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緊鄰美國的國度，墨西哥顯然已做好充分「準備」以應對時局。
10月8日，在一場商業論壇上，墨西哥經濟部長馬塞洛·埃布拉德發表講話，「當前，中國與美國之間的爭端比數年前更為緊張，而我們，已經制定了一套應對方案。」
埃布拉德進一步闡釋：「這一方案的核心思想是什麽？其主旨在於，我們將動用一切合法手段，來支持北美地區的利益。」
這位經濟部長特別提到了墨西哥正積極擁抱美國財長耶倫所提的「近岸外包」機遇，即將生產線從亞洲遷移至墨西哥，這一轉變對墨西哥而言是有利的。
埃布拉德強調：「我們的第二大重要任務，就是全力推進近岸外包，充分利用這一機遇，甚至可以說是百分之一千地利用。」
何為近岸外包？
簡而言之，近岸外包指的是透過鄰近國家的人力資源來提供服務和供應鏈的外包模式。這一理論由美國提出，似乎專為墨西哥量身客製。
在此基礎之上，美國財長耶倫還提出了「友岸外包」的概念，意在將訂單交給那些與美國價值觀相近的合作夥伴，以降低供應鏈風險。
埃布拉德在講話中提到，目前墨西哥制造業出口中，國內成分占比不足20%。他透露，墨西哥正在研究「如何減少我們的進口產品，換言之，就是在各個可能的環節增加國內成分。」
這番話，似乎也是在對我們發出某種訊號。
過去，在特朗普時代對華單方面施加關稅的背景下，不少國內供應鏈商家選擇將零部件先出口到墨西哥進行組裝，再銷往美國，以此規避關稅，降低成本。
而如今，墨西哥也在探討類似措施，以防止中國透過墨西哥繞道規避美國關稅。
埃布拉德表示，墨西哥將與特定企業合作，鼓勵供應商和零部件制造商遷至墨西哥。在這一波供應鏈「去風險化」的浪潮中，為何墨西哥願意堅定地站在美國一邊？
答案很明了，因為美國給予的支持和誘惑「實在太大」。
首先，我們需要理解，為何歐美會提出供應鏈「去風險化」的概念？
這一詞匯最初由歐盟提出，主要針對中國。那麽，歐盟為何會提出這一概念呢？
事實上，中國對外經貿關系的轉變，並非始於2018年特朗普施加的關稅。當時，特朗普對中國數千億美元商品加征關稅，旨在迫使我們坐上談判桌，為美國經濟創造更有利條件。
那場談判的核心議題，主要是增加購買美國商品，這是基於雙方貿易差額而定的，當時還未觸及供應鏈安全的問題。
然而，真正讓歐美開始關註供應鏈安全問題的，是接連發生的兩大黑天鵝事件。
首先是新冠病毒的爆發。這場全球性的疫情，導致數億人感染，其後果之一是，在疫情初期，由於國際交通受阻，歐美一度陷入商品短缺的困境。近岸外包的概念，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
更近距離的供應地，被認為可以有效防範此類黑天鵝事件的影響。
其次，俄烏沖突也是一個重要轉折點。
這一事件的發生，導致眾多西方企業從大俄撤離，包括肯德基、百事可樂等知名品牌。
此事讓歐盟更加團結，並吸納了新成員，從而變得更加強大。
同時，俄烏沖突也讓歐盟意識到，在全球化的經貿關系下，大國之間依然可能發生軍事沖突，緊密的經貿聯系並不能阻止此類事件的發生。
因此，為了降低風險，歐盟提出了供應鏈「去風險化」的概念，而美國則在近岸外包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友岸外包的理念。
這兩個概念的提出，隨即引發了供應鏈的遷移、訂單的轉移以及關稅的提高等一系列連鎖反應。
而墨西哥、越南、泰國和印度等國家，也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獲得了崛起的新機遇。
這一趨勢的發展速度，超出了我們的想象。
過去，墨西哥主要向美國出口石油，但如今，其汽車、機械和家電等制造業產品的出口規模已遠超石油貿易。
2023年，墨西哥成功取代中國，成為美國進口產品的主要供應國。此前，中國曾連續二十多年蟬聯美國最大貿易夥伴的地位。
在全球化的過去，我們被譽為世界工廠，如今依然保持著這一地位。然而，隨著兩大黑天鵝事件的發生，全球化呈現出更為碎片化的趨勢，這也促使墨西哥等美國近鄰國家開始更加靠攏歐美，甚至不惜與我們產生摩擦。
貿易並非一錘子買賣，其背後實質上牽涉到價值觀等深層次因素。盡管這些因素看似與商業無關，但實際上對貿易關系產生著深遠影響。
過去，歐美可能未曾意識到這一問題，或許是出於習慣，或許是路徑依賴。畢竟，我們所生產的商品物美價廉，這是不爭的事實。
然而，一旦不確定性事件發生，觀念發生改變，再想扭轉局面就變得極為困難。
今年年初，墨西哥曾對中國的混凝土鋼釘進口征收高達31%的臨時反傾銷稅。海關數據顯示，去年中墨兩國貿易額同比增長6%，達到1002億美元。其中，中國對墨西哥的出口增長5.1%，至815億美元，主要出口專案包括汽車零部件和電子元件等。
隨著美國對華關稅的提高，中國透過墨西哥組裝產品以規避關稅的做法也日益增多。但如今，隨著墨西哥經濟部長的表態，這一「漏洞」似乎也將被逐步封堵。而這一切的背後推手，正是美國的強大壓力。
去年特斯拉計劃在墨西哥建廠時，也曾要求下遊供應鏈企業跟隨其前往墨西哥設廠，否則將面臨被拋棄的風險。特斯拉的這一舉動，瞬間引發了國內20多家下遊供應商的跟隨潮。
盡管特斯拉在墨西哥的工廠尚未正式投產，但可以預見的是，一旦工廠建成，遷往墨西哥將成為特斯拉供應商的唯一選擇。在這個日益復雜的世界裏，過去的合作共贏理念正面臨著嚴峻挑戰。曾幾何時，各國依靠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各自生產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實作了全球範圍內的合作共贏。
然而，經濟學家森姆森卻指出，當一方的發展開始損害另一方的利益時，這種合作共贏的局面可能會受到永久性的破壞。如今，我們的新能源汽車不斷侵蝕著歐美的市場份額，正是「比較優勢失靈」的生動寫照。
歐美對我們的偏見，不僅僅源於所謂的安全問題，更重要的是背後涉及到的零和博弈。在這種博弈中，雙方的經貿關系不再是共贏，而是我贏你輸。
在這種格局下，經濟、文化、科技等方面的競爭勢必會趨於激烈。在新的分歧之下，雙方需要達成新的共識。然而，在現階段雙方未能達成共識的情況下，這種摩擦和分歧恐怕還將持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