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8月26日 起，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國際新聞中心陸續刊出「尋找‘基辛格’」系列報道。報道一經推出，引發國內外各界關註。同時，也正如我們在該系列報道的「編者按」中提到的，「當下的中美兩國間是否還能出現‘基辛格’本身就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在我們所見到的網友留言，以及其他網絡平台的評論中，讀者們提到的最大的一個疑問也是當下中美之間是否還會出現基辛格那樣的人物。有網友說，尋找「基辛格」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
8月31日，我們在蘇州舉辦了一場名為「尋找下一位‘基辛格’」的學術沙龍，邀請了包括參與此次系列報道的多位國內權威美國問題研究學者，一起繼續探討「尋找‘基辛格’」的話題。本文選取了這次討論的部份內容，集中回應讀者們上述疑問——今天的中美關系是否還能為潛在的下一位「基辛格」提供一個時代舞台？我們還能用基辛格本人作為一把「尺子」來尋找下一位「基辛格」嗎？如果我們希望中美之間還能出現下一位「基辛格」，我們能為之主動做些什麽？謹以此篇對上述問題的開放性討論，作為「尋找‘基辛格’」系列報道的收官之作。
8月31日，「尋找下一位‘基辛格’」學術沙龍在蘇州舉行，多位國內權威美國問題研究學者一起繼續探討「尋找‘基辛格’」的話題。
專家簡介：
朱鋒：
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韋宗友：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
刁大明：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張騰軍：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
以下為討論實錄節選。
時勢還能再造就一個「基辛格」嗎？
朱鋒：
我覺得中美關系要重新找到一個「基辛格」，確實存在著非常大的難度。第一個原因就是冷戰的時代背景，跟今天中美關系的地緣戰略、地緣經濟競爭的背景相比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區別。當時的中美之間有共同的對手，有共同的戰略需要，使得中美兩國可以最終打破堅冰走到一起。
中美關系難以出現「基辛格現象」還有第二個根本原因，就是基辛格本人的資歷、才華和眼光。自1971年兩次訪華，到2023年11月去世，基辛格訪華超過百次，他還擔任過美國美中關系委員會的主席，與中國歷代領導人都有非常直接的會晤，他對進一步推動中美關系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這樣的基辛格，或者說「基辛格現象」，今後還會有嗎？
還有第三個原因。就是中美關系的國內政治環境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美國不僅是唯一的霸權國家，而且是一個高度利益中心主義的國家。1972年的中國遠比今天要弱，與美國的差異比現在更大，但是美國基於自己的戰略需求，它可以超越中美的差異。
盡管「基辛格現象」難以重復，但是兩國理性、務實、面向未來的積極的社會力量，都需要去探索、尋找第二個「基辛格」。所以今天我們談第二個「基辛格」，不是簡單地去尋找誰會成為第二個「基辛格」或中美關系會不會復制一個「基辛格」，而是在中美關系今後將長期處於戰略競爭態勢的背景下，我們需要繼續不斷探索一種積極務實和具有戰略前瞻性的聲音和力量，以期中美關系能夠回歸理性可控、互利發展。
刁大明：
