑視原則，陰陽家的推演雖然復雜但也是只重趨勢不重原則，道家、兵家、法家、陰陽家共同推動了秦制的形成，不能不說其中有【周易】思維的影響。
四是強調做事適度，過猶不及，各卦的上爻多向相反的方向轉化就是明證。這種思維的好處是不容易走極端，壞處是缺乏對事物窮究到底的激情，所以對社會的體察很到位，但抽象思維和鉆研精神有所欠缺。
五是以中為尊，以正為吉。
自居為「天下之中」是全球原始人共有的思維，隨著地理天文的發展，這種思維就會慢慢被拋棄了。
即便受到這種思維影響的中原周邊地區，其程度也不如中原，比如藏地的佛寺大殿雖然也是左中右三路排列，但分別代表佛、法、僧，中路並不特別尊貴，日本則無論是天皇居住的禦所還是幕府將軍居住的二條城、江戶城，建築物都錯落有致，也不強調中路，全無紫禁城建築那種整飭的秩序感。
中原因為諸般原因，這種思維得以一直延續下來，過於自大，並非好事，加上強調位置的「正」的概念，容易走向僵固化。不過儒家的再闡釋把中、正兩個等級概念道德化，將其意蘊改造為適度、合宜，實質上消解了其消極面。
這幾種思維特征沒有絕對的好壞，本身都優點、缺點並存，儒家的再闡釋基本上在把這些思維中的缺點往好的方向引。今天的中國人思維已經不一樣了，不過多多少少仍有殘余，仍會不自覺地親近與此相近的思想。了解自己有助於更好地了解世界，所以【周易】是值得一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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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治宇
責編 陳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