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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毯先生】撤檔再映,寧浩說,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執念

2024-03-20影視

在電影生涯初期,寧浩得益於劉德華的扶持,多年後為他量身定做了電影【紅毯先生】。(受訪者供圖)

經過兩次改檔後,2024年3月15日,電影【紅毯先生】重新上映。三天過去,這部電影僅有1.1%的排片,總票房依然沒有突破九千萬。

2月16日大年初七,【紅毯先生】宣布結束競爭激烈的春節檔。公映的七天內,該片僅收獲票房八千多萬,占春節檔總票房的1%。

【紅毯先生】不是一部典型的寧浩風格電影,它沒有誇張的啼笑皆非,沒有喧鬧的場景和台詞,也沒有花樣翻飛的剪輯技巧。相反,這一次寧浩選擇了極簡主義美學,全片只有不到400個鏡頭。故事的主角是劉德華飾演的香港明星,他在遭遇了一系列荒誕事件之後,終於懂得了溝通的意義。

片方在聲明裏說,這是一部關於溝通的電影,因為有觀眾的參與變得完整。遺憾的是,它卻沒有更好地抵達觀眾。

截至目前,寧浩已經完成10部長片的拍攝(其中一部還未上映),其中【瘋狂的石頭】開啟了國產小成本喜劇的浪潮,【心花路放】是上映當年最賣座的華語片,【瘋狂的外星人】曾登上同年票房前十的榜單。他和朋友合夥成立的壞猴子影業,多年來扶持了包括路陽、文牧野、申奧在內的諸多青年導演,作品一再重新整理中國電影票房數據。

寧浩卻更想走一條中間路線:他希望自己的電影既可以有個人表達,也可以被觀眾接受。「我希望他們能夠看明白我的電影,但是首先我要把自己的東西找到,否則我和大家聊什麽呢?」

2024年1月底,在排山倒海般的宣傳工作期間,寧浩接受了南方周末記者的專訪。

沒有經歷過別人的人生,怎麽能理解他人的處境?

南方周末: 為什麽想到拍【紅毯先生】這個題材?

寧浩: 我一直以來都在尋找跟劉德華合作的機會,因為眾所周知的機緣,他是我電影生涯當中比較重要的貴人,在【無人區】的時候就想請他,但是當時時間對不上。我平時拍的都是城市藍領氣質的人,跟他有點難對味,所以我就在想,如果他演一個香港明星,這樣可以把他拉回到現實主義語境當中來處理。

另外,我也一直在思考短視訊時代,電影應該拿出一個什麽樣的東西來。短視訊有很多很真誠的表達,農民就展示農民的生活,工人就展示工人的生活,很生動。那些部份都是電影應該學習的,這時候你再去演繹一個假的,可能還不如那個真的。

南方周末: 主人公劉偉馳的人物設定和現實中的劉德華高度貼近,他接演時有顧慮嗎?

寧浩: 角色就是角色,藝術雖然來源於生活,但絕對不是生活的復刻,它一定要戲劇化地去表現生活。劉偉馳身上的一些特質,比如認真、完美主義、十分努力,這些確實是大家對劉德華的認識,我只需要保留這些就夠了。在這個基礎上去延展,現實和戲劇的擦邊球真真假假,會蠻有趣的。

南方周末: 你怎麽理解劉偉馳的復雜之處,比如虛偽或不夠真誠的地方?

寧浩: 劉偉馳就是一個身處高位而拒絕溝通的人。這個電影主要講的就是溝通的問題,很多身處高位的人都有這方面的障礙,也許是因為很難換位到別人的角度去思考問題。我們觀察這個世界,總是以自己為主體的,沒有經歷過別人的人生,怎麽能理解他人的處境?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執念,就是「我執」的部份。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成長路徑,都認為自己是成功的,即使生活得不那麽如意,但總是要暗示自己還不錯。可是當過分肯定自我的時候,肯定就會覺得自己的路徑是對的,產生所謂的路徑依賴,形成我執,讓我們無法體諒另外一種人。木匠有木匠的執著,鐵匠有鐵匠的認識。尤其不幸的是,萬一還真的成功了,比如劉偉馳成了明星,這種執念會變得更加強烈,仿佛只有自己才是對的,別人都是錯的。

一個人生活閱歷越豐富,就越容易產生執念,年紀越大越如此,執念會產生偏見,往往比較有話語權的人越容易如此。

南方周末: 你自己平常會有這種和人難以溝通的感受嗎?

寧浩: 在某一瞬間都會有。我覺得人跟人真正能溝通是一個小的、短暫的部份,一個階段或某一個點大家可以溝通,但是很難持續。因為大家都是獨立的個體,都有自己的視角、自己的成長、自己的認識。

南方周末: 你的很多電影都表現了人因狂妄自大而付出代價,為什麽喜歡講這樣的故事?

