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作敏犯法後，天津市有關領導李占發在調查案情時，他說：「如果不明確產權，加強監督，不是李鳳政的結局，就是禹作敏下場！」
正如禹作敏所說，「這10幾億資產可以說是我的」，但又「不是我的」，所以禹作敏父子想方設法控制大邱莊黨政財文大權。
在1990年，國民經濟調整，人們正在大喊「市場疲軟」之際，禹作敏判斷一個新的經濟增長時期將隨整頓結束而到來。在各地鄉鎮企業資金均告急之際，大邱莊在全公司範圍內統籌資金，投資6000萬元上了3個年產值億元的骨幹廠。
禹作敏憑借雄厚的集體積累，和中央冶金、物資等部門搞聯營企業，向天津港保稅區、深圳特區投資搞合資企業，鋪墊走向全國、進軍國外的橋梁，大力發展標準化企業，用國家標準和國際標準改造老器材，向高技術、高質素、高效益的現代化方向發展。因此，在1992年前後，大邱莊出現了新的經濟騰飛。
1991年，大邱莊工農業總產值18億元，比1978年增長1300倍，公共積累4.8億元。1992年，在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年鑒裏，大邱莊是社會總產值、人均收入等多項經濟指標連年穩居第一位的「中國首富村」。
大邱莊成為中國上百萬個自然村的「首富村」，禹作敏也成為國內外的「新聞人物」。
但是，現代企業要求現代管理，現代管理的中心內容是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國外的資本家許多都不要自己的子女接班，而要另聘管理人員，但在大邱莊這樣的企業，因為產權不明而承包人又覺得「這資產是我創造的」，就要由自己直接控制。
「我已經60歲了，應該考慮接班人了」，禹作敏向北京來訪人員講，他已選準了他的小兒子禹紹政。為給兒子接班創造條件，禹作敏先要這個兒子當了全村的團委書記，又安排他到「天津服裝一條街」經商，創出了效益。
1992年3月，禹作敏認為「水到渠成」了，他以「實作現代化企業管理」、「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為名，進行體制調整。把大邱莊農工商聯合公司改為「大邱莊企業（集團）總公司」，總公司下設5個集團公司，即萬全集團公司、堯舜集團公司、津美集團公司、津海集團公司、華大集團公司。總公司成立董事會，禹作敏退居第二線擔任董事長，總經理由25歲的禹紹政擔任。從表面上看，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了，而實際都由他們父子倆人統領了，所有權成了禹作敏的，經營權是兒子禹紹政的，統一到了「禹家」。從此，大邱莊總公司的領導班子中，除個別異姓是禹作敏「心腹」，其他都是「清一色」的禹家班底。
大邱莊的所有權和經營權統一到禹家，他們自然「愛廠如家」，如果有人侵犯大邱莊的權益，他們共同捍衛。
正因為「這10幾億資產可以說是我的」，禹作敏就要千方百計維護本家族及其親信的特權。
大邱莊盡管先富起來了，但全村的消費是畸形的。到90年代初期，全村人均收入高達2.6萬元。全村有法國、美國、日本產的高級小臥車200多輛。繼禹作敏之後，「奔馳」小臥車猛增到十幾輛，最高標號是「奔馳」560型。這一切首先由誰來享受呢？是禹家及其親信中的「能人」。
為什麽大邱莊如此富足？應聘到這裏當顧問的天津一位國營企業廠長說，因為國營企業除了生產費用還要扣除大修理費、管理費、醫藥費等才是利潤。利潤絕大部份上交國家，職工薪金、福利都是國家統一標準，不得超過；而鄉鎮企業除了生產費用就是利潤，不扣除其它費用，其利潤都可以直接參加分配，而且分配數額由自己決定，不受國家限制。
禹作敏的個人收入是個不解的謎。他以廉潔自律自居，向北京來的專家學者說，我不多要錢，大夥給我評定，年薪10多萬，我不要，你們來，我個人請客。一年只給家交一萬元。
但是，知底細的人卻認為，禹作敏賺的是「無數錢」。而別人都不能過問，也無法掌握。當公安局對他實行拘留，市、縣聯合工作群組進村後，大邱莊的財會人員才向工作群組提供了真實情況：1992年總公司正副經理每人年薪是70萬元，擔任副總經理的禹作敏兩個兒子當然也是這個數碼。李占發說，這是禹作敏主持大邱莊黨委會議定的，誰能說不合理、不合法？這屬於貪汙？還是正當收入？誰能說得清楚？所以李占發向中央政法委匯報禹作敏案件時說，大邱莊經濟問題查不清，他們的工作群組只能協助司法部門破打人致死案。他說，這只是白色收入，灰色、黑色收入知多少？
