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查閱資料的過程中，我偶然想到一個問題，雖然有些血腥和震撼，但我認為值得深入探討。據中國人口史統計，公元300年左右，西晉的人口數量達到了3500萬，其中內遷的少數民族人口數量不超過500萬。然而，在永嘉之禍後，神州陸沈的50年裏，華夏大地上的人口數量銳減到了約2700萬，其中外族人口從500萬減少到了400萬，損失了約100萬人，而漢族人口從3000萬減少到了2300萬，損失了約700萬人。
內遷的外族之間也存在激烈的相互殺戮，然而令人疑惑的是，為什麽這少數的外族能夠控制北方漢人？為什麽在五胡亂華時期，漢人之間的團結如此之弱？歷史人類學家王明科在【華夏邊緣】一書中提到，民族是想象的共同體。這裏的「想象」並非虛構，而是群體形成共同認知的過程。以一個出生在魏晉時期中原小地主家庭的人為例，他從小學習漢語，書寫漢字，掌握農耕技術，偶爾閱讀儒家經典。當他與身邊的人聚在一起，發現彼此有如此多的共同標簽時，他們就會產生認同感。而且，他們相似的地方越多，這種認同感就越強烈。這些標簽涵蓋了習俗和文化兩個維度。
習俗是具體、可執行的行為，如山嶽會斷發紋身，拓跋、鮮卑會編織頭發。這些行為操作簡單，因此執行成本很低。而文化則是比較抽象的概念，包括諸子百家的思想、詩詞歌賦的規律、雕像建築的形制等等。由於學習這些事物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因此執行成本非常高。在習俗與文化之間，存在一些內核抽象但又能被具體表現出來的事物，例如節日。自漢代以來，每逢春節人們都會放爆竹。這是一種具體的行為，每個人都可以做到。然而在這個行為背後，卻有著為什麽要這麽做的深層原因。
各民族為了突出自己的獨特性，往往會采取一些與周邊其他民族不同的行為。像山嶽、拓跋等實力較弱的民族，只能采用低成本的習俗如斷發、紋身、編織頭發等來區分自己。而華夏大地地域遼闊，氣候條件差異大，各地百姓習慣各異。例如，中原人民在農耕時需要保持規矩，否則會損害秧苗，因此難以產生舞蹈。而北方人民有較多的自由時間，面對廣袤的草原，更容易產生歌舞。為了治理嶺內民眾，一些如善歌善舞等習俗標簽被淡化。因此，漢民族的共同標簽在文化方面更為突出。
自兩漢、魏晉以來，中原王朝將周邊外族遷入內地，使他們的生活方式由遊牧逐漸轉變為半農半耕。這些外族在內地交流不便，因此使用漢語作為共同語言。同時，由於沒有文字，他們在釋出命令時只能使用漢字。隨著時間的推移，漢文化的標簽逐漸增多，使他們最終完全融入漢族。舉個例子，曾經在東北地區稱雄的烏桓，被遷徙到內地後實作了完全同化。總的來說，民族是一個基於共同標簽的想象共同體。這些標簽分為習俗和文化兩個維度。
習俗是具體的行為，執行成本較低；文化是抽象的概念，執行成本較高。如果一個民族想要擴張領地，必須減少習俗含量較高的標簽；而如果一個民族想要吸收其他民族，必須增加本民族文化含量較高的標簽。但觀眾可能會問，如果某外族在加入華夏後既學習中原文化又不減少其習俗含量較高的標簽，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那他們豈不是可以既依靠本族的力量武力壓迫中原百姓，又可以利用華夏的旗號消除中原百姓的防備心嗎？從五胡16國的歷史行程來看，那個向西擴張並最終覆滅的匈奴，其背後的驅動力是建立偉大基業的理念。這個理念也深深影響了與匈奴生活方式相近的羌族，使他們也加入了這個事業。
同時，匈奴還以漢國的名義來迷惑中原的百姓，從而占據了華夏的半壁江山。然而，盡管匈奴政權在文化上的普及加深了遊牧民族之間的割裂感，但趙國的君主石勒在總結匈奴政權覆滅的原因後，開始學習中原的文化，過中原的節日，以此增強漢文化含量較高的標簽。他的目的不僅是為了穩住漢人，而且希望國內能傳播更廣的外來宗教，建立起統一的狐族認同。如果結合這些措施，胡族文化含量較高的標簽會逐漸增加。