寧浩: 人類只會死於狂妄。我執下一步就是狂妄,可以說每一個人都具備這種潛質和特性。劉慈欣的【三體】最後,人類整個滅亡了,就是體現了這個道理。人類陷入了這樣的情緒中,覺得自己是萬物之靈,掌握一切,想幹什麽就幹什麽,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南方周末: 你在電影裏展現了劉偉馳遭遇互聯網的討伐,他的一些言行被網路放大,最後無法收場,你對這樣的網路生態怎麽看?

寧浩: 這種現象現在外化了,但原本就隱藏在各個角落,從小到大,我們不是沒見過吵架,原因和當下互聯網的爭論也沒有區別。只是網路是一個更大的公共平台,會把很多聲音放大,大家在網路上尋找屬於自己的社群,不同的社群有自己的共同價值和共同利益,我們要捍衛這些東西,但又無法將資訊收集得非常全面,就會情緒化地探討問題。

這可能不是創作者需要面對的問題,是所有的社會生活在改變。這也不是中國的問題,是全世界的問題,人類都在面臨網路新技術帶來的種種狀況。

【瘋狂的石頭】成為當年小成本喜劇的黑馬。(資料圖)

希望留給觀眾參與和思考的縫隙

南方周末: 創作有路徑依賴嗎?怎麽擺脫?

寧浩: 也有。盡量去新的領域,因為你每次到新領域的時候就發現自己啥也不懂。

南方周末: 在你的職業生涯中,有什麽節點曾明確想要擺脫路徑依賴嗎?

寧浩: 【瘋狂的石頭】是一次。我的頭兩部電影幾乎都是長鏡頭,節奏也相對較慢,我管這樣的電影叫「400鏡」電影,用400個鏡頭拍完。【瘋狂的石頭】是我想要探索生活之外的東西,做一部比較躁動、比較搖滾的電影。

【心花路放】也是一次改變,當時想用一種相對輕松、不那麽藍領的表現辦法去試一試。希望比較松弛,也講故事,但不用那麽較勁。我總是希望能夠留給觀眾一起參與和思考的縫隙,那樣會顯得作品民主一點,可以讓大家去想自己的認識。如果太過粗暴,那就不是交流了,是單向輸出。其實從那個時候,我就想嘗試能不能把輸出變成交流。

南方周末: 你很看重作品的交流性?

寧浩: 對,觀眾能夠參與。就像有些人經常問,(【紅毯先生】裏)那只豬代表什麽,我會說,你覺得它是什麽?你覺得它是什麽,比我覺得它是什麽重要。

南方周末: 【紅毯先生】的風格與你以往的電影有區別,只有不到400個鏡頭,為什麽這麽做?

寧浩: 我想再去探索,試試不同的東西。我對特別喧鬧的東西有點厭煩了,想回到早期,比較簡單地去闡述一個事情。內在的東西才是我感興趣的,我不再想用復雜的東西去掩蓋它,盡量簡單一點。我對極簡的美學很喜歡,希望用最少的語言去表達更豐富的內容。

南方周末: 你會擔心觀眾說這已經不是我認識的那個寧浩嗎?

寧浩: 沒關系,寧浩有多個面向,你可以嘗試認識另外一個。很多時候,藝術家在一件作品獲得認可後,大眾就很容易把你歸為一類。從市場的角度,這確實是對的,但是作為搞藝術的,肯定還是希望探索新的領域,否則為什麽要做這件事?我還是希望滿足我對這個世界的認識和求知欲。成功確實罕見,像是黑澤明,他變出了一個新的黑澤明出來,很少有人可以像他這樣,但總還是要試試吧。

南方周末: 現在很多電影人抱怨沒有好的故事可以拍,你怎麽看?

寧浩: 我一般同時會寫兩個故事,找到一個好故事並不是問題。但我並不覺得故事是最重要的事情,電影是一套綜合的語言,甚至表達的觀點都比故事本身重要。

我甚至認為故事不屬於電影,故事屬於戲劇,或者屬於文學,屬於敘事類小說,甚至最好的小說也未必依賴於故事。比如【教父】,這個故事有多麽蹊蹺或偉大嗎?就是一個普通的黑道家族的故事,甚至不少在展現家庭生活,但如何看待這件事的視角和深度,背後體現出的民族性,以及它的拍攝手法,才是決定這部電影成色的東西。

拍電影去抓一個故事並不難,但是這個故事能夠表達什麽觀念,這個反而是比較難的。就好像當代藝術,走到最後就是觀念,這個觀念是不是有價值。所以我更看重的是觀念以及語言。

南方周末: 你找到屬於自己的語言了嗎?

寧浩: 我是一直在探討語言,希望自己能在兩種語言中找到融合。東方式極簡主義的部份,北野武很有代表性,對我來說很親切,但我還是希望可以在電影中保留運動的部份;波蘭斯基的運動方式就是我很喜歡的,我在努力保持平衡。有時候我也會尋找一些微調,比如有段時間我很喜歡荒誕主義的敘事,也會在我的電影裏加入這部份的元素。

南方周末: 你的電影裏經常有荒誕的部份,怎麽理解這種無序的荒誕?

