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王珍
3月13日，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舉辦的中國經濟觀察報告會第68期上，北大博雅講席教授、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國發院名譽院長林毅夫表示，當前市場上存在著一種錯誤的看法，即「國進民退」是造成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原因，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市場對中國經濟的悲觀情緒。
他認為，國有企業在中國經濟中的占比上升以及國企貸款占比上升，是中國經濟增長因為外力沖擊放緩的結果，而不是原因。 未來幾年中國經濟仍可維持5%甚至更高的增長，仍然是對全球經濟增長率貢獻最大的國家。
林毅夫指出，改革開放初期，國有經濟在整個經濟中占比將近100%。改革開放後，民營經濟發展非常快，占比從「基本沒有」到2008年提高到將近75%。產權理論者認為，民營企業效率高，國有企業效率低，因此，把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歸因於「國退民進」。
2008年以後尤其是2013年以後，中國經濟增速持續下滑，伴隨著國有經濟比重上升、民營經濟比重下降，產權理論者認為，民營經濟占比下滑導致了中國經濟增速放緩，而民營經濟占比下降是因為受到了政策的壓制——因為中央提出要做大做強國有企業。同時，民營企業獲得的貸款在整個銀行貸款的占比也在不斷下滑，這使得產權理論者更加相信，中國經濟的持續下滑是政府的政策導向造成的。
林毅夫說，這些觀點聽起來似乎有道理，從數據指標來看也能獲得支持。但實際上，國有企業在經濟中的占比上升以及國企貸款比重上升（或者說民營企業占比下滑），是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結果，而不是原因。
他解釋稱，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後，主要經濟體增長普遍放緩，絕大部份的發達經濟體至今仍未恢復到危機前的增長水平，國際貿易增速比世界經濟增速下滑得更多，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中國的出口部門，也就是民營企業的優勢所在，這又進一步影響到了就業、消費和企業的投資意願。
「在這種狀況之下，政府當然必須采取一些逆周期的措施去做一些啟動投資、穩定經濟的作用。」林毅夫說，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2008年的4萬億政策，在大規模的政府投入下，中國高速公路裏程從2008年的6萬公裏增加到2012年的9萬公裏，到2022年增加到17.7萬公裏；高速鐵路裏程從2008年的1000多公裏提高到現在的超過45000公裏，占全世界的70%以上。此外，4G、5G等基礎通訊設施也是政府投資的重點領域。
「這些大的計畫當然是國有企業做，而且又是關系到基礎設施，更是會由國有企業來做，國有企業做這些計畫當然要跟銀行貸款，所以（國有企業）銀行貸款（占比）增長。這基本上都是因為經濟下滑，民營企業受到影響，然後（政府）為了穩定經濟增長所做的措施。」林毅夫說。
他強調，這些措施也利好民營企業。「如果政府不去做這些逆周期的措施，那民營企業的比重就會高一點，這一點是沒錯的。但是，可能民營企業會比現在更難過，原因是做這些大的基礎設施計畫，要鋼筋、水泥、平板玻璃等等，那都是以民營企業為主生產的部門，給民營企業創造了需求。」
「我們要把這個澄清，我們的政策同樣還是‘兩個毫不動搖’，既要毫不動搖地做大做強國有企業，也要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民營企業的發展。現在發改委設了一個民營企業局，來支持民營企業的發展，來支持我們國家對民營企業支持的政策，在這一點上我想對恢復民營企業的信心有幫助。」他說。
林毅夫指出，就今年而言，從外部環境來看，全球經濟增長依然乏力，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預測，美國經濟2024年增長2.1%，歐元區和日本分別長0.9%。
「在這種狀況下，我想今年的外部環境、出口環境同樣會不好，受到影響最大的還是民營企業，投資意願和就業也會受到抑制。」他說，因此，無論是恢復民企信心還是針對整個外部經濟的下滑，我們仍要繼續采取一些逆周期政策，包括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靈活適度的貨幣政策，從而實作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5%左右的增長目標。
他還指出，中國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有人多的優勢」、「有大國市場的優勢」、「有產業配套齊全的優勢」。「另外，我們85%還是傳統產業，還有後來者優勢，並且我們有非常好的通訊基礎設施，有很好的數位經濟基礎，還可以進行數位化改造。這樣的話，產業技術升級的空間就非常大。」
「所以我個人認為，在整個國際經濟都處於下滑周期、疲軟周期的時候，我們還可以維持5%甚至更高的增長……中國還是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最大的國家、機會最多的國家。」林毅夫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