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作敏犯法后，天津市有关领导李占发在调查案情时，他说：「如果不明确产权，加强监督，不是李凤政的结局，就是禹作敏下场！」
正如禹作敏所说，「这10几亿资产可以说是我的」，但又「不是我的」，所以禹作敏父子想方设法控制大邱庄党政财文大权。
在1990年，国民经济调整，人们正在大喊「市场疲软」之际，禹作敏判断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时期将随整顿结束而到来。在各地乡镇企业资金均告急之际，大邱庄在全公司范围内统筹资金，投资6000万元上了3个年产值亿元的骨干厂。
禹作敏凭借雄厚的集体积累，和中央冶金、物资等部门搞联营企业，向天津港保税区、深圳特区投资搞合资企业，铺垫走向全国、进军国外的桥梁，大力发展标准化企业，用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改造老设备，向高技术、高质量、高效益的现代化方向发展。因此，在1992年前后，大邱庄出现了新的经济腾飞。
1991年，大邱庄工农业总产值18亿元，比1978年增长1300倍，公共积累4.8亿元。1992年，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里，大邱庄是社会总产值、人均收入等多项经济指标连年稳居第一位的「中国首富村」。
大邱庄成为中国上百万个自然村的「首富村」，禹作敏也成为国内外的「新闻人物」。
但是，现代企业要求现代管理，现代管理的中心内容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国外的资本家许多都不要自己的子女接班，而要另聘管理人员，但在大邱庄这样的企业，因为产权不明而承包人又觉得「这资产是我创造的」，就要由自己直接控制。
「我已经60岁了，应该考虑接班人了」，禹作敏向北京来访人员讲，他已选准了他的小儿子禹绍政。为给儿子接班创造条件，禹作敏先要这个儿子当了全村的团委书记，又安排他到「天津服装一条街」经商，创出了效益。
1992年3月，禹作敏认为「水到渠成」了，他以「实现现代化企业管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为名，进行体制调整。把大邱庄农工商联合公司改为「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总公司下设5个集团公司，即万全集团公司、尧舜集团公司、津美集团公司、津海集团公司、华大集团公司。总公司成立董事会，禹作敏退居第二线担任董事长，总经理由25岁的禹绍政担任。从表面上看，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了，而实际都由他们父子俩人统领了，所有权成了禹作敏的，经营权是儿子禹绍政的，统一到了「禹家」。从此，大邱庄总公司的领导班子中，除个别异姓是禹作敏「心腹」，其他都是「清一色」的禹家班底。
大邱庄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统一到禹家，他们自然「爱厂如家」，如果有人侵犯大邱庄的权益，他们共同捍卫。
正因为「这10几亿资产可以说是我的」，禹作敏就要千方百计维护本家族及其亲信的特权。
大邱庄尽管先富起来了，但全村的消费是畸形的。到90年代初期，全村人均收入高达2.6万元。全村有法国、美国、日本产的高级小卧车200多辆。继禹作敏之后，「奔驰」小卧车猛增到十几辆，最高标号是「奔驰」560型。这一切首先由谁来享受呢？是禹家及其亲信中的「能人」。
为什么大邱庄如此富足？应聘到这里当顾问的天津一位国营企业厂长说，因为国营企业除了生产费用还要扣除大修理费、管理费、医药费等才是利润。利润绝大部分上交国家，职工工资、福利都是国家统一标准，不得超过；而乡镇企业除了生产费用就是利润，不扣除其它费用，其利润都可以直接参加分配，而且分配数额由自己决定，不受国家限制。
禹作敏的个人收入是个不解的谜。他以廉洁自律自居，向北京来的专家学者说，我不多要钱，大伙给我评定，年薪10多万，我不要，你们来，我个人请客。一年只给家交一万元。
但是，知底细的人却认为，禹作敏赚的是「无数钱」。而别人都不能过问，也无法掌握。当公安局对他实行拘留，市、县联合工作组进村后，大邱庄的财会人员才向工作组提供了真实情况：1992年总公司正副经理每人年薪是70万元，担任副总经理的禹作敏两个儿子当然也是这个数字。李占发说，这是禹作敏主持大邱庄党委会议定的，谁能说不合理、不合法？这属于贪污？还是正当收入？谁能说得清楚？所以李占发向中央政法委汇报禹作敏案件时说，大邱庄经济问题查不清，他们的工作组只能协助司法部门破打人致死案。他说，这只是白色收入，灰色、黑色收入知多少？