中美之間是否還有足夠強大的共同利益，為下一個「基辛格」提供一個時代舞台？毫無疑問，我覺得近年來中美雖然由於美方單方面的一些錯誤極端做法，導致很多問題不斷積累和增加，但這並不意味著合作點就是在持續下降。合作點在有些領域受到一定影響，但是也有一些領域中美長期的合作是存在的。這些共同利益下的合作仍然是穩定中美關系的重要基礎，也是美國的有識之士從美國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出發，來穩定兩國關系的一些關鍵動力所在。所以，我覺得未來未必會在最高的戰略層次出現一個「基辛格」，但是在不同領域，出現和基辛格一樣能夠做對中美關系有利的事、從歷史和全球的角度做一些正確事情的有識之士，應該還是可以期待的。
韋宗友：
當年基辛格之所以能在較長時間內成為中美關系的一個傳話人，從全球大的國際戰略形勢看，在當時冷戰背景下，中美尚未建交的時候，需要一個關鍵人物在中美之間就戰略意圖進行良好溝通，尋找共同的利益，避免誤解和誤判。
當下中美關系的外部大環境和50多年前大不相同。中國現在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世界上的影響遠非上世紀70年代可比，全球一些重大問題離開中國可能無法得到很好的解決。同時中美關系已經完全超出了雙邊關系的意義，在地區乃至全球都發揮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在這一點上中美是有共識的。
畢竟中美是兩個大國，對世界的和平穩定、繁榮都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所以在當下中美之間的溝通更重要，更需要一個舉足輕重、有影響的人，能夠及時地把兩國的戰略意圖、對於彼此的一些擔憂或是疑慮傳遞給對方。同時，中美作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對全球的繁榮穩定都肩負了重要職責，所以說中美如何在全球性議題上加強合作、相向而行，這也需要兩國更好地溝通和合作。當然，誰能夠成為下一個「基辛格」，這是今後要繼續探討的話題。
張騰軍：
首先，冷戰時期中美關系緩和是基於一個共同利益，主要是戰略安全的考量。我們回到當前的情況，中美是否還存在一個足夠強大的共同利益，或者這樣一種趨同的威脅認知呢？時代條件確實發生了變化，目前中美之間不存在一個外部最大的第三方因素。
如果說中美未來要有一個足夠強大的共同利益或者威脅認知的話，我覺得首先需要從觀念上改變，這種觀念改變需要一個條件。這個條件我個人認為一個是美國方面發生了變化，也就是說在中美持續多輪博弈乃至較量之後，美國發現它完全沒有辦法遏制中國的發展，它需要主動調整和反思，重新思考過去將中國作為「頭號敵人」的這種認知或者戰略是否還繼續可行。另外一個角度，美國未來是否會發生更劇烈的國內政治等方面的動蕩，使其無暇他顧，必須聚焦於國內事務。我覺得這兩種可能性是可以探討的，但從中美關系的現狀看，觀念的改變和重塑需要相當一段時間，不會很快發生。
基辛格這把「尺子」是否適用於下一個「基辛格」？
朱鋒：
我們尋找第二個「基辛格」，不是簡單地拿基辛格作為標準。基辛格的一些經歷，現在很難有人能「復刻」。我們現在是要尋找一個對今天的中國有著建設性、積極看法，而且有理性主張，站在共同的人性和人類的價值基礎上來推進合理、科學的主張的人。
如果今天要尋找下一個「基辛格」，那麽最高標準是這個人必須是美國政府的一個核心的外交安全成員，不僅直接當家理政，而且直接來營運中美關系，在中美關系中能夠帶來一些歷史性的變化。最低標準是他有過政府經歷，有過很好的智庫和學界的成就，然後也是美國一個很重要的、有社會影響、政策影響力的一種聲音。
韋宗友：
