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何以值得「永遠紀念」？在慶祝新中國成立75周年之際，這個問題不難回答。因為新中國的誕生讓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讓中華民族「走上了實作偉大復興的壯闊道路」。1949年的最後一天，著名民主人士、政務院副總理黃炎培在【人民日報】發表了2900多字的【永遠紀念著的一九四九年】一文，對上述問題給予了頗為深刻的回答。新中國成立是「中華有史以來天大的大事」，中央和各級人民政府都把「‘人民’兩個字大書特書起來」。1949年「是每一個人擡頭的第一年，是群眾擡頭的第一年」。文章最大的特點就是以黃炎培所見所聞的事實為根據，遵循他畢生信奉的「理必求真，事必求是」的座右銘，從三個方面呈現了新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氣象。
少講自己進退榮辱 多說人民翻身解放
文章開門見山地說：「自一八七八年以來，我曾度過七十二個年節，為什麽單獨地對著這一九四九年要永遠紀念它呢？」接著，文章講述了1949年黃炎培所經歷的大事、喜事：在上海地下黨和家人的幫助下，逃脫了國民黨特務的監視，經香港來到北京；參加了新政協籌備會議、二次會議和正式會議，並「參加中央人民政府工作」。黃炎培低調謙虛，沒有提自己擔任了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同時，他也說了「我的兒子競武到底被慘殺了」的悲痛欲絕之事。在他看來，這些國事家事刻骨銘心，肯定是要永遠紀念的。但身為國家領導人之一的他，認為其經歷的上述事件，是「個人的行動，不值得多說」。他「不得不說」的是，他獲得的「若幹新的基本的認識」。
新中國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級人民政府成立，「這都是中華有史以來天大的大事」。文章把這兩件大事置放於中華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來考量，給出的評價相當高。讀者本以為文章會順著這個「天大的大事」來展開宏闊的論述，沒料想話鋒再次一轉，卻認為「新認識」不在乎「這些形式上邊」，而在乎要「大書特書」的「人民」內涵，即「在這個年頭發見了‘人’認識了‘人’。就從這裏起，人的生命寶貴起來了，人的生活被重視起來了，人的言論和行動的自由，被重視起來了」。直到這裏，文章才回答了開頭的提問：「為什麽單獨地對著這一九四九年要永遠紀念它呢？」答案是人民翻身解放、當家作主。
為了證明「新認識」的真理性，文章列舉了兩個「證據」。第一個「證據」是黃炎培來北京後，「很少聽到政府的殺人布告」「在十來個月中間，大約不過五六次」。同時，作者發現對於「普通國特分子」，即沒有大的罪行的國民黨特務，經過公安機關調查清楚後，在政府批評教育後有「悔悟」表現的，便不加拘捕。對此，有人「還批評政府太寬大了」。殊不知，這些做法完全符合共產黨新政府「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1949年4月25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聯合釋出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強調「茲特宣布約法八章，願與我全體人民共同遵守之」。第五條規定：「除怙惡不悛的戰爭罪犯和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外」，其他的國民黨政府各級官員、「國大」代表、立法和監察委員、警察和區鎮鄉保甲人員等，「凡不持槍抵抗、不陰謀破壞者」，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逮捕，不加侮辱」（【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58頁）。黃炎培的文章反映的就是【布告】嚴格執行的結果，給予犯過小錯但有所「悔悟」者的改過機會，充分體現了共產黨新政權對人的生命的高度尊重。第二個「證據」是黃炎培看到所有的解放軍「對人最客氣」。他「所見到的所聞到的，所間接又間接聞到的，幾乎沒有一個人，對某一個解放軍不佩服的」。解放軍軍紀嚴明、和藹可親，堪稱威武之師和文明之師。