在大邱莊，共產黨的黨委會已成為維護禹作敏及其家族「權益的工具」，這是「一元化」體制給禹作敏帶來的便利條件，也是禹作敏的腐蝕劑。
個人和本家族的消費畢竟有限，禹作敏就用金錢不斷為自己擡高身價。他對北京來的專家學者說：「每天上門要贊助的有三四家，真是應酬不過來！」
禹作敏成了金錢和權力的化身，個人也就感到不安全了。他有8個保鏢，大邱莊不斷發生「勞資糾紛」，禹作敏看到這種新的社會矛盾，怕事態擴大，多次出面調解。為了維護正常的生產秩序，保證自身安全，禹作敏多次以檔形式上報天津市公安局，要求擴大大邱莊派出所的編制。這個要求被否決後，他仍不甘心，又采取建立經濟警察和擴大保安人員的辦法。他把效忠於他的得力幹將提拔為治保主任。禹作敏兼任派出所指導員，掌握執法權力，全村經濟警察也增加到100人之多。
在宣布拘捕禹作敏的同時，公安人員依法收查了他的家，除幾十萬現金、進口藥品，還發現有武器等。
正因為「這10幾億資產可以說是我的」，禹作敏父子及其家族人員就把流失財產的人當作「敗家子」。
個人集權下的產權不明，有一個特點，就是群眾對資產底裏不清，惟獨「老板」個人清楚 。
1992年11月，大邱莊華大集團公司總經理李鳳政突然病故。他死在會議桌上，終年45歲。
李占發說：「李鳳政一死，3億債務說不清。兩億是銀行的，一億是外邊欠的。」
李占發還說：「廠房、器材分開。到1996年6月債務還未清理完畢。究其原因是管理不善，沒賬。一人說了算。這人死了更說不清了。華大集團損失6000萬。」李占發用簡潔的語言說出了事件的起因。
這位李鳳政就是被禹作敏稱為「鬼頭鬼腦，誰都不怕，就怕我」的「能人」。他當過大隊會計。總公司黨委副書記，能說會算，也有氣魄。因為所有權與經營權都集中到一個「能人」身上，「老板」突然故去，企業失去控制，平時的流通渠道中斷了，資金流向一下說不清楚。這比企業倒閉造成的損失還慘重，轉瞬間企業變成了「黑窟窿」。
「3億外債說不清」，「李鳳政死時發現外來的幹部有貪汙。」這時把大邱莊資產當作「也可以說是我的」禹作敏和他的同夥，因此氣急敗壞。禹作敏主持召開公司中層以上幹部會議，說華大集團領導是一幫「敗家子」，是來糟蹋大邱莊的。他突然宣布撤銷華大公司，將其所屬的企業劃歸萬全、津海、津美、堯舜四個公司管理，同時撤銷華大集團9名副總經理職務，並開始了審訊，終於導致了犯罪。
缺乏民主法治、盛行封建家長制，是一切悲劇之源。小而言之，幾個小典型(如大丘莊)如此；大而言之，全國大悲劇(如文革)，無不如此！具體到大丘莊，家長制致產權不明，而產權不明致「禹作敏陷阱」。這也是所有企業家的陷阱。
事件發生後，李占發組織各級幹部調查研究，並透過試點，對大邱莊企業推行了股份合作制。這是調動經營管理人員積極性、實作共同富裕的好辦法。
這樣做，雖然削弱了企業負責人的部份「特權」，卻給了他們更大的自主權。但是，這樣做是否符合黨的政策？如何從理論上加以說明？他們心裏沒底。
1995年3月8日，李占發以靜海縣政府名義，邀請中央農口一些專家學者進行論證。這些專家學者認為，禹作敏對中國農村改革是有貢獻的，但受到中國封建家長制的影響，權力越大，消極面越大，把自己打扮成改革的化身，走上了極端，不可容忍，受到了法律懲罰。這和體制有關系，因為原來的產權和經營權與勞動者結合不到一起，廠長感到「是我的，但又不是我的」。
靜海縣總結了大邱莊的經驗教訓，對產權問題認識得很深，經驗也很系統。
專家學者指出，產權制度改革是繼聯產承包後，又一個偉大創造。股份制與合作制適合中國國情，農民既有決策權，又有受益分配權。農民既是勞動者，又是股份所有者。透過股份分紅增加農民對企業的關切度，與自己利益相聯系。股東代表選出董事會，由董事會確定廠長。農民有了這些權利才能當家作主。
大邱莊企業實行產權制度改革，由「能人」支配的「公」產變成農民集股的「共」產，農民能看得見摸得著。許多工廠開始實行崗位股，企業法人提成，作為股投入企業，參加分紅，分到紅再投進去。
工人也如此。禹作堯說，實行股份合作制增加了企業的凝聚力。
大邱莊的實踐告訴人們，農民有了所有權才能制約禹作敏式的專權。他們成了股份所有者就理直氣壯地參與企業管理，嚴格監督廠長經理。
張延軍在天津市鄉鎮企業家座談會議上說：「 家長制不行了，要實行民主管理！ 」
經過挫折的大邱莊，開始走上民主法制的軌域！
註:摘自蕃茄暢聽有聲書【共和國故事】之【國法不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