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秀山： 锡林郭勒草原上的一场战斗（上）
郝秀山
我是于一九四六年秋天集宁战役后，从绥东集宁县撤出。而后到察北商都县。绥蒙区党委张达志、杨叶澎等同志决定要我和黄波等同志率领绥蒙大队(其中有一部分区县干部)进入草地，找乌兰夫同志，他当时是绥蒙政府主席。
我们的任务是培训干部，保存实力。于十月份到达贝子庙(现在的锡林浩特市)的。当时驻在贝子庙的机关有从张家口撤去的内蒙联合会的一部分，还有实业公司、贸易公司、干部团、仓库、医院等后勤部门。
乌兰夫同志已到喇嘛库伦，贝子庙有中共锡察工作委员会，由奎璧、王铎同志负责。刘景平、寒峰等同志也在那里。当时贝子庙除干部团外没有什么部队，布利亚特旗反动军队十分猖狂，经常到贝子庙附近捣乱，内蒙十六师师部及一些机关的军马被抢走，这帮匪徒似乎想要把贝子庙我党后方机关一口吃掉。
当时情况十分紧急。我们到达后，根据中共锡察工委的指示，固守贝子庙。据介绍，布利亚特旗的反动上层在苏联革命胜利后，他们跑到外蒙古，外蒙古革命胜利后又跑到呼伦贝尔草原，我军收复海拉尔地区前后，他们陆续跑到锡林郭勒草原，强占了阿巴嘎旗猴头庙以南一带水草丰美的一块地方，建立布利亚特旗，并在猴头庙南十公里的开阔地建立了旗政府，以此为基地四处掠夺邻近牧民的牲畜、财产，抢劫商人，杀害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勾结，他们的头目叫仁钦道尔吉，经常住在张家口。
国民党还委任了他什么官员、什么委员。以仁钦道尔吉为首的这帮匪徒十分霸道，当时锡林郭勒草原的人民不敢惹他们。特别是那些上层反动派，死心踏地的反对共产党。他们其中的一部分反动上层从苏联和蒙古革命胜利后就是抱着反对共产主义的立场跑到中国来的。他们其中的一小撮反动派更是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
据说他们这个旗大约有一千来人，大体上分为三部分人，一是反动的王公贵族、喇嘛，这是统治阶层；二是跟随他们的官员、家眷亲属；三是为他们服务的一般侍人、士兵、牧民等，这一部分人是受上述两种人支配的。
这帮人是从苏联赤塔跑过来的．他们带有蒙古包，还有小型钢丝床、手摇缝纫机、奶食加工机，还有卫生所等，设备较好。多数男人留着头发。少数女人还留有烫发．不少人镶有金牙。带的很多白洋、元宝、金银首饰、绸缎布匹等贵重物品。
他们的牲畜特别是马牛，大部分是良种，羊的品种也很好。沿途到处抢夺牧民的牲畜、财物。因此。他们中的部分人生活十分富裕，过着奢侈豪华的上层贵族阶级的腐化生活。
他们这个旗几乎是「全民皆兵」．除老弱病残和少年人外．差不多的人都有枪支，大约还有三百来人的职业军队，他们已与国民党反动派勾结起来，国民党反动派向他们派遣特务和一部分兵痞流氓，并给他们运送武器弹药。
所以这股匪军装备优良．有轻重机枪，小型钢炮。后来这帮匪徒发展到五百多人，他们在锡林郭勒草原上称王称霸，抢劫、屠杀，无恶不作。
一九四六年冬，我绥蒙军区八路军骑兵旅在恩格寺格化斯太一带消灭了国民党一个正规营，缴获了几门钢炮和几挺重机枪。我军将这些笨重武器，暂时寄放到德王府一带的一个大庙里，不久就被布利亚特匪徒全部抢走，并杀害了我八路军伤员若干人。
这帮匪徒凭仗他们当时武器装备优良，依靠国民党反动派为后台，企图占领贝子庙，抢劫武器财物。消灭我后方机关人员。他们曾一度集结了二、三百人的匪军到贝子庙附近进行打枪扰乱，抢劫马群。活动最猖狂的是一九四六年的九、十月份，搞得贝子庙党政军后方机关不得安生。
为了消除这帮匪徒，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份，中共锡察工委奎璧、王铎等同志决定，指定刘景平同志全面负责，还有奇俊山等同志，让我负责军事指挥。由贝子庙组织了两个骑兵连(我绥蒙大队一个建制连，由贝子庙干部团学员中组织一个连)，大约是二百人左右，第一次出击布利亚特匪军，去摸这个老虎的屁股。
