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俞建拖】
45年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幕，這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透過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也在根本上改變了世界發展的格局。當前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變局中，如何看待對外開放，如何進一步對外開放，對於中國自身以及世界的前途命運至關重要。
對外開放需要有利的外部條件，仍存在重要的機遇和空間
中國國內的改革和對外開放相輔相成。對外開放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活力，但是這些機會和活力要轉化為切實的成果，需要改革來作為承托的底座。反過來，改革也需要對外開放的倒逼和牽引，沒有開放帶來源頭活水，改革也容易空轉。
要正視外部條件變化對開放成效的影響。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仍是近年來主動作出切實對外開放舉措最多的國家。但是，由於內部經濟結構性和周期性調整，加上新冠疫情沖擊，外部面臨地緣政治競爭加劇等因素的影響，一些對外開放的舉措並沒有像入世時那樣，迅速轉化成大眾日常可知可感的成果。
這也導致社會上出現一些錯誤的認知：一些人認為中國缺乏對外開放的誠意和切實的行動；一些人認為中國已經有巨大的體量和內部迴圈的空間，對外開放變得不再重要；還有一些人認為中國對外開放可以采用一種機會主義的態度，要有切實可見的實利才開放。
這些觀點都偏離現實太遠，並不符合中國長遠發展的需要，而且都忽略了外部條件對開放成效的影響。中國的對外開放，並不是從自身需求出發的單方面選擇，而是自身發展需求與特定的國際情勢和條件相結合的產物。今天思考中國如何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之前，同樣需要考慮主觀意願之外的情勢和條件。
當前中國對外開放的內外條件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改革開放以來的前三十年，中國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先有地緣政治上的相互需要，後有經濟上的相互需要，中國有力量但又沒有對西方在國際秩序中領導地位構成威脅。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西方猛然發現中國已非昔日吳下阿蒙。中國經濟、科技實力以及國際影響力的快速增長，使得西方不得不重新打量全球舞台中崛起的競爭對手。經歷了一段時間的糾結和再評估後，美國及其盟友對華政策框架基本定型，並更多將中國視為既有秩序的挑戰者和競爭者。此外，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不均，在很多國家也引起了抵制的思潮。
盡管如此，新時期對外開放仍有重大的機遇和空間。一是中國自身實力的增長，在對外開放中有條件和能力爭取更平等和有利的條件；二是中國的發展本身對全球發展帶來的積極的正外部性，中國發展為全球提供市場以及新的技術，使中國變得更加有吸重力；三是中國「和平崛起」的路徑本身就提供了新的合法性和道德力量。第四也是特別重要的，中國對外開放的全球治理體系基礎，二戰後國際秩序以及基於其上的全球政治經濟治理的基本規則，仍然在發揮效力。盡管日常中人們對多邊主義國際運轉抱有微詞，但是在二戰血與火教訓中形成的全球治理體系，就像水一樣，看似柔弱，但實際上也展示出非凡韌性和力量。
經濟全球化沒有終結，受益於戰後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體系
在過去幾年，對外經貿大學聯合WTO、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日本東亞研究所等機構連續釋出雙年度的【全球價值鏈發展報告】，我和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的同事也參與相關的研究和研討工作。最新一期報告以「動蕩時代建設有韌性和可持續的全球價值鏈」為主題，有幾個重要的發現值得關註：
一是全球價值鏈活動在2022年達到了歷史新高，外部增加值在世界商品出口總額中的份額占28%，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二是地緣政治、新冠疫情等因素沖擊雖然對價值鏈活動構成了沖擊，但是全球價值鏈整體還是表現出了韌性；三是全球價值鏈呈現出以美國、中國、德國為中心的區域化特征；四是全球化的收益分配雖然不均，但是全球價值鏈的拓展也提供了重要的包容性發展的機遇。
報告的發現給了我們重要的啟示：首先，全球化並沒有終結，仍然有其生命力和韌性；其次，利益分配差距擴大引發去全球化的破壞性力量，但是全球化本身也提供了包容發展的機會，如果采取合適的國內政策，完全有可能重塑全球化的動力。我和團隊同事對60多個國家全球價值鏈活動的計量分析發現，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價值鏈活動有利於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已開發國家整體相反，但是那些第二產業就業人口比重高的國家，仍然可以透過參與全球價值鏈、投資本國人力資本縮小國內收入分配差距。
要辯證地看待當前全球價值鏈的區域化。很多人將區域化看作對全球化的反動或者是一種替代模式，甚至認為區域化是未來的發展方向，這種認知是有偏甚至危險的。
價值鏈的布局，是企業和國家對於成本、收益、風險綜合考量的選擇。一方面，逆風下的區域化實際上是為全球化保存了火種，以區域為依托的國際經貿合作有可能推動更加普惠包容的制度型開放，可以為更高水平的全球化積蓄能量，並不全是壞事。另一方面，要避免把區域化當作全球化的替代甚至是根本解決方案，利益格局的區域化可能會導致集團化，很容易加劇全球的深層次分裂和沖突，最終會威脅全球的發展和安全。
