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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布雷希特專欄:音樂並非奢侈品,而是生存的需要

2024-01-26辟謠

在加薩沖突帶來的一個個不眠之夜裏,我想著那些音樂家們,想象他們在逐步惡化的可怖事件中能夠做什麽。哈馬斯發動攻擊大約一周之後,以色列愛樂樂團的成員組成多個重奏組,前往各家醫院巡演,在走廊裏為受傷者、醫護人員和探訪者演奏。沒有人對他們的出現感到驚訝。這種期望從1948年就已經存在,在那些傷痛歲月裏,音樂家們會提供釋懷一刻。有一組模糊的照片記錄了萊昂納德·伯恩史坦在一個小型管弦樂隊伴奏下,於沙漠之中演奏鋼琴。1967年丹尼爾·巴倫博伊姆帶來了精神支持,同年伯恩史坦則在橄欖山上指揮了馬勒的【復活】。萊昂納德·科恩在1973年曾經與一個坦克師一起宿營。

萊昂納德·伯恩史坦

【焚身以火:第四次中東戰爭與萊昂納德·科恩的救贖】(【以】馬蒂·弗瑞德曼/著,廣東人民出版社·萬有重力,2024年1月版)是一本萊昂納德·科恩的傳記,記錄了他1973年奔赴以色列前線,為戰場上的士兵帶去一場巡演的經歷

在當下這場沖突中,只要空襲警報被解除,城市裏能夠恢復舉行音樂會,以色列愛樂樂團就會打起領帶,穿上燕尾服,觀眾湧向音樂廳。指揮家們紛紛前來表示聲援。捷克愛樂樂團的謝米揚·比契科夫(Semyon Bychkov)指揮國歌【希望】( Hatikvah )時臉上滿是淚痕。而蘇黎世歌劇院的賈南德雷亞·諾塞達(Gianandrea Noseda)指揮的【希望】是所有存在於記憶中的演繹裏最為緩慢的一次,音符凝固在半空中,在場的每一個人都被震懾。伊高爾·列維特(Igor Levit)從機場直奔醫院,在一架經受過爆炸的鋼琴上演奏。馬克西姆·文格洛夫也帶著他的斯特拉迪瓦裏小提琴飛來了。

有一個大學弦樂四重奏樂團首席的侄女被劫持,成為了某條加薩地道裏的人質,但她仍然強忍悲痛,在臺拉維夫博物館演奏現代音樂。音樂家們給我發來資訊,講述他們所經歷的一切,以及這些經歷造成的無可比擬的強烈感受。一位電台主持人打來電話,急切地要求討論貝多芬晚期的作品,作為某種安撫。音樂在這場危機中顯得至關重要,從建國前的黎明時代,它就一直如此。

這片土地上的第一場交響樂音樂會於1936年12月26日在臺拉維夫舉行,演奏者是在希特勒的法令下被德國樂團解雇的猶太人。很快,來自奧地利、捷克和波蘭的難民也加入了他們。這支樂團是波蘭小提琴家布羅尼斯瓦夫·胡珀曼(Bronislaw Huberman)的心血結晶,他成功說服了阿圖羅·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在阿拉伯大起義期間存取巴勒史坦。對雙方來說這都是一場精打細算的冒險。

阿圖羅·托斯卡尼尼

托斯卡尼尼是一個完美主義者,在排練中對演奏家從來都不客氣,但他熱忱支持法西斯主義的受害者。一開始人們不確定他面對一群衣衫破舊、身無長物、情緒低落的逃亡者,會做出怎樣的反應。事實證明,他們產生了自發的共鳴,以至於托斯卡尼尼在第二年再次回到這裏,無視英國方面對他的人身安全發出的警告。

我很喜歡的一個故事是,托斯卡尼尼和胡珀曼從臺拉維夫前往耶路撒冷,在路上他們遇到一場暴雨,拐進一個搭滿帳篷的集體農莊,在唯一的鐵皮屋頂建築——公共食堂——裏避雨。托斯卡尼尼正在那裏喝咖啡的訊息不脛而走,穿著藍色工裝的農莊居民圍了過來,用德語詢問他布拉姆斯【第一交響曲】和白遼士【幻想交響曲】中的節拍標記。托斯卡尼尼笑著說:「非同尋常的國家,連農民都懂音樂。」

以色列愛樂樂團逐漸成長為一家高水準的國際化樂團,但仍然按照以色列集體農莊模式運作。每個演奏員都享有平等的權利,而被稱為「秘書」的管理者必須根據任何想了解情況的成員要求,向他公開賬目。指揮家們來來去去,直到1977年,印度人祖賓·梅塔被授予音樂總監的頭銜,而他在接下來的十年中也深刻激勵了樂團的演奏家們。梅塔最終在2020年將音樂總監的頭銜傳給了他的弟子,在以色列出生的拉哈夫·沙尼。

一波波移民加入樂團,逐漸改變了它的聲音和態度。在20世紀80年代,當一波俄羅斯人湧入弦樂各個聲部後,一直咄咄逼人的以色列愛樂樂團開始變得頑固不化。如今那波浪潮已經讓位於新一代來自本土的演奏家,他們在耶路撒冷和臺拉維夫的音樂學院接受培訓,其中許多人是新任音樂總監的同學。現在的氣氛更加友好,不再那麽偏執,長期擔任秘書長的阿維·肖沙尼(Avi Shoshani)最近退休就是這種轉變的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們的演奏更加流暢,更具自信。然而,一個長期存在的缺陷還是無法彌補:以色列愛樂樂團仍未接納第一位阿拉伯音樂家。

與美國的古典音樂聽眾狀況類似,盡管他們的音樂會季票聽眾之前也是祖孫三代代代相傳,但如今也還是日漸稀缺。但只要有戰爭發生,公眾就會想起對現場音樂的需求。而且不僅僅是代表國家的樂團有著這樣的表現,耶路撒冷交響樂團本月將演奏馬勒【第七交響曲】,位於加薩前線的貝爾謝瓦小交響樂團(Beersheva Sinfonietta)也將獻上貝多芬。

這些演出並非是非常時期的特別安排,也絕非逃避現實。以色列歌劇院重新上演了他們於2012年制作的多尼采蒂【拉美莫爾的露琪亞】,該劇的高潮部份是露琪亞在謀殺了她的新郎之後,身著沾滿鮮血的白袍出現在舞台上。以色列出生的女高音歌唱家希拉·法米(Hila Fahmi)獲得了熱烈的喝彩,導演奧梅爾·本-塞迪亞(Omer Ben-Seadia)經歷過集體農莊學校的教育,他將這個制作獻給了以色列國防軍的一支女子觀察哨,她們曾警告過哈馬斯計劃突襲,但她們的警告被無視了,軍隊高層的漠視讓她們付出了鮮血的代價。多尼采蒂歌劇中的一切都讓人感到真實與切近;許多觀眾離開時滿含熱淚。

戰爭的結果總是不確定的,只有一處例外。以色列的音樂演奏家和音樂愛好者都告訴我,表演者和公眾之間的紐帶正在重建,人們認識到音樂並非奢侈品,而是生存的需要。無需經受以色列和加薩的噩夢,世界其他地方也需要再次認識到,在性命交關的時刻,音樂能為我們做些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