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東西劉老師 /文
楚惠王評價墨子的主張，認為是「賤人之所為」。除了和墨子的身份相關，也和主張的內容有關。
墨子實在太摳了。十大主張裏，至少有三個半都是在談怎麽省錢。墨子說：
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非樂上】）
仁德的人的工作，就是為普天下的人謀福利，為普天下的人除禍患。這應該被看作是普世價值：對人民有利的就實行，對人民不利的就停止。
那麽，墨子對利的理解是什麽呢？
且夫仁者之為天下度也，非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為也。（【非樂上】）
仁義的人為天下考慮，不是為了眼睛看好看的，耳朵聽好聽的，嘴巴吃好吃的，身體爽讓你爽的。為了這類個人享受而損害普通民眾的「衣食之財」，仁義的人不會幹這種事情。
結合【墨子】裏的其他論述，可以相信，墨子對利的理解，就是人民群眾最基本的物質生活。
可能損害到這一點的事，都不要去做。具體說，以下這些追求都是不值得的：
不值得一：物質享受
統治者熱衷追求物質享受，人民負擔就會加重，這是很顯而易見的事情。批判這個問題的篇章，【辭過】篇（「辭過」是告別過錯的意思）可能晚出，倒是寫得層次最清楚，我們就以這篇為例，疏通大意如下：
古代的人民，不知道該住在哪裏，非常痛苦。所以聖王就發明了「宮室」，興建宮室的原則，不過是讓身體免於受到濕氣風寒雪霜雨露的傷害，還有區分男女罷了。但「當今之主」卻不是這樣，他們宮殿的規模和裝修都啪啦啪啦，奢華得不得了，人民就受苦了。
古代的人民，不知道該穿什麽，非常痛苦。所以聖王就發明了「衣服」，裁制衣服的原則，不過是保暖禦寒罷了。但「當今之主」卻不是這樣，他們的衣服都啪啦啪啦，華麗得不得了，人民就受苦了。
古代的人民，不知道該吃什麽，非常痛苦。所以聖王就發明了「耕稼樹藝」，也就是農業。吃飯的原則，不過飲食健康罷了。但「當今之主」卻不是這樣，他們吃一頓飯都啪啦啪啦，食材求珍稀，菜品多得吃不完，人民就受苦了。
古代的人民，不知道怎麽出遠門，非常痛苦。所以聖王就發明了「舟車」。造船和車的原則，不過提升交通效率罷了。但「當今之主」卻不是這樣，他們打造高檔馬車和豪華遊輪，修飾都啪啦啪啦，人民就受苦了。
古代的人民，對男女之間那點事，倒是知道的，這種欲望，聖王也改變不了。「雖上世至聖，必蓄私」，即使上古的聖王，也是要有些小老婆的，只不過知道節制，讓人民不怨恨罷了。宮裏的女人不多，天下娶不到老婆的男人也就少了。但「當今之君」卻不是這樣，大國之君囤了上千女人，小國之君也囤了上百女人，所以天下單身漢也就多了。適婚年齡的男女湊不到一塊兒，生育率也就很低了。
總而言之，以上所說的這五件事，聖人都會儉樸節制，小人都會奢侈淫佚。節儉的就昌盛，淫佚的就滅亡，這五件事不可不節制。
我們可以看出來，墨子談問題的方法，是樹立一個古代的好榜樣，來批判當下，這和儒家的套路，是一模一樣的。其實也是當時大多數人的思維定勢，直到今天也不罕見
這裏講了宮室、衣服、飲食、舟車、蓄私五個問題，前面四個，剛好也就是中國人一直常說的住衣食行。最後一條，從關註底層男性的角度，反對君主多娶小老婆，無疑是物化女性，今天要被罵「繁殖癌」的。不過在戰國時代，這麽想也不奇怪。
而且應該指出，墨子也很物化男性。【節用】裏對娶老婆生孩子的問題，還有更詳細的論述。墨子說，一般的物資，獲得增長都是比較容易的：
故孰為難倍？唯人為難倍。然人有可倍也，昔者聖王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聖王既沒，於民次也，其欲蚤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以其蚤與其晚相踐，後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此不惟使民蚤處家，而可以倍與？且不然已！