【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約法八章」，是總結解放軍接管沈陽、北平等城市的經驗教訓形成的，是指導解放和接管全國城市的鐵的紀律。實際上，1948年12月22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布告】「約法八章」就已經公布，並傳達到連、排、班基層，要求認真學習、執行。【布告】張貼在北平的大街小巷，請市民予以監督。它強調要「保護各城市全體人民的生命財產」「保護民族工業商業」，並指出：「本軍紀律嚴明，公買公賣，不取民間一針一線，望我全體人民一律安居樂業，切勿輕信謠言，自相驚擾。」28日，北平市軍管會主任葉劍英簽發了【北平市軍管會關於做好入城準備工作通告】。其附件規定的「入城紀律十四條」，是對「約法八章」內容的細化。實踐證明：對於不管是北平、還是上海等城市，解放軍的入城紀律，就是人民軍隊接管城市給廣大市民的最好「見面禮」。他的文章還提到了警察對走錯路的人力車夫「謙和誠懇」處理、北京飯店工友拒收小費，以及互稱「同誌」等人人平等的新鮮事。由此，文章認為「每個老百姓都在把自己身份提高」的風氣，「一天天在發展」，充分彰顯了共產黨新政權對人的生活和人格的高度重視。
打破桎梏建立民主 尊重群眾創造奇跡
黃炎培對1945年他在延安5天的存取給予了較高的評價，但他仍在【延安歸來】中強調，「不要單聽人家怎樣說，還得看人家怎樣做」。他親身經歷了1949年新政協民主討論國是，目睹了共產黨「怎樣做」。黃炎培代表中國民主建國會發言說，新中國是「一所新的大廈，是用鋼骨水泥的許多柱子撐起來的。這些柱子是什麽？第一是中國共產黨」，這些柱子還有「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等。他比喻道：「這所新的大廈，有五個大門，每個門上兩個大字，讓我們讀起來：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富強。」文章對這些載入史冊的大事沒有贅述，而是側重講述了新政協從籌備到正式開會過程中，代表們暢所欲言的體會及其結果。文章指出：「幾百個人，前後開會時間那麽長，所要解決的問題那麽復雜、那麽重要，他們不是大家唯唯諾諾地不說話的，說話的特別多。」文章更強調了民主討論的「妙處」在於「從來不曾把多數來壓倒少數」「絕對尊重每一個人意見」，在於人民政協透過了「許多空前重要的文獻。最後結果，得到皆大歡喜，沒有一個人還保留一些兒不痛快的心理」。這個「驚人的收獲」，在他看來，充分反映了共產黨新政權對民主建設的高度重視。
1949年9月16日，毛澤東在駁斥美國艾奇遜的【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中說：「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麽人間奇跡也可以創造出來。」黃炎培說自己在1936年就開始閱讀「【馬克思傳】三本，【列寧傳】一本」，由此「初步打下了我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些基礎」。1945年存取延安時，與毛澤東的「窯洞對」及對延安整風檔的學習，讓黃炎培的馬列主義水平有所提高。此時，透過學習毛澤東【唯心歷史觀的破產】等文章，他對唯物史觀的認識更加深刻，認為，因為新社會推翻了舊社會的種種壓迫，掃除了對底層民眾的「重壓」和輕視心理，人的生命和生活有了保障，人格得到了尊重，言行有了自由，所以群眾的聰明智慧和創造力量都奇跡般地爆發出來。他列舉的第一個「實事」是兩個孩子的思想變化和聰穎智慧。輕工業部副部長龍飲冰到朋友家看見一個可愛的七八歲女孩，對她說：「你跟我去吧！做我的女兒，不好麽？」女孩的回答出乎意料：「我是國家的女兒，不願做誰家的女兒。」在今天看來，這個女孩小小年紀，似乎就沒有「小家」——「私」的觀念，只有「大家」——「國家」和「公」的觀念，實屬不易。黃炎培帶六歲半的女兒黃當時回家，對她說：「你快去見媽媽，說你已經回來了。」女兒回答說：「我看見了媽媽，媽媽已經知道我回來了，用不著說的。」對此，黃炎培深為感嘆：「小孩子腦海裏，會有這樣正確的辯證法，我簡直碰了一個大釘子，今後大家把不合理的輕視人們或重壓人們這種心理都去掉，我相信人類的前進演化快得很。」