寧浩: 我相信「人不勝天」,我不太相信一個人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面對龐大的命運,人是無可奈何的。我對「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這樣的結局總覺得很奇怪。因此,生活總會有一些突如其來的荒謬,它會打亂規律,讓人感到命運的不可控。

【瘋狂的外星人】劇照。(資料圖)

我不是一個追求高票房的導演

南方周末: 你從2000年初開始從事電影創作,這二十年來,中國電影產業發生了極大的變化,身處其中,你最大的感受是什麽?

寧浩: 和其他很多產業一樣,我們用很短的時間建立了別人需要很長時間建立的市場,在快速的膨脹過程中,很多矛盾都是集中爆發的,顯得非常熱鬧,眾聲喧嘩,還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標準。感覺一切都是快進的,一種電影剛剛成形,另外一種新的型別就出現了,新的型別還沒有特別成熟,又要被淘汰了,真的是應接不暇。用現在的話說,真的是特別「卷」。

南方周末: 你的很多電影票房都不錯,但你似乎更在乎表達層面的東西?

寧浩: 我不是一個追求高票房的導演,【瘋狂的石頭】當年才獲得2000萬票房,【瘋狂的賽車】也就是一個億左右,這些現在看都不算高票房。當然並不是說我不考慮觀眾,我希望他們能夠看明白我的電影,但是首先我要把自己的東西找到,否則我和大家聊什麽呢?

南方周末: 你如何平衡自己的作者性和市場的關系?

寧浩: 我覺得就是要本著對自己和觀眾的雙重尊重。其實還是有一批導演在走中間路線的,在美國這樣一個高度市場化和工業化的地方,沒有給藝術電影留特別大的空間,但是還會出現【窮街陋巷】【出租車司機】這樣的電影,後來也有科恩兄弟、昆汀等人的出現。他們都在尋求一個平衡點:既有個人特質,又能尊重觀眾。

至於要以(歐洲)三大電影節為標準,那是另外一個路徑了,這類電影追求意識形態和美學層面的探討,並不追求滿足觀眾所需要的娛樂,所以現在基本上都是小成本電影。這類電影的成本一定要控制得非常精確,才能夠在藝術片市場回收。不得不說,以前那些投資比較大的藝術片的空間是越來越小了,這是我們面臨的現狀。

對我來說,我沒有故意要走哪一個路徑,我們的市場和好萊塢不完全一樣,和歐洲更不同,我只能在中間找一些平衡。

南方周末: 你怎麽看待影片的成本問題?你更偏向大體量的電影還是有意識地控制成本?

寧浩: 我不太追求特別大體量,當然也分題材,比如做外星人的故事,那沒有辦法,就需要特效。我當時做【瘋狂的外星人】,實質還是要加入本土文化的色彩,不是一部我們想象中的外星人電影,我得考慮自己的特色是什麽。這其實有些矛盾:到底是要奔票房,還是文化表達抑或導演的藝術追求?這也面臨一個取舍問題。

南方周末: 你是否擔心受制於各種因素,自己的表達不夠充分?

寧浩: 只要每一部電影都有我真正想表達的東西,就是可以的。所謂的充分,其實都是在一定條件當中的,比如你拍小成本電影,沒有內容上的羈絆了,卻有成本上的羈絆,它也是有邊界的;大成本的制作自然也有其他的羈絆,會受制於它的公眾影響力,也會受制於財務因素。我們都是在各種平衡中去尋找可能性的。

南方周末: 你當年花三萬元拍出【香火】,鼓勵了很多年輕人用極低的成本拍片。現在來看,這是當時拍攝最好的方式嗎?

寧浩: 是我力所能及的方式。每一個時期都有自己的方式,現在如果是為了進入行業,方式是多樣的。現在我們有互聯網,有網路電影,有各種各樣的形式和載體,並不見得非要走前人的道路。

今天可以走的路徑還蠻多的,你拍一個非常好看的短片,也會被看到。今天太難埋沒一個人才了,只要你有才華,大家都能看到,而且很快就會被挖掘出來,支持你創作。

南方周末: 你如何看待現在大家對年輕導演的期待?壞猴子挖掘了不少年輕導演,你是怎麽考慮的?

寧浩: 我蠻簡單的,我也是這個水塘裏的一條魚,當然希望整個生態都是健康的。曾經有一段時間,各種各樣的資金都湧進行業,各種各樣的人都想要拍電影,我覺得有些奇怪。但我們也應該去支持更專業的電影人,讓他們成為行業的主導,這個市場才能更加有規律。我正好夠得著的導演都是一批專業院校畢業的人,那我就去支持他們。但多樣化沒有什麽不好的。

南方周末記者 余雅琴

責編 李慕琰