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学成为古代中国正统思想长达两千多年。
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对儒学发展有突出贡献的人，却有不少人批判他是「儒家之罪人」，这是什么缘故？
«——·儒学的功臣·——»
汉初统治者推崇黄老的政治思想，主张以无为治理国家，取得了明显成效。然而随着汉朝政治与经济背景的新局面，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
这个时候， 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理念，极大地迎合了统治者的需求。
董仲舒的政治理论与儒家传统政治伦理思想几乎是一脉相承的。他继承了孔子关于「仁」和「礼」的论述，并以孟子的「仁政」「四端」思想和荀子「礼论」思想作为基础，结合儒家政治理论的实践经验及社会现实形成了自己的新儒家政治伦理思想。
另外， 他还吸收了道家法家的一些观点，形成一个完整的、具有实践性的政治伦理理论体系，对于儒家伦理思想政治化进程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奠定了儒家两千多年中国正统思想的基调。
从其产生之初的社会及政治背景来看，董仲舒的这一学说既是为满足西汉时期统治者的政治需求而产生的，因而其思想中的所有内容都是围绕着建立和巩固君主专制的集权制度而服务的。
然而，自董仲舒的政治伦理体系产生之初，它就已经作为一种带有阶级色彩的、为支撑和延续君主专权而辩护的官方意识形态而存在了，这就使其政治理论体系无可避免地带有相当程度的阶级性和历史局限性，而这这违背了儒家「民贵君轻」「仁政」的基本理念。
«——·对儒家核心思想的背离·——»
董仲舒将君权神圣化导致君主权力无限延伸。 董仲舒出于西汉时期政治局势的需要，借助于「天」这一普遍信仰，将帝王说成天子，是天意在人间的唯一代表，「唯天子受命于天」，因此君主的权力也就是天所赐予的，所以天子也就拥有仅次于天的地位和权力。
这样，董仲舒就完成了对于人们对于天命的服从和转移，即将人们对于虚拟之天的敬畏和信仰转变为对君这一人间的政治实体服从，如此，君主的地位就得到了前所未有地提升和神化，不仅具有了合理性和合法性，还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了神圣性。
然而这种思想即是将君主意志凌驾于万民之上，这不仅使君主拥有了空前膨胀的权力，还使得其权力无法被制约。 客观来说，董仲舒已然意识到了君主权力肆无忌惮地扩张会给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并试图以灾异谴告以劝告皇帝省察自身，但这并不能对君主起到切实的劝勉或限制作用。
且随着君主专制愈发极端化，不仅导致了种种专权和暴政现象的产生，臣民也逐渐变得毫无政治自由和社会地位可言了。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过于集中的政治体制将社会等级秩序绝对化，导致政治伦理关系畸形，甚至违背人性。
董仲舒不仅是要求推行大一统的政治主张，同时他还还用三纲五常阳尊阴卑等理论进一步巩固君王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在其具体的伦理准则规范方面，董仲舒所要求的臣民所服从的准则更是过于苛刻以至于不符合理性及人性。
另外， 董仲舒还在一定程度上阻遏了思想文化的自由性与创造性。
董仲舒政治伦理思想中最为后世所批判的部分即是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给人们所加诸的精神枷锁。
由于其政治伦理思想是作为处在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的官方意识形态而存在的，因而其理论不仅本身就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加强思想专制、愚昧群众思想使其顺从的意图，在我国古代社会后期更是发展得愈加反动，并最终走向了极端化。而具体来看，其对思想文化的负面影响可大致表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强调儒学独尊打击了其他学说发展，限制了学术领域的自由竞争，导致思想文化领域发展滞后不前。
而董仲舒所创立的理论体系是融合诸子百家之长而产生的，那么在其他学派无法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就导致了儒学本身也很难再通过借鉴其他学说发展自身，久而久之，儒家文化也就走向了停滞。
另一方面则是绝对化的伦理纲常严重压抑了群众思想的自由性和创造性。董仲舒「三纲五常」的实施代表着不仅在文化领域，而是在伦理道德、价值取向和判断标准、理论导向等思想领域也达到统一。
虽然其出发点是为了维护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儒家立法制度，然而从其后期的发展来看，随着这一纲常体系愈发地规范化，其实际上则是将价值观念和理论体系加以绝对化，而人们的思想长期被这种伦常体系所束缚，逐渐丧失了个人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最终只能一味地遵从与儒家所传输的理论体系。
随着这一纲常理论体系愈发地僵化和神秘化，人民群众思想层面的创造及发展所受到的阻碍也就越发严重了。
«——·助长了封建迷信的传播·——»
在董仲舒的政治伦理中，「天」一字出现的频率非常之高。作为他形而上学的道德本体，「天」被董仲舒赋予了多种含义，乃至于成为了具有道德色彩的人格神。
虽然从客观上来说，董仲舒确实借助于神秘之「天」维护了君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然而其将天说成具有情感属性的主宰人间的神，特别是其所宣扬的祥瑞和灾异谴告思想，更是强行将天与社会现实相联系， 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以官学的身份传播了封建迷信的内容。
无论是君权神授或是三纲五常，乃至王道德治，董仲舒始终都以天作为其形而上的依据。他不仅将天看作是人乃至世间万物的本源，还认为这一至上神具有人的道德意志和道德情感，即赋予天以人格神色彩。
由此，天就不仅可以主宰自然万物，也可以主宰人事了，因此董仲舒再提出「人副天数」，法天而行等神学化的政治理论也就显得比较合理了。
董仲舒还假借了上天之名将其政治伦理纲常与天道进行牵强附会，以使其成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真理法则。
这就虽然为其所宣扬的等级秩序披上了一层来源于神学因而合理的面纱，但是其实际上却是将独属于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之义说成是源于天，本于天，实际上是使儒家道德伦理纲常宗教化了。
而在其政治理论体系中，最为明显的宣扬即是他将自然现象与政治想联系的灾异谴告说。
董仲舒为了警醒和约束统治者，利用当时人们对自然界认知的有限性，将灾异事件的发生与天这一人格神的神秘力量相联系，认为是人间政治及社会出现了问题才导致的自然界发生异常事件。
这在今天看来当然是一厢情愿的臆测，且带有明显的非理性和随意性特征，然而在当时，其却切实起到了利用人们对于天的敬畏以迷惑和麻痹群众的作用，并以此造成了封建迷信思想的转播。
如后世所盛行的谶纬思想即是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及灾异谴告等学说为核心而发展而来的。总之，董仲舒将政治学说神秘化、宗教化的理论倾向实际上确实为封建迷信盛行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来源。
最初，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仅是适应了时代的发展，还促进了儒学的繁荣。
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君主的权力愈加集中，儒学却沦为了古代帝王实现极端专权的工具，也难怪他会被批评是「儒学的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