全球價值鏈發展的韌性，歸根結底還是得益於二戰後的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體系。就全球經濟治理而言，布雷頓森林體系雖然經歷了持續的演變和重大的調整，但是其著眼於全球發展與安全的基礎架構仍然具有生命力，有很強的包容性、普適性和適應力。在冷戰以來的歷次重大金融和經濟危機，都沒有再演變為國家與國家之間更深層次和更激烈的沖突，導致類似一戰和二戰那樣的全域性悲劇。中國要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並持續從對外開放中受益，需要繼續堅定支持並推動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體系的完善升級。
11月28日，在位於紐約的聯合國總部，巴勒斯坦常駐聯合國觀察員曼蘇爾（螢幕上和講台上）在就巴勒斯坦問題舉行的年度辯論會上發表講話。新華社發（聯合國供圖/洛伊·費利佩攝）
全球治理體系的升級需要新的願景
新秩序需要新願景。美國從1870年開始超越英國，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一。但是美國真正成為全球秩序的領導國家，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經濟總量的超越，並不是決定性的。中國直至近代的GDP總量還位居世界第一，但這並不能改變中國落後挨打的局面，關鍵還在於塑造全球秩序的能力。美國取代英國成為新全球秩序的塑造者，透過打造新的全球治理體系，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叢林社會的野蠻性，推動形成了全球性的底線共識，新的體系相比舊體系更具發展性和包容性，為戰後世界的總體穩定和發展提供了支撐，中美兩國以及世界其他國家也在相當程度上受益於新的全球治理體系。
盡管當前的全球治理體系仍有生命力，並不是說它是完美的。當前，全球政治經濟力量格局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很難說這些變化已經被很好地容納和吸收。新的力量如果得不到傳統體系的容納吸收，必然會以其他方式來展現和表達。
新世紀以來，全球層面出現了許許多多新的平台和機制，這既是政治經濟力量格局變化的必然產物，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傳統機制缺乏足夠包容性、公平性的結果。在全球層面，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淩行徑時而有之，治理赤字、信任赤字、發展赤字、和平赤字有增無減，反映出全球治理體系效能不足。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以及全球影響力的增長，更有能力推動塑造一個有利自身、惠及世界的全球治理體系。不僅如此，要實作中國對外開放的升級並在新的高度上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必然也有賴於全球治理體系的進一步完善，為我們把握對外開放機遇，收獲開放紅利創造有利條件。
中國要在新時期進一步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必須要推動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者。事實上，這也是中國政府一直所持的立場，要堅持和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尋求公正包容的全球治理。這樣一種立場，提供了推動全球治理改革的合法性和道德性。
我們要推動建立的全球治理體系，必須展現出鮮明的、反映時代進步趨勢的全球治理願景；這一體系要以人的普遍、全面發展為價值取向，必須有充分的包容性，能夠容納各種力量和訴求；這一體系必須能正視當前全球治理中的關鍵矛盾和利益分歧，在公正和法治原則的指引下找到創造性的解決方案，從而實作多方共贏，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對外開放中的全球治理與國內治理一致性
中國要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離不開國內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升級的全球治理體系和國內治理體系，在價值取向、基本原則上，需要展現一致性。兩者之間的關系，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比作治理體系雙迴圈。
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要取得實效，需要有新的全球治理體系作為支撐，來擴充套件國際合作的機會和空間。全球治理的新願景要得到普遍的認同、信任和擁護，需要中國在國內治理中也貫徹同樣的原則，並且套用貫徹這些價值原則取得切實的成效，方可形成強大的道德感召力，以及基於實績的利益上的吸重力。
全球治理和國內治理的價值取向和原則如果出現斷裂，後果可能是災難性的。一戰後構建新國際秩序過程中，美國對全球治理體系的願景很大程度上與其國內願景是沖突的，這為二十年後二戰的爆發埋下了風險隱患。
全球治理與國內治理的一致性，體現在核心價值觀和原則，並不是否定選擇符合自身發展道路的權利。恰恰相反，新的全球治理願景，為的是保障各國選擇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同時透過廣泛的國際合作以及全球公共物品的支持，助力更多國家實作發展，使世界實作從「少數人的現代化」走向「多數人的現代化」。
（作者為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與所在單位無關，作者文責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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