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關將至，大大小小的公司正在籌辦年會。抓住時機的電影【年會不能停！】是今年元旦檔的最大贏家，口碑票房雙豐收，成了打工人公認的吐槽嘴替。很多網友紛紛表示，這部聚焦當代職場現狀的寓言式喜劇看得自己「又哭又笑」，既為其中過分真實的大公司現況感到無奈，也為導演對其精準的捕捉拍案叫絕。
近年來，「工作」在公共輿論和流行文化中的形象發生了很多變化。上一代人談起工作大多嚴肅認真，將其視為人生意義的重要寄托，實作躍遷的有效途徑。如今年輕人們提起工作，更多在調侃和抗拒其中的無意義與潛規則。從群嘲「996是福報」到「00後整頓職場」，都反映出這種變化。
從集體主義統領一切到個人主義盛行，打工人們的心態發生了變化。科技發展也催生了新的組織形式。但看似註重個人的高科技企業，隨著發展壯大，也走向了疊床架屋的結構，「互聯網黑話」背後還是那套熟悉的官僚主義。【年會不能停！】的導演兼編劇董潤年接受采訪時稱，這個劇本其實受到很多傳統喜劇的啟發，其中包括相聲大師劉寶瑞的作品【連升三級】——一個發生在明朝的故事。
無論網上對職場有多少調侃，真實生活中我們還是不免循規蹈矩，有多少年輕人真的敢「整頓職場」。（否則也不會有「好學生受害者小組」這樣的群落。）同樣是在高科技公司，美國打工人們也有相似的困擾。他們也相信「天道酬勤」「努力就會成功」這些優績主義社會的信條，所以當裁員降臨到自己頭上，他們傾向於責怪自己。
除了白領精英，那些不得不從事「3D」工作（Dull，Dirty，Dangerous，即枯燥、骯臟、危險)的人，境遇又如何？我們將結合【臟活】和【一人公司】兩本深度調查美國職場的著作，探討當集體主義逝去，優績主義破滅，我們如何解決工作中的意義感？當職場夢想破碎，將一切寄托於自己的努力，還是唯一的出路嗎？
最嚴重的工傷，是配合「草台班子」演出
從卓別林的【摩登時代】起，人們就開始感到自己只是龐大系統中一顆無足輕重的螺絲釘。每個勞動者都只能看到自己眼前的一道工序、一個環節，卻失去了對整體工作成果的掌控。相比於為工作的成效感到迷茫，失去意義感，初入職場的人受到的最直觀沖擊，可能是意識到「世界是個巨大的草台班子」。
【年會不能停】劇照。
這句流行語的本意是指，表面上光鮮亮麗，實際上各種問題漏洞百出，到處都有混子、投機者，認真、踏實做事的人沒幾個。如果把這句話推到極致，可以說那些看似「高級」的工作執行，恰是由一些難以見光的工作作為支撐的。美國調查記者埃亞勒·普雷斯把這種工作形象地稱為「臟活」。
普雷斯指出，盡管每個人都知道這種工作有道德瑕疵，但它存在的悠久歷史恰恰說明作為集體的人類社會一直默許著這類工作的存在。這反映了一個不幸的事實：為了維持社會系統光鮮運轉的許多工作是我們都不願意做的，我們選擇對其視而不見，但總有人需要承擔它。
顧名思義，「臟活」是一些對他人采取暴力或施加傷害，卻對社會秩序的維系起到某種不可或缺作用的工作。這類工作存在的歷史非常悠久，比較極端一點的，例如反猶主義在德國盛行時從事具體迫害的人，對此，許多民眾——體面的「好人」們——會公開表示反對，卻私下「默許」。更近一點的，例如在剛剛經歷的疫情中，美國許多屠宰場中的拉美裔勞工為了滿足大眾對廉價肉品的需求，在極端惡劣的衛生條件下大規模屠宰動物。
普雷斯認為，承擔「臟活」的勞動者往往不得不承受它帶給自己的道德傷害：不論是替光鮮體面的政治家行見不得光之事，還是在工業化屠宰場大規模宰殺動物，這些都讓從事臟活的勞動者們承受汙名化甚至是創傷後應激障礙。
而更為重要的一點是，臟活的存在遠比我們想象的普遍。很多工作都潛藏著道德成本。即便是高科技公司、金融企業的白領員工，也有可能被置於從事「臟活」的境地。
普雷斯在自己的專著中舉了在谷歌工作的蘿拉的案例。畢業於都柏林三一學院的高才生蘿拉曾在谷歌參與一個改進谷歌影像數據分類的機器學習計畫，躊躇滿誌的她原以為這項技術能夠更好地便利於人們的生活，然而，她最終發現這是谷歌秘密開發的「梅文計劃」，這項與美國國防部簽訂的人工智慧計畫，是為了增強美國軍方無人機的跟蹤、辨識車輛與行人的能力。