基辛格除了本身的學識之外，他有一個重要特質，就是他有一個非常堅定的信念——大國之間不能老死不相往來。即便中美之間還沒有建交，但是把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長期隔絕在世界民族之林外，他認為這是不對的。他認為大國之間要保持對話、溝通、交流，大國之間不能發生戰爭。當然，他主要強調的是均勢，世界主要大國之間維持和平。另一面，基辛格也會玩弄權勢，為了大國間的均勢，犧牲小國的主權和利益，這也是他飽受詬病之處。
現在中美已經建交了，而且現在通訊工具發達，兩國領導人面對面、交流的機會非常多，留給下一個「基辛格」發揮作用的空間已經非常小了。
如果說設立一個最高標準，包括朱老師也提到，就是要成為一個外交家、思想家、戰略家。這是一個比較高的標準，戰略家是能夠觀大勢謀大局，知道世界格局當下的狀況和它未來的演進，能夠在大國關系中縱橫捭闔。思想家，得要像基辛格那樣學富五車，能夠把廣泛的學識運用到具體的國際關系的實踐當中。還有外交家，要善於在縱橫復雜的國際關系中願意去溝通，去推動合作，並且把他的理念或者把領導人的理念變成具體的成果，能夠緩和競爭，能夠促進對彼此的了解，能夠給局勢降溫。
這三點加起來可能是最高標準。
最低標準就是這個人應該是一個善於傾聽者、一個溝通者、一個良好的執行者，而且他最起碼要在中美兩國政界都能夠獲得認可，最終能夠促進一些具體議題的合作，或者在具體議題上能夠解決分歧。
張騰軍：
去年王毅主任對基辛格有一個評價，他提到包括基辛格在內的中美老一輩領導人以非凡的遠見卓識、政治勇氣和外交智慧，翻開了中美關系新的篇章。這非常精準地描述了基辛格之所以成為基辛格的個人特質。
拆開來講，什麽叫做遠見卓識？就是指有戰略家的謀略和視野，始終是從戰略的、全域的、長期的角度來考慮問題，制定本國的內外政策。政治勇氣就是指作為一個政治家，要有敢為天下先的政治魄力和膽識，不僅要精於謀略，也要有堅定的信念，有頂住壓力、排除萬難、堅決執行的勇氣。這在基辛格身上表現得很明顯。外交智慧，就是指要在談判桌上達成共識和協定，推動合作，需要高超的外交技藝。
我覺得這三點對當前的中美關系來說是非常必要的——遠見卓識、政治勇氣和外交智慧。
而我們今天尋找下一個「基辛格」的最低標準，就是此人對中國要有一定的了解，願意與中國開展接觸和對話，並且對中美關系的認知是中美關系總體應以對話合作為主而非競爭和對抗，能夠身體力行地推動中美關系回到健康穩定發展的軌域。最高標準就是剛剛朱老師提到的，得要有權勢地位、影響力，你得在那個圈子裏，要不然一切都是空談。
我想再回到之前提到的「尺子」的問題，用什麽樣的「尺子」來衡量基辛格或未來有可能出現的「基辛格」，我個人有個不成熟的看法，基於當前中美關系的現實情況，這個「尺子」可以是——審慎而不冒進，務實而不空談，理性而不走極端，知華而不必親華。這並非最高標準，但如果能有更多這樣的人出現並行揮影響，那麽未來中美關系的穩定就可以預期。
刁大明：
現在我們在討論下一位「基辛格」時，就是在討論誰能成為在當前中美關系中發揮積極作用，像基辛格那樣能致力於穩定中美關系的有識之士。
所謂有識之士，大概就是兩個方面，一個才能。基辛格本人在戰略領域有重大謀劃和考慮，在某些領域有高屋建瓴的戰略思維。我們今天尋找下一位「基辛格」未必是在這麽高層次的領域，也許在某個領域裏面也能發現具備重要影響和足夠的話語權去引領或塑造中美關系的人物。
另一方面，除了才能，「有識」還需要有見識。今天我們再去尋找「基辛格」，這樣一個人應該能對當今世界的發展潮流、中美關系，對中國和美國都有比較清晰的認知，能夠從歷史的大視野出發去明確當前中美關系最需要什麽，並為之努力。這個人需要清楚對於中美來說什麽才是正確的，願意久久為功，去努力實作正確的事情，這可能是非常關鍵的。
當年的基辛格也不是我們尋找來的，這麽看的話，也許應該說我們現在是在發現「基辛格」，我們也期待未來能發現更多「基辛格」。
除了尋找「基辛格」，我們還能主動塑造什麽？
朱鋒：