所以什麽是難以倍增的呢？只有人口是難以倍增的。然而也不是無法可想，古代聖王制訂法則，內容是：「男子年到二十，不許不娶妻，女子年到十五，不許不嫁人。」這就是聖王的法規。聖王已經離我們遠去了，民眾也就放縱自己：那些想早成家，二十歲就成家；那些想遲點成家的，有時四十歲才成家。算平均結婚年齡（大約是三十歲），與聖王的法則差了十年。如果婚後都三年生一個孩子，那十年時間就可以多生兩、三個孩子了。這不是早婚就可以使人口倍增嗎？只是現在不實行這樣的政策罷了。
顯然，墨子把男人也是當作戰略物資看待的。他所謂的「利人」，訴求是人作為「物」的價值要被重視，而不是人作為「人」的尊嚴要被尊重。
不值得二：死後世界
生前窮奢極欲，死後還想繼續，或者，後來者需要透過把喪事辦得風光，來炫耀自己的孝心和富貴，於是就有了喪事大操大辦，陪葬傾盡家底的風氣。先秦時期厚葬久喪的現象，古籍中記錄極多，也為考古發現一再證實，——有一讓為專業人士憤慨，民間卻始終流行的段子：「考古不就是官方盜墓的麽？」雖然是謬見，但也正可見古墓裏留下來的東西之多，使人印象何等深刻。
這裏僅舉和墨子時空關系特別接近的兩例：
一是1978年湖北隨州發現的曾侯乙墓，墓中文物萬件，其中的編鐘、尊盤均為國寶。而曾國不過是個三四流的小國。——曾侯乙和墨子是同時代的人，墨子往返於中原和楚國，或許也曾經從曾國經過。
二是湖北荊州熊家冢楚墓，這裏最令人感到震撼的，是一個陪葬坑裏發現了由43輛馬車及164匹戰馬所組成的車馬陣，氣勢極為恢宏。而墓的主人，極可能就是楚惠王，也就是把墨子稱為「賤人」的那位。對厚葬興趣如此濃厚，難怪他不接受墨子的主張。
厚葬久喪的問題，也是儒家和墨家爭論的焦點之一。
雖然孔子明確反對厚葬，甚至據說孔子講過「拿寶玉陪葬，就等著被盜墓曝屍荒野吧」這樣激烈的言論，但事實上，儒家對厚葬久喪之風就是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的。看【儀禮】【禮記】這樣的書裏，和喪禮有關的內容有多連篇累牘，這點一目了然。而孟子和荀子兩位宗師，這件事上也未能免俗。
孟子把喪事看得極重，有名言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聽過相聲【白事會】的都知道，父母去世，家門口就貼上大幅白紙黑字「當大事」，出典就在孟子。孟夫子早年窮，給父親喪事辦得簡單，後來有錢了，給母親的喪事就辦得隆重，還成了他被指責的理由。
荀子說，有人講陪葬品少就可以免於被盜墓，這是不對的（這是不點名批判墨子，但等於也是懟了孔子）。古代聖王深受人民愛戴，陪葬品再多也不用擔心盜墓；而一個暴君即使墓裏什麽都沒有，人民也要把你刨出來吃肉啃骨頭啊。
即使承認儒家理論也是反對厚葬的，和墨家主張的節葬，也是兩個概念。
儒家的反厚葬，是說每個社會等級都有相應的喪葬標準，等級高標準也高，等級低標準也低，不應該超過這個標準。比如說，曾侯乙的墓裏發現了九鼎八簋，這是僭越了，因為曾國不過是諸侯而已，但如果變成七鼎六簋，那就完全合理。
墨家主張的節葬，按照古人的觀點，卻真是儉薄到極點了：
衣三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於泉，流不發泄，則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節葬下】）
衣服三件，足夠使死者肉體朽爛在裏面；棺木三寸厚，足夠使死者骸骨朽爛在裏面。掘墓穴時候，不要挖出地下水來，不至於使屍體腐爛的味道散發到空氣中，就可以了。死者既已埋葬，活著的人就不要長久的服喪哀悼。
具體論證節葬的必要性的時候，墨子的辦法還是算經濟賬：陪葬品很多，國家也就窮了；喪禮期間，規矩很多，人的體質會因此下降，而且這段時間男人和女人不能交媾，會降低嬰幼兒出生率；喪禮中又不能做很多工作，國家和社會都會因此癱瘓；既然這個國家人口又少，又窮，又沒有足夠的力量修城墻，這個國家就一定會遭到侵略；國家窮了之後，沒錢去祭祀鬼神，上帝鬼神也就不會保佑你……總之，厚葬久喪，有百害而無一利。
對今天的人來說，墨家主張中，節葬最容易被認為合理，接受起來毫無難度。但古人的意見剛好相反。已經習慣火葬的今人，會覺得土葬本身就很奢侈，但當時人看到墨子說的棺材那麽薄，墓穴那麽淺，往往覺得駭人聽聞，只有自虐狂才會這麽幹。當時墨家理論遭遇重大阻力，主張節葬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孟子、莊子、荀子、韓非子他們提到墨子時，關註點各不相同，但一定會就這個問題說兩句。