在大邱庄，共产党的党委会已成为维护禹作敏及其家族「权益的工具」，这是「一元化」体制给禹作敏带来的便利条件，也是禹作敏的腐蚀剂。
个人和本家族的消费毕竟有限，禹作敏就用金钱不断为自己抬高身价。他对北京来的专家学者说：「每天上门要赞助的有三四家，真是应酬不过来！」
禹作敏成了金钱和权力的化身，个人也就感到不安全了。他有8个保镖，大邱庄不断发生「劳资纠纷」，禹作敏看到这种新的社会矛盾，怕事态扩大，多次出面调解。为了维护正常的生产秩序，保证自身安全，禹作敏多次以文件形式上报天津市公安局，要求扩大大邱庄派出所的编制。这个要求被否决后，他仍不甘心，又采取建立经济警察和扩大保安人员的办法。他把效忠于他的得力干将提拔为治保主任。禹作敏兼任派出所指导员，掌握执法权力，全村经济警察也增加到100人之多。
在宣布拘捕禹作敏的同时，公安人员依法收查了他的家，除几十万现金、进口药品，还发现有武器等。
正因为「这10几亿资产可以说是我的」，禹作敏父子及其家族人员就把流失财产的人当作「败家子」。
个人集权下的产权不明，有一个特点，就是群众对资产底里不清，惟独「老板」个人清楚 。
1992年11月，大邱庄华大集团公司总经理李凤政突然病故。他死在会议桌上，终年45岁。
李占发说：「李凤政一死，3亿债务说不清。两亿是银行的，一亿是外边欠的。」
李占发还说：「厂房、设备分开。到1996年6月债务还未清理完毕。究其原因是管理不善，没账。一人说了算。这人死了更说不清了。华大集团损失6000万。」李占发用简洁的语言说出了事件的起因。
这位李凤政就是被禹作敏称为「鬼头鬼脑，谁都不怕，就怕我」的「能人」。他当过大队会计。总公司党委副书记，能说会算，也有气魄。因为所有权与经营权都集中到一个「能人」身上，「老板」突然故去，企业失去控制，平时的流通渠道中断了，资金流向一下说不清楚。这比企业倒闭造成的损失还惨重，转瞬间企业变成了「黑窟窿」。
「3亿外债说不清」，「李凤政死时发现外来的干部有贪污。」这时把大邱庄资产当作「也可以说是我的」禹作敏和他的同伙，因此气急败坏。禹作敏主持召开公司中层以上干部会议，说华大集团领导是一帮「败家子」，是来糟蹋大邱庄的。他突然宣布撤销华大公司，将其所属的企业划归万全、津海、津美、尧舜四个公司管理，同时撤销华大集团9名副总经理职务，并开始了审讯，终于导致了犯罪。
缺乏民主法治、盛行封建家长制，是一切悲剧之源。小而言之，几个小典型(如大丘庄)如此；大而言之，全国大悲剧(如文革)，无不如此！具体到大丘庄，家长制致产权不明，而产权不明致「禹作敏陷阱」。这也是所有企业家的陷阱。
事件发生后，李占发组织各级干部调查研究，并通过试点，对大邱庄企业推行了股份合作制。这是调动经营管理人员积极性、实现共同富裕的好办法。
这样做，虽然削弱了企业负责人的部分「特权」，却给了他们更大的自主权。但是，这样做是否符合党的政策？如何从理论上加以说明？他们心里没底。
1995年3月8日，李占发以静海县政府名义，邀请中央农口一些专家学者进行论证。这些专家学者认为，禹作敏对中国农村改革是有贡献的，但受到中国封建家长制的影响，权力越大，消极面越大，把自己打扮成改革的化身，走上了极端，不可容忍，受到了法律惩罚。这和体制有关系，因为原来的产权和经营权与劳动者结合不到一起，厂长感到「是我的，但又不是我的」。
静海县总结了大邱庄的经验教训，对产权问题认识得很深，经验也很系统。
专家学者指出，产权制度改革是继联产承包后，又一个伟大创造。股份制与合作制适合中国国情，农民既有决策权，又有受益分配权。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股份所有者。通过股份分红增加农民对企业的关切度，与自己利益相联系。股东代表选出董事会，由董事会确定厂长。农民有了这些权利才能当家作主。
大邱庄企业实行产权制度改革，由「能人」支配的「公」产变成农民集股的「共」产，农民能看得见摸得着。许多工厂开始实行岗位股，企业法人提成，作为股投入企业，参加分红，分到红再投进去。
工人也如此。禹作尧说，实行股份合作制增加了企业的凝聚力。
大邱庄的实践告诉人们，农民有了所有权才能制约禹作敏式的专权。他们成了股份所有者就理直气壮地参与企业管理，严格监督厂长经理。
张延军在天津市乡镇企业家座谈会议上说：「 家长制不行了，要实行民主管理！ 」
经过挫折的大邱庄，开始走上民主法制的轨道！
注:摘自蕃茄畅听有声书【共和国故事】之【国法不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