蘿拉深感震驚，「她曾經認為，掃描世界上所有的書籍，覆蓋非洲十億使用者，這些才是谷歌的使命。」 其中，並不包括幫助美國軍方。對於大型高科技企業中的員工來說，這種「無意中的為惡」可能是他們經常面對的困境。
在互聯網公司帶著滿腔熱情參與頭腦風暴，認為自己能夠提供真正有益於他人的創意，最終卻發現自己不過在服務於用「人性下墜的力量掙錢」，生產「奶頭樂」產品。比起困惑於工作的成效，意識到自己的工作可能是在「助紂為虐」往往是一種更嚴重的「精神工傷」。
普雷斯指出，在一個公司系統高度發展的時代，人們的工作逐漸被規範性技術分割成了無數細小的步驟，人們被迫只能專註於自己被分配的任務，難以縱覽全域，這也讓工作的道德後果變得不可見，「無意中為惡」自然就很容易發生了。
【臟活：必要工作的道德傷害】，[美] 埃亞勒·普雷斯 著，李立豐 譯，望mountain|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3年1月。
像蘿拉這樣在高科技企業工作的白領們，雖然理應對「臟活」看起來有更多的自主性和話語權，但他們也確實更難說服自己相信掩飾在重重「黑話」之下的工作真的能造福社會。白領們的這類「臟活」或許不會如屠宰場的工人們那樣遭受到公眾如此赤裸的道德譴責，但他們內心意義感的煎熬可能有過之而無不及。
只為搞錢：把自己當作一家公司
【年會不能停！】中的胡建林（大鵬飾）對於工作無疑是忠誠的，他帶有上世紀末勞動者的傳統敬業精神，認為自己能被總公司選中是因為自己曾經獲評工廠的先進工作者。對於很多老一輩的企業家，這種「以廠為家」的精神並不罕見，前不久登上熱搜的格力集團董事長董明珠便是一例。不過，當她因親自挑選的秘書孟羽童「不務正業」，「只想著借用格力的平台當網紅」而對其加以痛斥時，網友們的回應卻是「公司畫餅的時代已經結束了」「這是一種典型的pua」「年輕人已經不好騙了」。
時過境遷，在工作中談忠誠似乎已經成為了過去式。美國人類學者卡麗·萊恩透過18個月的田野調查、9年的跟蹤尋訪，與400多位高新技術行業的失業者的深入交流後發現，取代「忠誠」的是一種對個體力量的無限信仰。
換言之，在一個工作機會高度不確定、職場環境也常常難以令人滿意的時代，人們開始篤信只有自我才足以信賴，工作的意義不應寄於外物，一切來自於公司的允諾都可能是虛幻的。勞動者不應再將自己視為被僱用者，而是應該把自己視為一個「一人公司」去經營。他們需要精心地規劃自己的職業生涯，隨時搜集整合市場變化的資訊並作出反應。
美劇【矽谷】劇照。
也正因為應該把單獨的個人本身視為公司，而不要尋求太多與就職的職場的聯系，包括情感與信任的投入，「一人公司」的觀念非常容易匯出工作在價值理性意義上的無意義。工作只為搞錢，不要動感情，隨時抽身而出，成為新一代的工作倫理。
萊恩在書中提到一位2001年在科技公司失業的員工恩瑞克，作為「一人公司」理念的信奉者，他一方面在工作中強調「大家都沒什麽忠誠可言。如果別人讓我做同樣的事，卻給更高的薪水，我就會走人」，另一方面在私人關系中卻把忠誠當作最為重要的品格。
「一人公司」的理念導致同一種價值觀在職場與私人生活的分裂，這種分裂也讓工作被驅逐出「生活」的領域，成為徹底的逐利工具。盡管萊恩討論的是二十一世紀頭十年的美國社會，但這種現象無疑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
萊恩試圖提醒人們「一人公司」理念隱藏的風險。她認為，畢業於名校、深受優績主義感染的年輕人們尤其容易接受這種理念。他們更相信成功更多維系於自我的規劃和掌控，並因此對失業等問題懷有一種有些分裂的態度。
一方面，他們為失業感到難過，另一方面，他們很少將其歸咎於具體的公司或是領導，而是認為是「大環境」使然——在不景氣的經濟環境下，每個人都沒有選擇。而誰能擺脫這種境遇，則取決於個人的才幹。
【一人公司：失業潮中的高新技術工作者】，[美]卡麗·萊恩 著，李磊 譯，萬有重力|廣東人民出版社，2024年1月。