不值得三：文化娛樂
墨子所謂「非樂」，樂是音樂的意思，也是快樂的意思。非樂是不聽音樂，也是不要娛樂。
對音樂的態度，是墨家和儒家爭論的另一個焦點。
儒家對音樂極重視，有學者甚至認為，從文化淵源上說，儒家就出自西周的樂官。【史記·樂書】說：
「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
音樂，從個人修養說，可以培養你的正義感，從調整社會關系說，可以區別人的等級。對上，宗廟祭祀要用到音樂；對下，改造民眾也要用到音樂。
更具體的說，是宮、商、角、徵、羽五音分別對應國家的各個方面，所謂：
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禮記·樂記】）
宮調沒彈好，意味著君主荒淫無道；商調沒彈好，意味著政府腐敗邪惡；角調沒彈好，意味著民怨沸騰；徵調沒彈好，意味著不斷折騰；羽調沒彈好，意味著經濟危機。
用音樂治國的故事，也散見於帶有儒家傾向的各種文獻中：
堯治理天下的時候，任命夔做樂正這個官職。因為夔的音樂水平高，很能感化人民，令堯發出了「夔這樣的人才有一個就足夠治理好天下（夔一足）」的感嘆。（【呂氏春秋·察傳】等）
周滅商的過程是這樣：八百路諸侯自發的大會孟津，一致主張伐紂，周武王卻認為他們不知天命，時機還未成熟。過了兩年，殷商皇家樂牌團的兩位領銜的音樂家太師疵和少師彊，抱著樂器跑到周武王那裏，武王立刻宣布，商朝罪過大了，咱得把他往死裏打。音樂家的選擇，比各國領導人一塊兒表態更有說服力。（【史記·周本紀】等）
春秋亂世，吳國的公子季劄出訪魯國。季劄代表吳國對華夏禮樂文明的理解的最高水平，而魯國就代表華夏禮樂文明的最高水平，最高水平發生碰撞，當然會迸發出閃亮的光芒。季劄欣賞了各國的音樂，於是就對各國的文化作了深度分析，對各國的命運作了精準的預言。從鄶國開始，季劄沒有說任何話，這表示這些國家根本不值一提，「鄶以下無譏焉」從此也就成了表達極度不屑的套話。（【左傳】等）
總之，儒家格外看重耳朵眼兒裏的中國。墨家反對音樂，特別容易形成與儒家肉眼可見的交鋒，引起廣泛關註。當然，儒家非常介意區分先王的雅樂和低俗的流行歌曲，「大雅之音」被吹捧得有多好，「靡靡之樂」就被批判得有多壞。墨家不理會這個區分，並把所有音樂的負面影響都算在儒家頭上。這是公共議題辯論的常態，倒也不足為奇。
墨子反對音樂，照例還是從成本-收益著眼：
昔者齊康公興樂萬，萬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毋為樂，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 （【非樂】）
鑄造樂器很花錢，當時樂器有多壯觀，墨子說了個生動的比喻，「今王公大人唯毋處高台厚榭之上而視之，鐘猶是延鼎也」，王公大人們在高大的建築物上俯視，大鐘就好像倒扣的鼎一樣。
演奏樂曲要用人，而且還必須要用身體素質好，智力水平也高的人。
欣賞音樂要花費時間，而王公大人應該忙於政務，時間是很寶貴的。
總之，為了聽音樂，不知道浪費了多少人力物力。
考古發現也證明墨子沒有誇張。以著名曾侯乙編鐘為例：全套編鐘共六十五件，最大鐘通高152.3厘米，重203.6千克，鑄造工藝極其精良。1979年5月開始，國家文物局主持下， 七家單位聯合成立了曾侯乙編鐘復制廠研究組，經過四年反復試驗、試制，到1984年7月才復制成功。——現代中國尚且如此，當年曾國為了打造這套編鐘，花費簡直難以想象。
作為一個弱小的國家，曾國是世世代代都深陷國防危機的。這些銅要是用來鑄造武器，可以變成多少戈矛箭鏃？花在樂器上的這些心思要是用於軍事技術革新，能不能有所突破？
墨子質問說：
民有三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當為之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幹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即我以為未必然也。意舍此，今有大國即攻小國，有大家即伐小家，強劫弱，眾暴寡，詐欺愚，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即當為之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幹戚，天下之亂也，將安可得而治與？即我未必然也。