原来计划是我们从北边直插敌人据点的伪旗政府。南边由十六师一、二团配合，南北合击敌人。结果我军深入猴头庙以南距伪旗政府只有十来华里，在沙窝里搜索了一天，因与南边部队没有联系上，只好晚上返到猴头庙宿营，等候南边部队的消息。
猴头庙距布利亚特旗政府也不过是十五华里，看的一清二楚。晚上敌人在我军驻地周围打枪捣乱。天太黑，夜间无法出击，在大庙里住了一宿。第二天拂晓，派出一个班搜索敌人，并占领大庙东北侧制高点，结果遭到埋伏敌人手榴弹的袭击，当即打死我军副班长一人。打伤战马两匹。
敌人集中火力向我军驻地——大庙院内射击，我军一时处于不利情况。为保护大庙里的安全，必须拿下东北制高点。决定后，我军派出一个排，由连长塞峰同志直接带领，直冲东北制高点，我带了一个排在大庙背后敖包山上掩护，塞峰同志骑着缴获的一匹大枣红马直取东山。
经过一阵激烈的战斗，终于顺利地攻占了制高点，打退了敌人。并进行了追击。我军占领东山后，固守一天，等待与南边部队会合，可是直到天快黑也没有音信，形成我孤军深入，敌人又从三面进行包围。他们采取「麻雀战术」，三三五五小股匪徒，到处骚扰打枪。我军组织了两次冲击，均找不到其主力军，但每个山包上都有敌人，也闹不清有多少人。
已经两天了，这样的消耗战不能再打下去。经过研究决定晚上撤退。天刚黑，在我军一后撤，前后左右都有敌人乱打枪。我军有组织的边打边走，顺利地撤回贝子庙南一百里地休息打尖，第二天下午回到贝子庙。
事后才知道，南边我军派出一个班与我们联系，由一位连指导员云晨光同志带着。他们进入布利亚特旗境内，由于警惕性不高，十二位同志在晚上吃饭时，被做饭烧茶的几个布利亚特匪徒，其中还有女人，用手枪全部打死了。年轻的指导员云晨光同志是乌兰夫同志的侄子，是从延安上来的，这次不幸牺牲了。
所以，我们南北两路合击敌人的计划也没有完成。当时我军马匹吃不上料，瘦弱得很厉害。敌人则凭着地形熟，而且赶着马群和我们打仗。但他们不敢和我们正面接触。这一仗既没打赢，也没打输，双方都有些损失。我军因到贝子庙固守阵地，敌人也不敢再去侵犯我们。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份，乌兰夫同志回到贝子庙，找我和黄波同志谈了话，并决定将我绥蒙大队改编为十六师三团，配备了一些蒙族干部，我任团长。
黄波任政委，刘毅任副政委，李自勉任副团长。并命令我团除留一个加强排坚守贝子庙外，其余部队由黄波政委、刘毅副政委带领，出发到冀热辽地区经棚县(现克什克腾旗)驻防，扩军、整训、剿匪。
我、李自勉同志还有团参谋白文玉同志，一个连指导员田炳权同志和一个排的兵力保卫贝子庙，等待十六师一团一个连接防。在此期间，敌人又来扰乱，到贝子庙附近夜间打枪试探。
我们兵力少也只好守。有人说喇嘛庙里也有坏人，甚至听到擦枪的声音等等，说要里应外合干掉我们。我们当然不能麻痹，白天睡觉，晚上在贝子庙周围巡查，随时准备战斗，闹的也很紧张。
一直等到一九四七年元月下旬，一团一个连才到达贝子庙。他们接防之后，我和李自勉同志于一九四七年元月下旬，由贝子庙出发，经过西乌珠穆沁旗猴头庙时，又遇到了麻烦，乌珠穆沁旗保安队说我们是毛塞八路，把大庙包围起来，要我们交械投降等等。
我团参谋白文玉同志给翻译后，我听了十分恼火，我说「老子是十六师三团的，是乌兰夫的队伍，」他们仍不听劝说。后来，我把大庙上两个大喇嘛找来进行谈判，让他们出去给那些地方队伍说清楚。
我们集中到一个大庙里，控制了几个大喇嘛，外边打枪我们也不理他。我们说如果他们动手，我们先杀大喇嘛。双方对峙一宿，第二天我叫大喇嘛带路，并给他们讲明，他们敢于开枪，我们就打死你们。
因此，那些队伍跟在我们后尾直到坝顶才罢休。这时我才放了那两位大喇嘛，然后插到林西县，休息两天后，在春节时赶到经棚县与团部会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