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時期，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得儒學成為古代中國正統思想長達兩千多年。
然而，對於這樣一個對儒學發展有突出貢獻的人，卻有不少人批判他是「儒家之罪人」，這是什麽緣故？
«——·儒學的功臣·——»
漢初統治者推崇黃老的政治思想，主張以無為治理國家，取得了明顯成效。然而隨著漢朝政治與經濟背景的新局面，在意識形態和文化領域也呈現出了新的特點。
這個時候， 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治國理念，極大地迎合了統治者的需求。
董仲舒的政治理論與儒家傳統政治倫理思想幾乎是一脈相承的。他繼承了孔子關於「仁」和「禮」的論述，並以孟子的「仁政」「四端」思想和荀子「禮論」思想作為基礎，結合儒家政治理論的實踐經驗及社會現實形成了自己的新儒家政治倫理思想。
另外， 他還吸收了道家法家的一些觀點，形成一個完整的、具有實踐性的政治倫理理論體系，對於儒家倫理思想政治化行程有著直接的推動作用，奠定了儒家兩千多年中國正統思想的基調。
從其產生之初的社會及政治背景來看，董仲舒的這一學說既是為滿足西漢時期統治者的政治需求而產生的，因而其思想中的所有內容都是圍繞著建立和鞏固君主專制的集權制度而服務的。
然而，自董仲舒的政治倫理體系產生之初，它就已經作為一種帶有階級色彩的、為支撐和延續君主專權而辯護的官方意識形態而存在了，這就使其政治理論體系無可避免地帶有相當程度的階級性和歷史局限性，而這這違背了儒家「民貴君輕」「仁政」的基本理念。
«——·對儒家核心思想的背離·——»
董仲舒將君權神聖化導致君主權力無限延伸。 董仲舒出於西漢時期政治局勢的需要，借助於「天」這一普遍信仰，將帝王說成天子，是天意在人間的唯一代表，「唯天子受命於天」，因此君主的權力也就是天所賜予的，所以天子也就擁有僅次於天的地位和權力。
這樣，董仲舒就完成了對於人們對於天命的服從和轉移，即將人們對於虛擬之天的敬畏和信仰轉變為對君這一人間的政治實體服從，如此，君主的地位就得到了前所未有地提升和神化，不僅具有了合理性和合法性，還在相當程度上具有了神聖性。
然而這種思想即是將君主意誌淩駕於萬民之上，這不僅使君主擁有了空前膨脹的權力，還使得其權力無法被制約。 客觀來說，董仲舒已然意識到了君主權力肆無忌憚地擴張會給國家帶來的負面影響，並試圖以災異譴告以勸告皇帝省察自身，但這並不能對君主起到切實的勸勉或限制作用。
且隨著君主專制愈發極端化，不僅導致了種種專權和暴政現象的產生，臣民也逐漸變得毫無政治自由和社會地位可言了。
另一方面則是由於過於集中的政治體制將社會等級秩序絕對化，導致政治倫理關系畸形，甚至違背人性。
董仲舒不僅是要求推行大一統的政治主張，同時他還還用三綱五常陽尊陰卑等理論進一步鞏固君王至高無上的地位，而在其具體的倫理準則規範方面，董仲舒所要求的臣民所服從的準則更是過於苛刻以至於不符合理性及人性。
另外， 董仲舒還在一定程度上阻遏了思想文化的自由性與創造性。
董仲舒政治倫理思想中最為後世所批判的部份即是其在思想文化領域給人們所加諸的精神枷鎖。
由於其政治倫理思想是作為處在支配地位的、統治階級的官方意識形態而存在的，因而其理論不僅本身就或多或少地存在著加強思想專制、愚昧群眾思想使其順從的意圖，在中國古代社會後期更是發展得愈加反動，並最終走向了極端化。而具體來看，其對思想文化的負面影響可大致表述為以下兩個方面：
一方面是強調儒學獨尊打擊了其他學說發展，限制了學術領域的自由競爭，導致思想文化領域發展滯後不前。
而董仲舒所創立的理論體系是融合諸子百家之長而產生的，那麽在其他學派無法進一步發展的情況下，就導致了儒學本身也很難再透過借鑒其他學說發展自身，久而久之，儒家文化也就走向了停滯。
另一方面則是絕對化的倫理綱常嚴重壓抑了群眾思想的自由性和創造性。董仲舒「三綱五常」的實施代表著不僅在文化領域，而是在倫理道德、價值取向和判斷標準、理論導向等思想領域也達到統一。
雖然其出發點是為了維護以君主專制為核心的儒家立法制度，然而從其後期的發展來看，隨著這一綱常體系愈發地規範化，其實際上則是將價值觀念和理論體系加以絕對化，而人們的思想長期被這種倫常體系所束縛，逐漸喪失了個人的獨立思考和判斷能力，最終只能一味地遵從與儒家所傳輸的理論體系。
隨著這一綱常理論體系愈發地僵化和神秘化，人民群眾思想層面的創造及發展所受到的阻礙也就越發嚴重了。
«——·助長了封建迷信的傳播·——»
在董仲舒的政治倫理中，「天」一字出現的頻率非常之高。作為他形而上學的道德本體，「天」被董仲舒賦予了多種含義，乃至於成為了具有道德色彩的人格神。
雖然從客觀上來說，董仲舒確實借助於神秘之「天」維護了君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然而其將天說成具有情感內容的主宰人間的神，特別是其所宣揚的祥瑞和災異譴告思想，更是強行將天與社會現實相聯系， 這就在很大程度上以官學的身份傳播了封建迷信的內容。
無論是君權神授或是三綱五常，乃至王道德治，董仲舒始終都以天作為其形而上的依據。他不僅將天看作是人乃至世間萬物的本源，還認為這一至上神具有人的道德意誌和道德情感，即賦予天以人格神色彩。
由此，天就不僅可以主宰自然萬物，也可以主宰人事了，因此董仲舒再提出「人副天數」，法天而行等神學化的政治理論也就顯得比較合理了。
董仲舒還假借了上天之名將其政治倫理綱常與天道進行牽強附會，以使其成為「天不變道亦不變」的真理法則。
這就雖然為其所宣揚的等級秩序披上了一層來源於神學因而合理的面紗，但是其實際上卻是將獨屬於人類社會的倫理道德之義說成是源於天，本於天，實際上是使儒家道德倫理綱常宗教化了。
而在其政治理論體系中，最為明顯的宣揚即是他將自然現象與政治想聯系的災異譴告說。
董仲舒為了警醒和約束統治者，利用當時人們對自然界認知的有限性，將災異事件的發生與天這一人格神的神秘力量相聯系，認為是人間政治及社會出現了問題才導致的自然界發生異常事件。
這在今天看來當然是一廂情願的臆測，且帶有明顯的非理性和隨意性特征，然而在當時，其卻切實起到了利用人們對於天的敬畏以迷惑和麻痹群眾的作用，並以此造成了封建迷信思想的轉播。
如後世所盛行的讖緯思想即是以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及災異譴告等學說為核心而發展而來的。總之，董仲舒將政治學說神秘化、宗教化的理論傾向實際上確實為封建迷信盛行提供了直接的思想來源。
最初，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不僅是適應了時代的發展，還促進了儒學的繁榮。
然而，隨著歷史的發展，君主的權力愈加集中，儒學卻淪為了古代帝王實作極端專權的工具，也難怪他會被批評是「儒學的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