簡單說就是，聽音樂（也可理解為發展娛樂業）可以讓財富增加嗎？可以讓戰爭勝利嗎？我認為恐怕都做不到，所以，音樂是沒有必要的。
不值得四：科學探索
【墨子】書裏，和工程技術有關的內容是不少的，也有些觀察自然界獲得的發現。但是科學和技術是兩回事。
技術強調有用，能解決具體的問題；科學在於求真，關心物質世界的規律和本質，是否有用，往往暫時不在考慮範圍之內。
而墨子是特別關心有用的。【墨子】書中有一個墨子和公輸般比賽的故事：
公輸子削竹木以為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為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為鵲也，不如匠之為車轄。須臾劉（通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為功，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魯問】）
公輸般用木頭做了一只鳥，天上飛了三天沒下來。公輸般自然很得意，墨子卻表示了鄙視，說你這個東西，其實不如木匠做的車轄管用。人家加工一塊三寸大的小木塊，能承擔五十石的分量，這才了不起。對人有利的才是巧，沒啥好處的，再巧妙也是拙。
【墨子】書中記錄的辯論，照例是墨子贏，所以也不知道公輸般是無話可說，還是說了也沒被記錄。
世上的不值得，當然不僅以上這些，但結合上面內容，我們已經可以看出墨子的基本邏輯：他關心的一是吃飽穿暖，二是增強國防。舍此而外，一切追求都是多余的。
今天我們很容易反對墨子的主張。第一，沒有物質追求的社會過於困苦；第二，沒有文化娛樂的社會缺少樂趣；第三，沒有科學探索的社會沒有前途。
這三點裏，古人針對前兩點已經有很多批評。
人類本質上就是一種很貪婪的動物。讓成功人士都去過物質貧乏，沒有娛樂的生活，你可以讓所有人暫時做到，也可以讓個別人永遠做到，但不能讓所有人永遠做到。
古今中外迎合底層期待的人，一旦取得成功，罕有能不忘初心的。譬如看看歐洲天主教堂氣象巍峨的尖頂，再看看【福音書】裏耶穌的教誨，不能不感受到強烈的諷刺。
中國文化的主流，不講究靈肉二元的對立，肉體越受苦，靈魂越高貴的觀點，並沒有很大的市場。缺少這種道德光環的加持，苦日子就更難堅持下來了。
這種情況當然也出現在墨家身上。有個叫夷之的墨者，想來找孟子辯論。孟子自己不見他，只讓門人傳了個話：
「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墨家辦喪事，以節儉為原則，我聽說夷之先生也想把這一套推廣到全天下，所以夷之先生當然認為厚葬是不對的。但是，夷之先生給自己的父母舉行葬禮，卻大操大辦，這不是以自己所輕賤的原則來對待雙親麽？
一下子懟得夷之只好轉移話題了。
【韓非子·八說】批判靠耍嘴皮子過上好日子的人，舉例時也點了墨家的名。看來成功的墨者，和儒家也是沒啥不同了。
莊子有不少行為，和墨家看起來是有些相似的。比如說，莊子很窮，並且對這種生活泰然處之，這就契合墨家的「節用」；莊子臨死前，吩咐學生說，把我的屍體丟掉野外，那是把天地萬物當作我的棺槨陪葬，要說「節葬」，這才真是達到頂點了。
錢穆先生根據這些相似，認為莊子「論其學派，實歸墨家一路」，他也知道這個觀點過於新奇，所以又說，我們做學術研究，要善於讀書，不要因為我這個觀點前人沒提過就懷疑我嘛！
但他的這個新發現，我以為真就是沒啥說服力的。墨家提倡節儉，是希望把它變成一項國策，全社會強制執行；莊子這麽不在乎物質，卻是個人選擇，並不企圖把節儉變成一種社會規則。洞悉人心的莊子，恰恰清楚意識到，墨子的這種主張，絕不可以推廣。莊子說，墨子雖然是天下的一個大好人，但他這套過分強調節儉的主張：
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 ！
墨子這種違背人性的主張，是會讓天下不堪重負的。
第三點墨子不重視科學的問題，古人很少有批評，因為對物質世界背後隱藏的規律，一般人的興趣，多半還不如墨子大，當然就想不到這也算缺陷。