第二個「實事」是中國共產黨提倡的「新的學習方法」。在中共的影響下，各黨派、各機關都開始了新的學習。具體做法是「一個小組指定了一種檔，今天是學習某一段，從文字中間一點一滴地分析出若幹問題，小組圍坐著，由分別研究而相互質問，最後提出總結」。黃炎培以他親歷的學習，認為透過「相互質問，越問越深刻」，其結果是「深刻得了不得」，是「單獨研究所萬萬得不到的，三個臭皮匠，真可以合成一個諸葛亮」。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具有優良學習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政黨。1933年11月，毛澤東寫的【才溪鄉調查】裏面講，才溪鄉的讀報團活動由一位主任負責。為了不過多耽誤農活，利用農民5天趕集一次的時間來讀報，每次參加者50到80多人不等。大家閱讀和討論的材料有【鬥爭】【紅色中華】和各種檔通知等。後來在延安整風期間，讀報運動更是開展得有聲有色。1949年全面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當然要繼續發揮讀報學習的優勢。值得註意的是，既是政治活動家也是教育家的黃炎培，受此學習方法的啟發，在12月23日的全國教育工作者會議上倡導「教學革命」，「放棄過去慣用的舊的教學方法而采用現在盛行的新的學習方法」。中小學的教科書「大大地可以采用民主評選」方式產生，由「編書者提出草本」，讓有教學經驗的教師「試教」，讓采用學習制的學生「批判」，最後「令大家就其中挑選」好的教科書。在他看來，這樣就可以集思廣益，創造奇跡。
告別任人唯親舊習 迎來制度管理新風
黃炎培說，他過去樂於以「八行薦書」為親朋好友介紹工作，但「從一九四九年起，不生效力，尤其是坐在現地位上，不相寫八行薦書」。「八行薦書」就是中國古代比較流行的推薦書信，懇請對方關照，「舊式信紙大多用紅線直分為八行，因此稱書信為八行書」。到了晚清和中華民國時期，八行薦書依然存在，甚至成為官場仕途的一種社交方式。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各方面建章立制，特別是「用人有制度，預算有限制」。黃炎培身處高位有能力寫，過去也習慣甚至樂意寫，今天因為制度和接受的教育不能寫，存在矛盾和痛苦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最後，他以國家大事為重，對這些革故鼎新的新氣象，很快就由痛苦轉為理解甚至稱贊有加。文章指出：某個人能否錄用，不是「一二人」的領導說了算，而是由已經被重視和覺悟起來的人民群眾把關。退一步說，「如果這人不為群眾所認識，不了解，即使錄用進來，也無法安於其位」。
黃炎培的四子黃大能回憶父親時說，短短5天的延安存取，「成為吾父一生中的重大轉折點」，他「從解放區鐵一般的事實中認識了真理」。此重大轉折的最突出表現是黃炎培成為新中國開國建政的重要領導者之一，此真理就是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黃炎培在1949年寫的這篇文章運用唯物史觀，運用毛澤東思想的群眾觀，聚焦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氣象，既豐富了毛澤東莊嚴宣布的「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內涵，又生動回答了他向毛澤東提出的「窯洞之問」，充分證明了中國共產黨在全面執政伊始，就交出了努力跳出歷史周期率的第一份優異答卷。
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經常講跳出歷史周期率問題」，認為其「關系黨的生死存亡，關系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興衰成敗」。經過百年苦難而輝煌的奮鬥，中國共產黨找到了跳出歷史周期率的兩個答案：人民監督政府、黨的自我革命。思昔撫今，我們要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堅持人民主體地位，推進黨的自我革命，在實作中國式現代化的偉業中交出人民更加滿意的歷史答卷。
（作者：劉耘姝 徐尚思，單位分別為華中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北大學知行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