我們去尋找發現下一個「基辛格」的過程，同樣也是一個我們要努力去推動、去提供能夠產生第二個「基辛格」的相關政策選擇和背景，而這個過程在中美關系中非常重要，必須是雙方你來我往才會有很好的互動，所以未來下一個「基辛格」能不能產生，很大程度上就取決於中美的互動是否能朝著一個更具有建設性、更加積極、更有開創性的方向發展。
整個1990年代中美關系同樣風雨飄搖，但為什麽中美關系還能不斷地前行？靠的是什麽？靠的就是interact（互動），你來我往，共同塑造。
學者現在最擔心的還不是中美關系，我最擔心的是現在四處彌漫的網絡極端言論。我們能不能客觀、清醒、理性來處理中美關系。我們一定要記住毛主席當年有句名言「革命不是請客吃飯」，跟美國又要鬥，又要和，既要化解這種矛盾，又要塑造中美關系良性互動的環境。
中美關系要真正能夠走出「修昔底德陷阱」，我們需要走實、走好我們自己的路，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政治的改革，沒有一環可以落下。一方面中美關系是我們最大的壓力，但另外一方面中美關系又是迫使中國必須往前走最重要的推手。
韋宗友：
如果從中方角度來看，下一個「基辛格」的出現，我覺得一個大的原則就是agree to disagree。下一個「基辛格」肯定首先要維護美國利益。對此，我們要有自信，如果說他批評我們了，或者說他與我們的立場觀點不同，首先要認識到他是站在美國利益的角度來和我們進行溝通和交流。
第二個，在認識到彼此有差異、有分歧大的前提之下，我們還是要尋求共同的利益，就是seek for common ground。中美之間有分歧有矛盾，但作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有著舉足輕重影響的兩個重要大國，共同利益、雙邊共同利益、地區乃至全球共同利益非常多。
第三，還是要Let's talk。還是得談，即便我們有這些分歧、矛盾，但是雙方都同意透過接觸、交流、對話這種方式來增加彼此的了解，了解彼此的關切，能夠給雙邊關系降溫，求同存異。
張騰軍：
基辛格是美國人，所以對於塑造未來的「基辛格」，主要工作當然首先是在美方。與此同時，我們也可以主動做一些事情，力所能及地為基辛格式的人物出現營造更為有利的環境。一是理性看待當前美國涉華輿論中出現的一些雜音乃至噪音。我們知道，美國在對華問題上有很多所謂「政治正確」，一些學者為了生存，在說一些理性、建設性的話時往往會順帶批評兩句中國，迎合對華強硬的共識，這種現象並不正常、也不健康，但確實是難以回避的現實。對此，在繼續澄清涉華不實言論、反制惡意炒作的同時，對一些可能聽起來刺耳但本意是為推動中美關系穩定和友好的理性言論，給予更多的容錯空間，讓他們能繼續發揮應有的積極作用，進而一點一滴地塑造美國的對華認知。
二是采取更多措施促進中美人文交往，鼓勵和吸引更多美國各界理性人士來華走一走、看一看，幫助他們認識一個復雜、真實、多樣的中國。我們一方面要繼續加強兩國政府間對話，盡可能拆除人文交流面臨的政治障礙，要持續不懈地與美方就如何進一步促進人文交流開展對話，繼續敦促美方立即取消赴華旅行警告等消極措施，推動恢復中美富布萊特計劃等交流專案。當然，這裏肯定會存在實質性的困難，但如果官方層面達不成共識的話，民間社會的個別行動是改變不了整個局面的。
另一方面，在美國現階段缺乏與我交往足夠意願的情況下，我們也可嘗試出台一些對美方高水平開放的舉措。最近一段時間以來，China travel成為新流行，但其中美國人的身影還是比較少的，我們有必要透過一些實質性措施，吸引更多美國人來華，要想辦法在既維護我們國家安全的情況之下，同時鼓勵更多人文和學術交流，並為之提供更多便利條件和措施，我覺得這是有必要的，也是向美國人釋放我們堅定對外開放的善意。
澎湃新聞記者 朱鄭勇 實習生 隋如馨 陳禎怡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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