把解決貧困問題放在科學探索之前，是古今中外關註民生的人常見的想法。1970年，贊比亞修女瑪麗·朱坎達致信美國太空總署（NASA）的恩斯特·史都林格博士，提出了一個問題：在這世上還有無數的孩子困於饑荒的時候，把這麽多錢花在探究宇宙上，是否過於殘忍？
顯然，這位修女的思路，與墨子高度一致。而恩斯特博士的回信，似乎剛好也可以視為與墨子隔著時空對話。這裏摘引一段：
就在我詳細說明太空計劃正如何幫助解決地球上的問題前，我想先簡單說一個大概是真實的故事，以或支持我的觀點。在大約四百年前的一個德國小鎮上住了一位伯爵，他是個善良人，總把自己大部份俸祿捐給鎮上的窮人。在那個饑寒交逼的中世紀年代，常見疫病橫行，家園盡毀，因此伯爵的無私之行得到眾人的敬仰。有一天，他碰見了一位陌生男人，在其家中，除了一個工作台外，還有一個小小的實驗室。
男人白天拼命工作，就是想每晚留上幾個小時可以待在自己的實驗室裏。他把玻璃打磨成小鏡片，然後把鏡片安到管子裏，然後用這玩意去觀察些細微的東西。在這高倍數的放大之下，伯爵看到了一些他以前從未見過的微型生物，他對此頗為著迷。隨後他便邀請這位男子連同其實驗室搬進自己的城堡，男子從此成了伯爵家的一員，並以特殊雇員的身份全身心投入到其光學器材的研究及完善工作中去了。
然而，鎮上的人得知此事後都不禁憤怒了，他們認為伯爵居然把錢都浪費在一些只能唬弄人的把戲上面，他們嚷道：「我們還遭著這瘟疫的罪，他卻把錢花在那男人不頂用的愛好上！」面對種種質疑，伯爵依然很堅定，他回答道：「我還是會盡力幫助你們，但同時我也會繼續支持那位男子及其工作，因為我知道終有一天這會為我們帶來什麽。」
的確，這男子的工作，以及其他人所作出的類似努力為我們帶來了一樣寶貝——顯微鏡。眾所周知，比起其他的一些發明，顯微鏡的誕生可謂大大推進了醫學的發展。沒有顯微鏡，相關微觀醫學研究就不能進行，也就很可能沒有瘟疫及其他傳染性疾病在地球上大面積滅絕的今天。
那位伯爵，就減輕人類所遭之罪而言，就算是把所有可以捐的都捐給了他身邊那些為瘟疫所折磨的人們，也遠遠比不上僅撥出一筆錢來資助那位男子的研究。
同理，公輸般似乎也可以說，我的無人機研究，雖然眼下沒什麽實用價值，卻也包含著潛在的無限可能啊。
但如果因為上面贊同上面這些反駁就小看墨子，那無疑也是十分輕佻的。
首先，墨家這些關於節儉的議論，你如果不把它看作一種關於理想社會的普遍原理，而是認識到這是一種針對一般民眾的宣傳，那就必須承認，它有極強的感染力和煽動性。
譬如說，上面所引的那封恩斯特博士的回信，是站在人類命運的高度立言的，他預設的讀者，也不是修女個人而是全社會公眾，這才顯得既有情懷，又有理性。但如果你講話的物件，就是那些饑寒交迫的人們，效果一定大不相同。
墨子面對他的聽眾的時候，也大可以用這種方式來解讀這封信：「他講的就是無論政府怎麽安排，反正救濟的錢到不了你們手裏。在現有的資源分配體系下，忍饑挨餓就是你們註定的命運！為了人類發展這個虛妄的畫餅，要犧牲你們的生活和生命作為代價。這樣的一個社會，難道不應該推翻砸爛它嗎？」
這場宣傳話術的較量中，墨子未必會落在下風。
另外，現代社會的經驗，可能會放大墨子這些主張的荒謬性。今天的人很容易把消費促進經濟發展看成理所當然的，這是因為工業革命之後，「窮人」的概念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今天的許多國家，「窮人」（或自認為很窮的人）仍然具有一定消費實力。古代實際上大多數時候並不如此，所謂「窮」，就真是的是在生存線上掙紮。農業社會的剩余非常有限，統治者的窮奢極欲，瞬間就可能成為普通民眾的滅頂之災。
在戰爭和饑荒頻繁發生的年代，墨家犧牲社會多元性而增加糧食儲備和增強國防力量的主張，合理性就會顯得高得多。——不然，人都死了，還談什麽多元？
所以戰國時代，墨家的學說做到了深受歡迎，以致於孟子要感嘆「楊墨之言盈天下」，韓非子要說儒家和墨家是「世之顯學」，前面提到的司馬遷犯的一個錯誤：他認為孔子和墨子可能是同時代的人，中國傳統的思維，是越古老越厲害，孔墨一樣早，似乎也暗含著一個意思：兩個人旗鼓相當。
而墨家組織，也取得極為快速的發展。也正是因為組織的力量，墨家才有了倡導「非攻」的底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