在「一人公司」的話語敘事下，忠誠不僅不被作為推崇的價值，甚至遭到嘲諷，因為這意味著個體容易跟不上變化的潮流，也缺乏對自己命運的掌控。相反，失業甚至會成為某種勛章。
萊恩認為，這種話語融合了新教的工作倫理和傳統的典型美式創業精神，把當代就業的總體不穩定特征建構成了一種風險和機遇的結合體：個人憑借自己的才幹迎接挑戰，應對變化，失業本身是一種主動選擇迎接風險的結果，它不反常，也不悲劇，而是與一種自我獨立、自我掌控的意願相連。
結合社會語境，「一人公司」觀念對不同的個體的影響差別也很大。萊恩非常敏銳地發現，在高科技行業，相較於男性，女性更容易因為失業感到焦慮。一方面，「一人公司」的這種自主性想象和社會傳統的「自立的」男子氣概能實作聯盟，這使得接受這一價值觀的男性即便失去工作，依然可以將獨立地操持家庭視為一種維系男子氣概的方式。
另一方面，隨著女權主義和有關家庭的文化爭論日益激烈，女性反而更多地將自我認同維系於職場的表現上。萊恩指出，對於很多中產階級女性來說，如今不做有償工作、或是失去工作，成為了一件充滿文化焦慮的事情。
對於接受「一人公司」價值觀的人，萊恩覺得他們更多是在進行一種策略性的文化表演和情感勞動，在內心深處，沒有人不為失業而焦慮。這正是「一人公司」理念對勞動者產生的傷害，勞動者承擔結構性的不幸，卻回避乃至羞於直面它，在一種精神分裂的狀態中痛苦地維護自主掌控命運的幻覺。更重要的是，勞動者們難以向彼此示弱和尋求幫助，也不信任社群和組織的力量，這使得緩解失業困境的種種集體行動也失去了可能。
美劇【矽谷】劇照。
「忠誠」祛魅之後，工作的意義何處安放？
萊恩的研究似乎導向一個令人失望的結論，在「忠誠」祛魅之後，把自己視為公司，靈活逐利，只為搞錢，似乎也很難讓年輕人工作得開心。畢竟，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工作依舊占據了每個人生活時間很大的比例。意義感確實難以在工作中尋求，但斷言工作與意義感絕緣，前景會更難以忍受。
美國一位加爾文主義的牧師提摩太·凱勒曾經寫過【工作的意義】，他在書中站在宗教的立場給出了一個撫慰了很多職場人士的回答：我們可以將意義寄寓於宗教。他認為，當下人們常常把自己的這份工作為他人做出的貢獻當作純粹謀生之外意義感的來源，但這並不足夠。
「如果你的目標是服務他人，那你就會認為他人應該為你工作中承受的痛苦負責，並對工作的報酬有了更多要求。」而【聖經】給予我們的啟示，應「服侍工作本身」，而非服務他人。實作這一點的方式是真正參與到社會之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而不是僅將其視為一個用來與他人競爭逐利的場所。
對於沒有宗教信仰的人來說，這種近乎「天職觀」的工作觀念或許聽上去有些空泛和難以理解，但其核心意旨仍然是人在工作中的價值感需要在與他人（或是某個觀念社群）的「聯結感」中獲得。萊恩同樣也認為，松散的「一人公司」僅僅服從工具理性，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則，這樣的職場勢必演變成弱肉強食的冰冷叢林。人們需要建立與他人的聯系，在社群的彼此支持中獲得意義感。
【年會不能停】劇照。
萊恩調研的高科技行業失業群體很多會自己組織一些互助小組，在這些小組的活動中，遭遇相似困境的前白領們互訴衷腸，具體地談論自己的遭遇以及為了改變現狀付出的努力——盡管主導活動的價值觀依然是「一人公司」的那種個人主義原則，但這種袒露自我後的抱團取暖確實有真正撫慰到萊恩的受訪人，「有些找到工作的人，反而開始懷念起這種小組」。
在這個意義上，「草台班子」的年會自然人人吐槽，完全可以停，但每個人心中依舊需要一場真正的「年會」，在其中，有職場中人與人真實的聯結，有意義感可以安放，也有真正的行動可以產生。
作者/劉亞光
編輯/荷花
校對/陳荻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