在這種情況下，漢民族就有可能被這個新構成的狐族同化。然而，石虎作為截胡號召的第三任國主，他自作聰明，帶頭穿著奇裝異服，給狐族國人特權，大力推廣外來宗教。這些行為加上其他因素的影響，引發了國內漢人的強烈不滿，最終導致整個羯族幾乎被屠戮殆盡。說了這麽多，外族統治者為了團結本族人民，會給自己放入一些本民族特有的標簽。理論上這會帶給漢人百姓的認同感低於中原正統王朝。但為什麽漢人百姓不能團結一致，擊敗胡蘆，恢復中華呢？我認為這是由於中原王朝的統治階層、士族階層與百姓之間的生活差異太大，導致數量龐大的漢人平民產生了民族認同危機。
自黃巾起義爆發以來，天下離亂近百年。直到公元280年，西晉滅吳，黎民百姓才終於迎來了和平的曙光。然而，司馬炎在統一天下後開創的太康之治局面，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奢靡生活，不惜公開買賣官爵，所得錢財全歸個人。這種行為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不公和漢人平民的民族認同危機。私隸的校尉劉意補充說，昔日漢桓帝、靈帝賣官，所得財物歸國庫所有，由此可見，陛下在這方面的做法恐怕連桓帝、靈帝都不如。這種現象在朝中大臣中表現得尤為突出，他們爭相效仿。
例如，太尉和曾每天的夥食費高達萬錢，他卻抱怨沒有地方可以放筷子。棋子和邵更是沈迷於奢侈消費，家中有很多上好的衣物，因為穿不過來，被蟲蛀咬破後扔掉了。貴族們過著極其奢華的生活，甚至到了一種錢財太多花不完的地步。他們炫富鬥富，比如石崇、王凱等人，一言不合便砸碎貴重寶物。然而，與此同時，百姓們卻生活在極度困苦之中。農民每天辛勤勞作，遇到豐年勉強維持溫飽，一旦收成不好，便面有饑色。如果碰上大旱等災異，米價飛漲，他們不得不以草根樹皮為食。這種情況導致廣大百姓或者成為路邊的餓莩，或者淪為達官貴人的家奴。
由於邊戶的大量減少，國家不得不將塞外諸部遷入內地，以彌補勞動力的不足。胡人與金人同為底層勞動者，都要受到地方官吏和貴族的壓迫，因此反而產生了同病相憐的感覺。在災荒嚴重時，榮禁病困。為了謀生，各族人民不得不背井離鄉，跑到金域等州去尋求食物。洛陽的亭台樓閣壯麗無比，一度萬頃的美食佳肴誘人至極，流光溢彩的四尺珊瑚炫目奪眼。然而這些都不是胡人和普通人的貴族所能享有的。
他們只能享受著安定富足的生活，而底層的平民百姓卻不得不為填飽肚子而四處流浪。這種幾乎割裂般的體驗終於使一些人產生了疑惑：那些吃穿不愁的達官貴人和同樣為活命而奔波的底層胡人，到底誰才算是自己人？夏桀曾把自己比作高高在上的太陽，飽受壓榨的百姓便高喊道：「你這個太陽什麽時候滅亡？我們願和你同歸於盡。」晉朝時期，漢人百姓的心態其實是非常復雜的。當祖逖率領北伐軍隊經過中原地區時，這些地方的百姓紛紛歸附，這並不僅僅是因為祖逖的車馬同行，而是因為他對待老弱病殘的態度，以及他與士兵分享藥物和糧食的行為。這顯示了祖逖的仁慈和關懷。
同樣的，劉裕在北伐時能夠得到北方百姓的熱烈支持，也是因為他關心民間疾苦，對百姓寬仁，對將士厚賞。這種公平胡公正的態度贏得了人民的支持。孔子曾經說過，「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這句話的意思是，人們最擔心的不是物質貧乏，而是分配不公；不是貧窮，而是不安定。因此，漢人豪強貴族與平民百姓之間的差異，甚至超越了不同族屬之間的差異，這可能是漢人百姓不能團結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